摘要：本文作者过定和女士，无锡八士桥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毕业于高级护校，献身护理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来台后，执教于台北护专，并任实习主任，春风化育，桃李满门，为学生所爱戴。退休后，举家迁居美国洛城，已十余年。文中所述普仁医院，为我锡邑早年最具规模之现代化医院

忆无锡普仁医院 （作者 过定和）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过定和女士，无锡八士桥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毕业于高级护校，献身护理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来台后，执教于台北护专，并任实习主任，春风化育，桃李满门，为学生所爱戴。退休后，举家迁居美国洛城，已十余年。文中所述普仁医院，为我锡邑早年最具规模之现代化医院，也为我乡早年医学现代化之标杆；负责人院长李克乐博士，为美籍传教士，仁术济世，誉满全县。本文虽为作者怀旧之作，但文中散放着浓郁的故乡情、温馨的师生缘，以及慕亲思亲的真情至意。因限于篇幅，本刊将分期刊登。请读者慢慢品赏。

（一)

自从1978年偕外子田兆霖由台北移居洛杉矶迄今，已将近十五年。异乡作客，总不免时时怀念故国故乡。由台北无锡同乡会所刊行的《无锡乡讯》，便成了最解我们乡愁的无上妙药。感谢在台乡亲的盛情，十余年来，由航空邮寄的《无锡乡讯》从未间断。总想有所回报，却始终想不出如何回报的方法，最近看到有一位乡长在其大作中提到普仁医院，才使我想到就以普仁医院和它附设的护理学校为题，不就是一篇很好的题材吗？因此不计文字工拙，为《无锡乡讯》提供了这篇稿子。

我是在民国廿一年（1932）考入普仁医院附设的高级护理学校而于民国廿五年（1936）由该校毕业的。毕业后留在普仁医院工作直到民国廿六年（1937)年底。由于抗战爆发，我便离开故乡，投身于红十字会的战地医疗队，希望以一己之力，能对祖国抗战大业略尽绵力。其后辗转于陕西、四川、贵州各地，一直都是在医疗界服务，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在南京中央医院担任了不到三年的供应室负责人。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迁台，我和外子也先后到了台湾。抵台之后，先在省立台北医院工作，其后转任省立护校（后来改为护专）教职，指导学生实习，直到1972年才由护专退休。抗战期间，由于物资缺乏，因而在我所经历过的红十字会医疗队、贵阳省立医院、乐（山）西（昌）公路卫生站、成都公立医院、重庆中央医院，没有一处比得上无锡普仁医院。就在来台之后，辅导学生实习所去过的医院，和普仁医院比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方面，似乎也相形见绌。因而每一思及自己在无锡的母校，一方面深以为荣，一方面也为自己能有机会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护校称幸。

无锡普仁医院由美国基督教会所创办，其目的是经由行医来传播基督教义。大部经费来自美国基督教徒的捐献，但无锡乡绅如杨翰西先生一些家道殷实而又热心公益者也有相当的贡献。医院的英文原名直译是圣安德鲁医院（St. Andrew’s Hospital)，院长、副院长、护校校长，都是美国传教士而又是医生或护士。他们极具爱心，而又忠于职守，所以很能赢得当地人士的尊敬。

院址在无锡南门内，距离南禅寺很近。全院一共有一百多张病床，内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喉科都有，各种医疗设备也十分新颖齐全。那时无锡还没有专设的传染病院，所以各种传染病患者也一概收容。但由于当时医院的消毒技术与隔离措施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在护校受训和在医院工作那一段时间内，从来没有发生过医院工作人员或住院病人受到传染病感染的事情。

医院大门口有一个看门人，每天看望病人的时间是下午二至四时，其他时间，非病危患者家属不得进入。由于医院执事人员对病人十分尽心尽力，所以病人家属对医院也就有了信心。除了在规定探望病人时间赴院探亲之外，从不要求破例。因此医院中十分安静，不仅病人可以充分休息，医护人员也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只要按时巡视，按时给药，按时给予适当而必要的护理就行了。

（二）

院长李克乐会说一口无锡土话。他为人风趣，对人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客气。那时候不像现在分科分得那么细，所以他内科、外科都看，而且外科手术做得很好。他每天上午八点钟准时到病房巡视，后面跟着一批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或东南医学院毕业的住院或实习医生。他除了了解病人情况，应乎需要改变处方或治疗之外，兼作临床教学。他对每一个住院病人都看得很仔细，如果认为那一个病人的病情已经不需要继续留院诊治，便一定要他出院，以便空出病床给旁的病人人院之用。相反的，尚未痊愈仍需留院者，则不准他出院。如果病人不肯听话，则必须先填具“自动出院志愿书”才能离院。

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医德卓越，当时无锡人把他敬若神明。即令患者不幸死亡，病人家属也会觉得已经请李克乐大夫看过，依然不治，就只有听天由命。甚至有些死者家属在讣闻上谎称“经李克乐大夫诊治无效”，他在无锡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他非常重视护理工作，认为病人的安危有一半要看护理的绩效如何。那时消炎药和抗生素尚未发明，伤寒病无药可治，死亡率极高。所以，他常说伤寒病能否痊愈，全看护理工作之良否。

医院的事务部门用人很少，但效率极高。主其事者是我的一位族叔过定祯，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每天带着拍纸簿和铅笔在医院中到处巡视，看到任何需要处理的事务，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分别交代有关员工立即处理，医院任何部门有什么需要，只要口头提出,很快就可以解决。不像现在医院，办一点小事,要一点东西，都得填表盖章，最后还是白忙一阵。

医院里雇有长期木工、水电工，小规模修缮工作，自己完全可以处理，不需假手外人。各部门日常用品，每周定期领用。只要主管在领用簿上签个字，派个工友去领就行了。每月员工薪俸，不需自己去领。每逢月尾午餐时间总务处就会派人把薪俸送交每一位受新人员。受薪人员只要在他自己名下签个字就完成了手续。整个医院由于管理得法，就像一部效率良好的机器，大齿轮带动小齿轮，经发动，全部机器都会顺利运行。

过定桢为人和善可亲，我从未见过他对任何人有疾言厉色，是一位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全院同仁对他都十分尊敬，我白然也不例外。他的岳父是一位眼科医生，他们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充满了爱心，我在抗战初离开无锡之后，还时常怀念他们。1990年回乡探亲，还希望能够和他们重逢，但所得消息，却是他岳母和他太太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不堪折磨，而跳楼自杀了。据悉他本人倒还健在，目前在北京和他孩子们同住。我回乡之行，未能见到他，深感遗憾，而每一思及像他这样一个心地善良、行为端正的仁人君子，竟然惨遭如此恶劣的命运，便不禁潸然泪下。

因为护校是医院附设的，所有行政事务概由医院处理。教室便设在一幢头等病房的三楼上，宿舍在另一个院子里，实习场所就是普仁医院。

六十年前，国人对护理工作的重要性还不甚理解，甚至对护理工作还有若干歧视，无锡人自然也不例外。当年我决心报考普仁护校的时候，先母最初并不同意。后来由于我的坚持，她才终于让步，不再阻拦，但是她训示：“要有始有终，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入校后，我曾遭遇到许多学业上和工作上的困难，几乎不能坚持，但每一思及母训，便只有咬紧牙关，继续攻读，直到毕业。

毕业之后，一直到由护专退休，将近卅年，我始终辛勤而又执着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从未因为任何艰苦遭遇或不利的环境，而感到当初选择这项职业的不当。相反的，由于医护工作是一项济世活人的神圣工作，每逢自己能够竭尽所能，为一个矿工病人保全了一条已经预定切除的大腿，或者为一个患长期肺病的警员向教会争取到足够数量、刚刚上市又价格昂贵的肺病特效药，心灵上所得到的安慰，真不是言语所能尽其万一的。尽管事过境迁，但在接受我建议而改变切除手术设计的医生告诉我说“那个矿工，已经病愈出院”时，他脸上所带的笑容，以及在出院后，那个警员写给我的一封近乎忏悔书的长函，都还生动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那封长函，本来应该保存下来做个纪念，但因为其中有许多话，涉及个人隐私，不便留传，因此看过之后，便把它销毁了。

（三）

抗战八年之中，先祖母及先父先后去世。抗战胜利之时，我还在重庆中央医院工作，外子则在美国就读于指挥参谋大学。与家中取得联系之后，才获悉当时情况，先母亦已患病，渴望我早日回乡。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想，但以那时后方交通状况和我个人经济情况而言，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只有竭尽所能，把我每月所得薪金除了膳食费用之外，悉数寄回无锡八士桥家中，希望这戈戈之数，多少能稍解家中困境，而有利于先母的痊。每次接到舍妹来信，提到先母对我的思念之情，便不禁热泪盈眶。但还一直希望等后方交通情况转佳，外子由美返国之后，还能一同返乡，略尽孝道，以报先母的抚育之恩。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先母便已仙逝，使我这美梦成空。等到民国卅五年（1946），外子由美返国，我也由重庆回到南京，辗转返回无锡故里的时候，家中只剩下六妹和两个幼弟，先父、先母都只有放大的照片，“音容宛在”了。这件事要算是我生平最大的憾事，多少年后，每一想到我终身从事护理工作照顾过不知多少病人，唯独对于自己亲生父母却未能一展所长略尽孝道，依然愧作不已。

我们护校的学程是三年半，入校后，第一学期是试验期，在这段时间，学校一要观察学生的性向和课业成绩，如果学生本身确实有兴趣而成绩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成为正式学生。第二学期，除上课之外，还有实习。开始实习之前，还有一次庄重仪式，我们称之为加冕典礼。在典礼中，校长亲自为学生戴上护士帽。这项安排，在学生心理上的作用是很大的，它足以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荣誉感与责任感。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同学在实习期间犯了错误，被处分“脱帽实习”，竟然演变成了一次全校同学罢实习的风波。这顶帽子，在学生心目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们的实习制服是蓝色单旗袍外加白色背心。学校发给每一个学生六件蓝旗袍、九件白背心，这个数字是让我们每周六天，每天都有干净旗袍换穿，由于白背心穿在外面，更易遭污染，所以另外加发三件。医院里设有洗浆房为我们清洗衣服，我们只要把要洗的衣服，不管是制服还是私人服装，填好单子，放在属于自己号码的污衣袋里，留在自己宿舍房门口，舍监就会带着浆洗房工人来点件取走。洗好烫好之后，分别放回每一个学生的床上。床单、枕套，也是由学校供应的，每隔一周宿舍工人便将清洁床单分发到每张床上，由学生们自己把床单换好，把待洗的床单放在宿舍房间门口，等浆洗工人把它收走。

我们学校并没有校服，也没有校徽，但由于日常穿着特别整洁，走到街上，路上行人一望而知我们是普仁护校的学生。

前面提到护士和护生的宿舍，是在医院之内，另一个院子里，有一道黑门，和医院相通。院门之内有一条有顶棚覆盖的走廊，直达宿舍门口，因此即令是逢到下雨，走廊地面也不会淋湿而弄脏我们所穿的白色鞋子。院内的花草树木都有专人负责修剪维护。三幢西式洋房有两幢分别作为护士或护生宿舍，还有一幢是校长住宅。每幢洋房都有阳台，所有门窗都有纱门或纱窗，所以室内不需再用蚊帐。室内地板清洁光亮，卫生设备齐全，淋浴室内每天都有热水供应。这是当时无锡一般家庭未之前闻的。护生每两个人合住一间房，每人一张铺着厚厚床垫的钢丝床，另外还有一个镶着镜子的五斗柜，一个床头柜，两个衣橱。床铺由学生自理，地板则由工人每天擦拭。住宿环境可以说是十分舒适，但校方对我们生活习惯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校长和舍监每天都要到学生宿舍检查清洁，其中心思想则是护士本身如果不能做到整齐清洁，必然无法帮助别人养成卫生习惯，因此不得不严格要求学生在学校内就把基础打好。

我们的伙食十分精美，早餐吃稀饭，有四碟精致小菜。上午九十点钟有一顿点心，般都是面包、蛋糕、鸡蛋、牛奶、肉丝或虾仁白菜烂糊面等，轮流供应。我们七点钟上班给病人做晨间护理，九点钟在医院里的小教堂为病人祈祷之后，便可轮流回宿舍吃点心。中饭晚饭八人一桌，有七菜一汤，除一两道素菜外，其他都是鸡鸭鱼肉，如果其中有人不喜欢某一菜肴，只要征得全桌同意，就可以叫工人到厨房去调换当日厨房准备好的其他菜肴。餐桌上每个人的餐具，有大小碗各一个（大的用来盛饭，小的用来盛汤），红白色筷子各一双（红的用来夹菜，白的用来进食)，另外还有一个小盘子用来装由大盘子中夹来的菜蔬，和一把汤匙。

在这种良好营养和卫生环境之中，度过了第一个学期。头一次回家，家母事先并不知道，在大厅上看到我的时候，最初的印象，便是我突然长高了许多，几乎和离家入校时判若两人。而我呢，也已经不大能适应家中环境，而觉得到处肮脏，吃饭的时候，每人只有一双筷子，实在不够卫生了。

（四）

在护校宿舍中，我们也养成了轻声说话和在开关门窗时避免造成过量的噪音，以免破坏整个环境宁静气氛的习惯。休假日如不外出，我很喜欢在宿舍阳台上，静坐看书，晒晒太阳，织织毛线。每逢校长弹琴，我更可以沉醉于悠扬动听的琴韵之中，几乎分不出人间天上。此情此景，至今思之，犹有余味。

冬天，我们宿舍没有像医院中所装设的暖气设备，但在客厅中央有一个火炉。休息时，同学们围着火炉，谈天说地，或者看书，或者做做手工，身心两方面都有说不出的温馨的感觉。

我们的校长中文译名是刘贤德，本职是普仁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她终身未婚，全心全意从事传播基督福音和医院护理工作。她对我们学生的教导是严中带慈。每有学生犯规或做错事情，她从不公开斥责。她要求我们工作要认真，对人要有爱心，为病人服务，要严格守时，恪遵医生的治疗规定。

我们到医院实习，必须提前十分钟到达，以便交接，这一个良好习惯，我始终保持未懈。即今目前我已退休家居将近廿年，日常饮食起居，以及少数应酬约会，都还能好整以暇，坚守时约。

校长每天穿着雪白笔挺的制服，不时到病房巡视。她随身总带着一串钥匙、一个拍纸簿和一支铅笔，发现任何情况，立即用铅笔记入拍纸簿，以便随后处理纠正。她步履轻盈，有时已经站在学生背后，而学生尚未发觉，所以没有一个学生，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但由于少不更事，疏忽遗漏种种过失，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一旦被她发现，记录下来，回到办公室后，必然派工人请你到办公室去谈话。我们把这种“听训”叫作“吃大菜”，没有一个学生不怕“吃大菜”的。

我们去宿舍的院门，正对校长办公室，因此不论是去病房，或者外出，都难逸出她的视野。虽则那扇门装有弹簧可以自动关闭，但为了防止撞击出声，惊动校长，每次都小心翼翼用手顶住，直到它完全关闭为止。

我们休息时间，如果外出，只需在挂在校长办公室门外的石板上签个名，并注明外出及预定返校时间，就算完成了登记手续。这种荣誉制度，对我们的约束力，并不下于严刑峻法，因此没有人尝试违规。记得有一年，我堂妹出嫁，家中在无锡饭店办喜事，到晚上七点钟，尚未开宴，眼看我预定返校时间将到，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有人出主意，叫我把手表拨回一小时，以便返校后，如果校长查询时，作为迟回的借口，但我没有接受这项建议，终于饿着肚子，赶回学校。

轮到星期日休假，舍监就会逼着我们去做礼拜，那时我们对此举颇有反感，有人甚至会躲在厕所里，等她走了再出来。可是在我毕业之后，没有人再来逼我去做礼拜，我反而自动到礼拜堂去，而且在毕业后第一个圣诞节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我们的宿舍，平时除了厨房工友和园丁之外，不许男性进入。只有每年5月12日，对外开放参观，所以一般人都把这一天称为“皇宫开放日”。

1956年，经选拔保送并经美国经合总署面试及格，我曾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护理系，进修了一年。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中，碰到一位哈瑞司女士，交谈之下，方知她曾在中国住过卅多年，并曾任宁波华美护校校长。看看她的年龄，应该和我的校长不相上下，因此就向她打听知道不知道刘贤德女士目前的住址。谁知经由这一问，竟使我与失去联系近廿年的老校长重建了联系。当时我心里的高兴，真是无法形容。

当我进修期满，启程返台之际，原定在旧金山换机，我要求改经西雅图，以便趋谒我二十年未见的老校长。抵达西雅图，是当地时间中午十二点。接到我由机场打去的电话后，她立即开车到机场来接我到她家，相见时我们两个人都喜极而泣。那年她已经七十多岁，双手和头部都已经颤抖。

（五）

在去往她家途中，我曾要求她在途中一家超级市场停下，买了一些食品，在她家为她做了一顿中国饭，稍稍表达我对她过去教我的感荷之情。

她住在靠近海边一幢小小的房子，房屋已经十分老旧，周围也很荒凉，室内陈设简陋，可以看得出来她生活一定非常清苦。但她还告诉我说，她很幸运，有这么一栋她父亲留给她的房子好住。回想到她从前在无锡时候的抖擞精神、雍容仪态，和目前孤身一人既衰且迈，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饭后她拿出普仁护校历届毕业生的团体照片，尽管相隔二十多年，她还能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姓。我深深为她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而惊奇，她说她每天都在背诵，所以还能记得。由此可见，她对我们的情感有多么深挚。由于我自己已经没有毕业团体照，本想向她把我们那一届的那张照片要来，但又不忍求她割爱而终于没有开口。

在她书桌玻璃板下，还压着我由波士顿写给她的那封信。她告诉我说，她曾把那封信寄到华盛顿给李克乐院长和若干其他朋友看过，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寄还给她。就是在那封信寄回给她之后，她还在不断地拿给她的访客看，以表达她的喜悦心情。她对我说，她深以有我这样的一个学生为荣。

我回台的飞机，预定当天晚上十点钟起飞。我本想多在她家里盘桓些时候，多陪陪她，但由于她年事已高，夜晚开车不太安全，所以提早离家前往机场。在机场分手时，彼此都不胜依依之情。回台之后，每年圣诞节都和她有贺卡往来，但1975年，没有接到她来卡，1976年春季接到她友人来信说，她已经仙逝了。

抗战胜利后，我曾经回无锡，并曾到普仁医院去了一趟，那时李院长和刘校长虽然都已经回了美国，但景物依然，并没有太大的变动。1990年，由美国回去探亲，又到普仁医院，便是面目全非了。只见院舍凋寒，院内砖瓦满地，幸而遇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学妹，才找到了我们的宿舍。本想进去看看我从前住过的房间，但由于楼门紧锁，无法进入，隔窗探望，只见里面到处灰尘，蛛网密布，横七竖八地堆了些家具。昔日曾有“皇宫”之称的宿舍，而今只落得这般光景，真叫人欲哭无泪，欲语无言。

怀着落寞的心情，踏着缓慢的脚步，我离开了这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欢乐“皇宫”——我母校的破落庭院，心头有一股说不出的惆怅！从古到今，无千年常盛之国，无百年常盛之家，无锡普仁医院和它附设的护理学校，也不过就是千千万万由无而有、又由有而无的事例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但这段往事，将永远铭记在我心头，难以忘怀！

本书编者按：无锡普仁医院为今无锡第二人民医院前身。1990年“面目全非”是准备扩建。

（本文写作于1993年）

来源：小马哥深度看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