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蹲在老何家门前，看着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口的花盆里，死去的牵牛花藤还缠绕在竹竿上，像是不愿离开。

雨水季节，镇上的街道湿漉漉的，像一条发灰的旧毛巾。

我蹲在老何家门前，看着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口的花盆里，死去的牵牛花藤还缠绕在竹竿上，像是不愿离开。

“老何走了，他家钥匙给你。”镇长递给我一把钥匙，上面还系着一截红绳，绳子已经褪色，打了好几个结。

我没问为什么是我，也许是因为我住得近，或者因为我们都姓何，虽然并不是亲戚。

开门时，钥匙在锁孔里转了几下才打开，发出一声长长的”咔哒”声，像是长辈的一声叹息。

屋里的空气凝固着，窗台上的绿萝叶子耷拉着，花盆里的土结了一层硬壳。老何的拖鞋还在门口，一只朝里一只朝外，仿佛刚走了一半。

老何没有儿女，妻子也早早离世。有人说他是”守财奴”，每天骑着二八大杠，早出晚归，衣服洗得发白也舍不得换。

厨房里，一只搪瓷缸里泡着几根发黄的大葱，水面上漂着一层细小的浮沫。灶台上的酱油瓶盖没拧紧，周围结了一圈黑色的硬壳。

卧室里，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塑料药盒，标签已经模糊不清。我打开柜子，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一个红色的小本子安静地躺在最底层。

这本子我再熟悉不过了，老何每次借钱给人，都要拿出这个小本子记上。

“多记一笔，少受一苦。”老何总是这么说。

我坐在他的竹椅上，翻开那本账本。首页写着：“何为民借出明细”，笔迹工整得像是小学生的作业。

第一笔是借给李根的200块，时间是1998年5月，用途是”孩子交学费”，旁边画了个小圈，里面写着”已还”。

李根是我们村最早开理发店的，儿子出息，考上了县城高中。去年春节，他带着儿子回来，还特意给老何带了几瓶好酒。

“何叔，没有你，我儿子就没有今天。”李根当时红着眼眶说。

老何只笑了笑，说：“好好读书，别辜负父母。”

再往后翻，是借给王婶的500块，用途是”看病”，旁边也画了个圈，写着”已还”。

王婶年轻时候是个美人，嫁给了镇上的会计。后来会计得了肺病，王婶四处借钱给他治疗。会计走后，王婶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镇上卖豆腐。我记得王婶的豆腐特别嫩，每次蒸好，都会在上面撒一把香葱末。

不知不觉，我已经翻到了第十页。借款金额从最初的几百块，渐渐变成了几千块。老何的字迹也从工整变得有些颤抖，但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赵家的牛生病了，借了1500；陈老师儿子结婚，借了2000；张木匠的屋顶漏水，借了800……

这些数字连起来，组成了我们小镇这些年的起起落落。

有些名字我已经不记得是谁了，可能是早已搬走的邻居，也可能是已经离世的老人。但老何记得，他把每一笔都记在这个小本子里。

我一页页翻着，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何建国，借1000元，用途：进货。”

这是15年前的事了，我刚开小卖部，进货缺钱，老何二话不说就借给了我。我后来还了，老何在旁边画了个圈，写着”已还”。

但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多还100元，不收，说是利息。”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确实多还了100元，老何拒绝了，说邻居之间不算利息。我硬塞给他，他就又拿出100元，买了两箱方便面放在我店里。

“反正总要买的，何建国，我可不白吃你的。”他笑着说。

翻到第二十页的时候，我的心突然一沉。

“借给李明5000元，用途：孩子上大学。”旁边没有圈，没有”已还”。

李明是个苦命人，老婆早逝，一个人带着儿子。儿子聪明，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但学费太贵。老何借给他钱，李明说等儿子毕业工作了就还。

可李明后来出了事，在建筑工地摔伤了腿，再也干不了重活。他儿子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听说工作不错，但很少回来。

再往后翻，借出去的钱越来越多。

“借给张大妈3000元，用途：看病。”没有圈。

“借给王二叔5000元，用途：儿子买车。”没有圈。

“借给赵家2000元，用途：修房子。”没有圈。

……

账本越来越厚，没画圈的数字越来越多。我粗略一算，这些没还的钱加起来，至少有3万多。

老何一辈子省吃俭用，退休金也不高，能有这么多钱借给别人，已经是极限了。难怪他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难怪他的自行车骑了二十多年都舍不得换。

我心里一阵发酸。老何生前从不说这些事，也从不催别人还钱。他只是默默地记在小本子上，然后继续他的生活。

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我愣住了。

那一页上没有借款记录，只有一行字：“我何为民，此生无悔。若有未还，就当随我去了。”

字迹颤抖，笔画却坚定。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老何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留下这个本子，不是为了让人还钱，而是为了告诉我们，他不在乎那些钱了。

我坐在老何的椅子上，想起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能帮就帮，有钱大家花。”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客套话，现在才明白，这是他的处世哲学。

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镇长，也许我们可以为老何做些什么。

走出老何家门时，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是铺了一层碎银。

我回到家，翻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酒，这是儿子去年给我买的，说是让我和老伴儿过生日时喝。

我倒了两杯，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一杯放在对面的空位上。

“老何，这酒你得喝一杯。”我举起杯子。

酒很烈，我的眼睛里马上涌出了泪水。也许是因为酒精，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镇政府。镇长听完我的讲述，沉默了很久。

“何建国，这事我们得办。”他最后说。

接下来的几天，镇上的广播里开始播放一则通知：何为民老人生前借出款项，有条件的可自愿归还，用于老人的后事。

第一个来的是李根，他拿着1000块钱，声音哽咽：“我早就想还了，老何从来不提，我以为他忘了。”

王婶带着500块和一块豆腐，放下钱后，在老何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头。

张木匠拿着800块，说：“何大哥，这钱我攒了好久，总算能还你了。”

……

大家都来了，有人带着钱，有人带着自家种的菜，有人什么都没带，只是来鞠一躬。没有人说不还，即使有些人确实很困难。

最让我意外的是李明。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了，带着5000块钱。

“我儿子寄回来的，”他说，“我给他打电话说了老何的事，他二话不说就把钱寄来了，还说要回来看看。”

我注意到李明的眼睛是红的，不知道是因为风沙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三天后，我们为老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仪式上，镇长宣布：用归还的钱购置了一批图书，捐给了镇上的小学图书室，并命名为”何为民图书室”。

“老何没有儿女，但从今以后，镇上的每个孩子都会记得他。”镇长说。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又去了老何家。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了，窗台上的绿萝被王婶领养走了，说是要好好照顾。

我重新翻开那个小本子，又看了一遍最后一页上的字：“我何为民，此生无悔。若有未还，就当随我去了。”

我拿起笔，在下面写道：“老何，借的钱大家都还了，你放心走吧。”

合上本子时，我想起了一件事。二十年前，我女儿结婚，缺钱置办嫁妆。我不好意思向别人开口，老何知道后，主动送来了1000块钱。

“何建国，拿去用，不用还。”他说。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但一直记在心里，想着有机会一定要还。后来生活好了，我几次想还，老何都摆手拒绝：“那不是借的，是我随的礼，你再提就见外了。”

这笔钱不在账本上，但老何和我都记得。

我从口袋里掏出1000块钱，夹在了账本的最后一页。

“老何，这礼我今天才随上，你别嫌晚。”我轻声说。

走出老何家门时，天空飘起了小雨。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雨里有一丝暖意。

路过小学时，我看到几个孩子正在搬书，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一个小女孩好奇地问老师：“何为民爷爷是谁啊？”

老师摸了摸她的头，说：“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我站在那里，看着孩子们一本本地搬着书，突然明白了老何一生的意义。

他不是”守财奴”，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小镇上的每一个家庭。他借出去的不只是钱，还有关怀和温暖。

当晚，我梦见老何骑着他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车筐里装满了书，在镇上的小路上缓缓前行。他回头看我，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轻松和喜悦。

我醒来时，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因为梦，还是因为窗外的雨。

老伴儿问我怎么了，我说：“做了个好梦。”

我想起了那个红色的小本子，和最后一页上的字。那不是一本账本，而是一本关于人心的记录。每一笔借款，都是一份信任；每一个画圈，都是一份感激。

那本账本，是老何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人这一辈子，能帮就帮，有钱大家花。

雨停了，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我决定把老何的故事写下来，讲给镇上的每一个人听。也许有一天，当这个小镇上的孩子长大后，会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用一本小小的账本，记录下了人间最珍贵的情谊。

而我，每次路过何为民图书室时，都会想起那个骑着二八大杠的老人，和那本让我泪流满面的账本。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