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我们应该学吗?

摘要:在前两天,澳大利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违规平台最高可以处罚2.3亿人民币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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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家的角度探究商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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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天,澳大利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违规平台最高可以处罚2.3亿人民币罚款。

虽然我知道在欧美的科技公司,有很多高管会限制自己的孩子用手机上网,接触社交平台,但用法案的形式直接规定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这在全球也是首例。

推动法案的代表认为,社交平台的算法会让这些孩子在没有形成分辨能力的情况下,过早地接触到一些不好的信息,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所以,宁肯违反自己挂在嘴边的“言论自由、社交自由”的口号,也得一刀切。

同样,在本周的24号,国务院发布了开展关于网络平台算法治理的专项行动,打击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提升榜单透明度等等。

目标是实现算法的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责任落实。


目前主要的社交平台、OTA平台、电商平台都广泛运用到算法,流量基本上被算法所支配,从企业发展到个人的生活、工作各方面也都被算法所影响。

算法对我们来说是好,是坏呢?在接下来的治理中,算法又会如何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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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讲到算法的时候,我想大家脑海里可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因为大多数人没见过算法,即使见到了也看不懂,因为它就是一串指令代码,一个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

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某个具体的平台,比如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信息流平台、电商平台,可以说互联网各个平台都在用算法来保证运行。

如果要理解这个概念,我想“熵增定律”很适合。


因为它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内部如果跟外界的信息和能量交换减少,那么组织内部就会持续地熵增,最终走向老化和灭亡。

所以,薛定谔说,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爱因斯坦把熵增定律看成是科学定律之最。

那么,算法跟熵增定律有什么关系?

核心就是那句话,算法很好地解决了一个组织内部和外界的信息和能量交换。

大家要知道,信息的掌握与传播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

从口头交流到文字书写,再到印刷术和互联网,每一次信息革命的产物其实都是在跟熵增对抗,都在加强个体和组织跟外界的信息与能量的交换。

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的信息革命都会带来全新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方式,塑造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在今天的视播时代,信息革命的核心推动者是什么呢?

就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它们塑造了更强的算法,开始让机器具备“自主思考”的能力,这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的算法,不仅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还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和社会变革。

比如说代表短视频直播的抖音,代表即时区域化服务的美团。

抖音日活用户6亿,视频搜索量日均4亿,如果要实现这些信息和目标对象精准匹配,让需求和供给联系起来,把种草和感兴趣的用户挂上钩,如果还要不断去增加更多的用户和内容,靠人力是没办法处理的,

只有依赖算法,一方面是靠大数据去给每个用户和账号打上不同的标签,另一方面就是靠人工智能去对数据进行检测和分析,不断地优化。

同样,对美团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团最新的财报。

在2024年三季度,美团的外卖骑手达到了745万人,外卖用户超过6亿,配送服务的收入是277.8亿,同比增长了20.9%,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4.5%。

支撑美团增长,以及管理庞大的骑手团队和订单靠什么呢?都是靠算法。

在《有限和无限的游戏》这本书中,作者把世界上的游戏分为两种类型: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有限的游戏目的在于赢得胜利,而无限的游戏是要让整个游戏永远进行下去。

进一步提升的算法,以强大的信息传播和交互、处理的能力,让企业真正意义上有了永续经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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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算法的另一面是什么呢?

赫拉利在《智人之上》这本书提出,信息的权力不再仅仅属于掌握资源的国家,而是由控制信息的公司和组织主导。


比如像Google、Facebook和Amazon这样的科技巨头,通过控制全球的信息流,正在构建比历史上任何帝国都更具影响力的数字帝国。

当然,这也包含了国内这些超级平台。

尽管我们还要面对永无止境的熵增,但是,从目前的传播形式来看,短视频直播已经未来10年内能够看到的人类信息传播的终极形态。

所以,涵盖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算法,通过控制信息流,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信息霸权”和“数字帝国”。

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双向螺旋的算法,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算法提供的各种便利,供需之间得到了高效的匹配。

比如说在营销上,即使是再小的企业,也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依靠着算法的匹配触达广泛的目标对象,实现生意的增长。


比如说在服务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浏览、购买自己想要的产品,算法会不断进化,识别我们的兴趣和购买周期,推荐可能适合我们的产品,包括在购买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也有算法去做出安排。

在《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这本书提到,数字时代提供的便捷,让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他们越来越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体验,但对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降低,他们随时可以更换数字时代的供应商。

消费者正在拥有不同于以往,对市场更大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被算法所影响。

比如说,为了讨好消费者获得更大的盈利,算法会不断学习这个系统中每个人的行为,压榨服务者的时间,就像前几年,有一篇文章很出名,叫《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讲的是外卖骑手被算法不断压迫送餐的时间。

今天再去看,平台有改变吗?

的确有,送的更快了。

平台甚至推出了优享送,让顾客多出几块钱,然后实现更快的送达。


看上去这种行为没太大的意义,但本质上,这其实就是平台在用算法去测算外卖员极限的配送时间,试探在真实订单的情况下,最快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是不是可以比现在更快?

算法需要的就是大量的真实数据,如果说确实可以比现在更快,那么,时间就可以进一步缩短,优享送也就会成为未来配送的基础时间,当然,这毫无疑问又会进一步压迫骑手。

还有在社交媒体和AI算法的推动下,信息的碎片化和真相的模糊化影响了公众的视角和判断。

舆论越来越被情绪化和极端化的内容所主导,比如说钟睒睒和农夫山泉遇到的网暴,这些内容往往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点击量和曝光度而已,但对企业品牌的打击一点都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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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一刀切,可能有点极端。

因为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或军事力量,而是主要体现在对信息和数据的控制上。

在视播时代,算法所形成的“信息霸权”会决定哪些国家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算法治理的清单,很明确地指向了“信息茧房、热搜榜单、新就业劳动者权益、大数据杀熟、算法向上向善和算法安全主体责任”。


其实看看里面的细则,我们就能发现,这并不是禁止算法。

相反,我更认为这是国家在进一步了解算法,甚至是深入研究每个平台的算法规则,同时去引导平台算法积极的一面,

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更智能、更高效率的算法世界。

责任编辑 | 罗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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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单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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