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者按: 努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学术期刊共同的使命。经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杜甫研究学刊》自2025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将继续重点刊载杜甫研究相关论文，并扩展刊载中国

编者按: 努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学术期刊共同的使命。经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杜甫研究学刊》自2025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将继续重点刊载杜甫研究相关论文，并扩展刊载中国古典诗歌、唐代文学和巴蜀文化研究论文。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和优秀学者的交流园地，本刊特设“主编访谈”栏目，旨在聚焦学术前沿，汇集名家真知，探讨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多元对话平台，以期拓展学术视野，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与价值引领。

刘明华

采访对象

刘明华，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采访人

王飞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中华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

王飞

王飞

刘老师您好！您在杜甫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尤其是在杜甫资料的汇编和杜诗异文整理工作上，您主持了多个重大项目，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您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杜甫文学的研究边界，还为后续学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正在主持的杜甫相关研究项目，分享您在杜甫文学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方面的见解与心得。

刘明华:我在下乡当知青时就接触到李白与杜甫的诗。上大学后，选修曹慕樊先生开设的“杜诗选讲”课程，开始从学术的角度关注杜甫。学杜研杜这些年，也经历过几个阶段。前期是以杜诗修辞艺术为研究内容，完成硕士论文，后来出版，因其创新意义，在学界有一定影响。之后研究杜甫的儒学思想，完成《社会良知——杜甫：士人的风范》一书，提出了杜甫是具有民胞物与情怀、具有社会良知的代表性人物，并认为社会良知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和重建意识三要素。用民胞物与情怀概括杜甫的思想情感，这应该是首创，也得到了学界认可。再后来，我本想用十年研究杜诗学史，深入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准备严重不足，即资料有限、阅读不广，基本无法完成这一具有通史意义的著作。遂下定决心先解决文献的问题，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也是为杜甫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便利。这一想法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他亲自协调，促成并推进这一课题。后来又获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古委会的多方支持。学科内不少师生加入，持续多年，于2021年底完成了《杜甫资料汇编》（十三册）。出版后又立即组织杜甫研究骨干作了修订，其中艰辛，不必多言。目前，依据十三册汇编的资料而形成的论文已陆续发表。这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就在汇编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如何看待一千余年来，杜诗在经典化过程中，涌现出的若干版本。这个问题，又与我在长期研习杜诗时遇到的异文问题密切相关。从宋到清，杜诗号为“千家注”，所有的注家，包括当代几部重要杜集的编纂者，都希望自己的注本能够成为杜集的定本；或认为自己的注本是最好的杜集。这样的努力，正是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也是杜诗经典化的目标。我自己也试着对杜诗的一些异文提出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另一个问题，既然所有的阐释，都具有当代特征，都是阐释者的选择，以后的注本或选本，仍会产生同样的问题，或许以后看到的杜集，与早期的杜集文字，会日渐相异。那么，就很有必要将杜集的文字，尤其是宋本的异文，汇校一遍，集于一书，让杜诗文字的流变情况一目了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出于传统校勘学的话题，即如何避免“新书出，旧书亡”的问题。今天的杜甫研究，在文献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可谓欣欣向荣。如上海图书馆藏《宋本杜工部集》，也就是我们学界所说的“二王本”，以及宋代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宋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等传世宋本，都可以通过《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很便捷地查阅了。但要以一人之力，去一一查阅了解杜诗中某个字的异文原貌，仍是一件十分费力费时的事。所以，我决计再做一个基础性工作，仍是一个笨功夫，将传世宋本的异文，以“二王本”为底本，汇校于一书，即《宋本杜工部集异文汇校》。这样，一书在手，杜诗在宋代的异文，尽收眼底。这个项目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目前我带领几位博士生正在做。同时，也希望他们围绕杜诗异文确定选题，有的已写出了很有价值的文章。这个想法，也得到学界和出版社的高度重视。当有了这个想法准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时，在征求专家意见的过程中，就被一重要出版社约定，无论是否立项，都支持这个思路，并希望最后成果由他们出版。项目开题时，出版社还安排专人参与，并落实团队一直跟进，确保后期更加顺利。我自己在此工作中，可谓如履薄冰，希望少些遗憾，能够为读者和学者提供方便且可靠的研究文献。这部汇校如果面世，在杜诗学的文献整理上应是有价值的。

我在二十年前对百年杜甫研究有过回顾和展望，其中一些预判，正在逐步实现。但杜诗学的文献研究，已大大突破当年的预期，我个人的研究内容，也是当时未曾想到的。可见学术的发展会随着形势发展产生新的课题。

王飞

杜甫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更多的研究平台和交流机会。刘老师能否结合当前的研究动态，介绍一下新时代背景下杜甫研究的整体状况。您认为四川省杜甫学会在哪些领域还可以做得更好？如何进一步拓展杜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刘明华:作为四川省杜甫学会四十多年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对学会工作有深切的感触。2020年，我写过一篇纪念四川省杜甫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讲过我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学会坚守杜甫研究阵地，坚持文化传承，团结学界同仁，整合相关力量，开展的活动与时俱进，扎实有效。近几年，学会开展的活动品质高，效果佳，基本能够体现当下杜甫研究的现状与水平。杜甫读书会、全国硕博研究生学术会议等重要品牌活动渐成规模，发现并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

我以为学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第一，提升两年一次的杜甫研究学术年会的品质，从主题的确定到更规范的组织实施；从对参会论文的筛选，到对年会的广泛宣传，充分发挥学术年会的学术交流、汇聚成果、引领方向作用。第二，继续开展以读杜活动为中心的读书会、全国硕博研究生学术会议等活动，扎实杜诗文本细读基本功，密切与高校的联系，发现和培养杜甫研究人才。第三，发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影响力，组织全国杜甫行踪遗迹地联席会议，成立杜甫行踪遗迹地联盟，学会提供学术支持。第四，密切关注国内外博士生以杜甫为主题的学位论文，筛选优质项目跟踪。

拓展杜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需要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广阔的理论视野，需要训练有素且热爱杜甫的学者的参与。学者对杜甫的热爱，与对杜诗的熟悉程度有直接关系。当下以杜甫（包括李白或其他诗人）为主题的硕士博士论文不少，但作者通读杜诗、能背大量杜诗的不多。写论文基本成了技术活，作品是材料，情感体验的过程大大降低。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导师对我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们面试过一位博士，写了几十万字的论文，却没有读过一本研究对象的别集。当下缺失大量阅读和细读作品并有感情地记诵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四川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杜诗文本细读，更显得可贵。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发起的挑战背诗参观免费的活动，是十分值得提倡和推行的，以后还可开展杜诗诵写讲挑战赛。

至于研究课题的深广，我在即将发表的《里程碑与新起点——〈杜诗学通史〉的意义与启发》一文中有一些思考，虽是就杜诗学史的研究而论，但也有部分关联。如杜甫的伟大性及演变过程研究、比较视野下的伟大诗人研究和域外治杜及中外影响研究、杜诗文献和文本整理研究史及杜诗语词的全面研究等，将是具有挑战意义的课题。

王飞

您在重庆市文广局、文化委政府职能部门担任领导期间，致力于文化建设指导与文化政策的制定，近年来成渝双城及川渝地区文旅融合发展方兴未艾，不断走深走实。重庆与成都作为西部文化重镇，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在文化传统与现代发展中各具特色。从传统文化特别是杜甫文化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成渝两地在文化内涵、历史积淀以及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异同与特色？基于您在文旅领域的研究和工作经历，您认为未来几年，哪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度合作，提升两地文化影响力？

刘明华:在政府工作期间，我会分管一些具体工作，也参与一些文化政策的制定。成渝经济圈及双城建设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件大事，中央高度重视，定位导向，双城政府积极抓落实，各级部门和相关人员及双城民众，都在行动。川渝一家亲，不只是说说，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去年我应邀参加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名人大讲堂”之“杜甫文化季”，作首讲，现场几百人，线上有二百多万观看，反响热烈。有报道讲，刘明华入川演讲，我笑云，应该是“回川”。我一直讲自己是川籍重庆人。到重庆上大学时还是四川人，后来在重庆工作，直辖后成了重庆人。“四川人＋重庆人”身份叠加的情况，在川渝两地十分常见。

巴蜀文化同根同源，同质同体，历史渊源、文化交融、地理环境、传统民俗和饮食习俗等方面呈现共同的文化底色。川渝两地在文化内涵、历史积淀以及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异同与特色，是学术界和民间长期讨论的话题。“同”是主流，“异”是特色。从国家战略看，双城建设是从经济圈定位的，意在建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在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中，五年前从文旅融合的角度提出的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具操作性，易落地见效。川渝文化旅游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直接服务川渝1.16多亿人口市场、辐射西部3.82亿人口大市场，2023年就有超1亿人次川渝“互游”，区域内部市场规模效应明显，成为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重要动能。目前，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文化旅游活动、节会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两地的一些专题会议、艺术展览等开展顺利，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25年还将联袂举办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推出一大批高水平艺术展。在政策层面，目前，川渝联合编制了《文化和旅游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方案》，正积极争取中央政策支持，相信未来会有新的突破。川渝联合起草的《川剧保护传承条例》，在全国率先实现文化领域省际协同立法；“川渝阅读一卡通”，实现两省市125家公共图书馆、3000万册图书通借通还，等等。

我认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历史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一直存在，巴蜀大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中断。李白、杜甫等一大批诗人，其在巴蜀大地上的行迹，就体现了巴蜀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这是古人走出来的“文化旅游走廊”。当然，今天的“文化旅游走廊”内涵应该更加丰富、形式应该更加多样，但文化传播的内核是始终如一的。对此我有一些设想：

第一，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并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符号呈现。两地政府早就在系统开展研究，基础性工作也在扎实推进。成都方面的《巴蜀全书》堪称皇皇巨著，导夫先路，早已出版。重庆的《巴渝文库》紧锣密鼓，已初具规模，面世指日可待。基础性工作，实是清理家底，日后的深入研究，需要两地学者乃至全国学者来共同关注，发明其精神，提升其内涵，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尤其是从历史文化发展看，这两个概念是有相当程度的交叉重叠的，目前两地各自发掘研究，齐头并进，最终将总结出在中国几大文化圈中的特色所在。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发展立足重庆、四川，又不局限于重庆、四川，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作用、影响还可以延伸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深入研究巴蜀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互动、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拓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建设视野，为巴蜀文化旅游发展拓展更大空间、更多途径。

第二，充分发挥诗圣杜甫的文化影响力，将两地的丰厚杜甫文化资源连通。四川杜甫研究本有优势，即有队伍、有资源、有传统，两地学者合作，两地政府支持，在目前全国杜甫的资料中心基础上，建成研究高地、旅游热线、传承基地。

杜甫传世作品的一半，是入蜀之后创作的，这是目前双城的共同资源。从文化遗址看，杜甫在川渝的行走路线，就是非常优质的文化旅游路线。杜甫在四川时，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布成都周边各地，留下诗篇，这些也多是四川目前的文旅资源。从成都沿江而下，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到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阳、夔州（奉节），就是当下“川江漫游”“诗圣之旅”的好题材。把这个工作做好，既可促进杜甫研究，也可开拓旅游资源，前景广阔。推而广之，凡与两地相关的历史文化名人纪念地，均可合力打造，突出其跨地域的特点，淡化当下的行政区域，回到历史语境，影响叠加。

第三，梳理一批精品人文旅游线路，打造成渝旅游的黄金线路，在此基础上，串珠成链，逐步激活旅游线路上各类自然、文化资源，带动文化旅游领域各项工作推进。

世界山水都市旅游、壮美长江三峡、多彩风情武陵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名片，要依托文脉、山脉、水系、交通干线等经络，突出人文、自然优势资源，整合文旅资源。如果能有三五条黄金路线，如以两地互为始发的都市游、历史游、考古游、川江游、美食游，各有魅力，让世人有兴趣有冲动来了解川渝的厚重历史、雄奇山水、人文传统、现代风情等，双城游或能大显于世。如果开通“杜甫川渝之旅”专列，从成都西边的杜甫草堂到奉节正在打造的诗圣草堂及三峡之巅，将沿线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纳入，我想肯定会引起轰动。

当然，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论证和培育，还需要方方面面的协调支持。针对目前存在的障碍，我在成都召开的川渝两地参事论坛上提出过双城民众互为“同城待遇”和“超同城待遇”的建议。此论反响强烈，但要实施好颇为不易。关键在于现阶段没有建立起城市之间科学、平衡的资源分配、利用、回馈机制。城市的发展也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每个地区都是独立实体，彼此之间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十分正常。即使是四川省内各市县、重庆市内各区县，在文化旅游发展上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

第四，加强具体文化项目合作。川剧是四川的，是川渝共有的，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两地都有顶级艺术家和代表性传承人。四川陈智林老师和重庆沈铁梅女士都是梅花奖获得者，我曾向二位艺术家建议，联袂表演，打造一部川剧精品。二人都乐意，但要写出男一号女一号戏份相当的剧却是关键。让人高兴的是，两地京剧合作有了成果。成都京剧院刘露和重庆京剧团周利，均是梅花奖得主，可谓成渝双娇，她们联袂上演的《印象薛涛》已先行一步。

大胆作一个预判，以后的文化交流，会通过一些主题或专题的形式展开。如宏观性的以巴蜀（川渝）全域视野下某一主题的活动，如两地的文脉与文明的研究与展示、盐业与盐道（自贡与巫盐）、石窟与旅游（广元、安岳、大足）、川江游（长江国家公园川渝段）、国家遗址公园行、非遗行（这个有丰富的项目可带动旅游市场）等，这些活动的形式多样，不少是可以用节庆的方式开展，开幕在此地，闭幕在彼地，推进交流，拉动消费。又以川剧为例，双城可年年开展川剧节，扩大一点就是戏剧节或艺术节，轮值主场的开幕闭幕，可以极大丰富两地艺术交流和市民文化生活。主场还可放在区县。

换个角度来看，川渝文化交流本是分治之后的课题，是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行为。行政条块的原因，可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隔。不分治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分治后的交流，不少倒是这块土地上的新增要素，是文化发展中的增量。从总体看，这样的交流对川渝民众来说是一件好事；对经济圈而言，也具有促进作用。川渝两地既要立足自身禀赋资源，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联合推出文化旅游消费促进政策、深化川渝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完善跨区域文旅产业要素高效配置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同时，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比如文化旅游资源集聚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模式、跨区域财政投入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需要顶层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此外，应当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文化产业、旅游业综合性强、市场化程度深，文旅项目投资回报周期往往比较长，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过度介入，要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现状是政府层面开展的合作事项比较多，市场经营主体活跃度不高，要推出针对性强的举措，调动更多文旅协会、文旅集团、文旅景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走廊建设，共同推动文化传承、非遗研究、旅游发展以及项目建设等合作交流。

王飞

您是《杜甫研究学刊》的老作者、老朋友，据我所知，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到今年《杜甫研究学刊》已经走过45年，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办好这本刊物？学刊同仁很想听听您的指教。

刘明华:是的。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研究杜甫的，1986年发表在《学刊》。那是我硕士论文的一章，答辩专家四川师范大学王仲镛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很高，就将其中“杜诗的用典”一章推荐到学刊。仲镛先生只对曹先生讲了这事，后来收到编辑部的校样，我很意外，也非常高兴，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当时的老先生和编辑们对年轻学子都十分提携。第二年，又发表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写作时间更早，是我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个月，参加草堂的杜甫年会时产生的思考，回校后完成的。此文是萧涤非先生推荐到编辑部的。2021年，在草堂参观“风雨兼程四十载 砥砺奋进著华章——四川省杜甫学会、《杜甫研究学刊》历程展”时看到萧先生的推荐信，我才知道的。我和萧先生素未谋面，老一辈学者关怀提携年轻人如此，真是让人感动不已。我是亲身感受到杜甫学界和《杜甫研究学刊》支持年轻人的这一传统。这也可以看作是办好《学刊》的优良传统。从长远计，这也是学刊稿源保证的人脉所在。

作为专业的学术刊物，《杜甫研究学刊》办得十分出色，也十分不易。20世纪下半叶经济大潮对学术刊物冲击很大，《学刊》因有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影响相对较小。倒是后来的期刊评价体系对稿源有一定影响。四十多年来，每期学刊我都看，后来还兼任编委，在我的几十年的阅读中，明显感觉到一个马鞍型的发展变化。即早期文章，常常能看到学界前辈的大作，可以说杜甫研究界的著名学者，都曾在《学刊》发表文章。这也与编辑部的努力分不开。我工作后，在校园里，就曾偶遇濮禾章先生一行到西南大学向曹慕樊、谭优学等先生约稿，他们还沿长江到各大学拜访学者并组稿。后来，当各大学在上级部门的评估中，要按期刊评价体系产生的档次来确定老师水平和办学水平时，《学刊》稿源因此受到影响。编辑们有压力，但他们仍坚守阵地，四处奔走，以情感人，争取有分量的文章发表。这也说明办好一个学术刊物的最要紧处：主动出击，保证稿件质量。

提升《学刊》的影响，是《学刊》领导和编辑们常抓不懈的事。2012年，我在吉林召开的杜甫学会年会的闭幕式讲话时，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目前的期刊评价体系，对我们这样专业性很强的刊物颇有影响，我认为以期刊类别定水平高下来评价论文的质量，并不十分科学，但期刊的水平显然又是由论文质量确定的。当下各种评价标准、影响因子的设定，也并不十分科学。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高校或学术研究机构，这些年兴办辑刊，有的三五年即成为CSSIC来源集刊。学刊的年轻编辑们，要认真思考，学习这些期刊的经验，在保持《学刊》特色的同时，可在相应的方面调整，学会“对标”。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近乎蝶变，目的是把期刊办得更好。所谓更好，就是能够把高质量的论文吸引过来。现在看十年前讲的这些话，还未过时。近几年，《学刊》文章、栏目、版式等都在全面提升，也跻身RCCSE中国准核心学术期刊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之列。一本有着45年刊龄的学术期刊，几代人在努力，一定会得到社会和学界的认可。我知道，一些985大学已经认可其博士生在《学刊》发表论文作为毕业小论文。这就是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但这还不够，还要更上层楼。

来源：来浙里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