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大批文化人滞留在此。在这一艰难时期，共产党人不惜代价、不计牺牲地从香港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其他人员共计800余人。日前，广东省惠州市政协编辑整理出版了《惠州文史辑录：香港秘密大营救在惠州史录》一书，收集了当时大批文化人经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2802期11版

·杨春·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大批文化人滞留在此。在这一艰难时期，共产党人不惜代价、不计牺牲地从香港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其他人员共计800余人。日前，广东省惠州市政协编辑整理出版了《惠州文史辑录：香港秘密大营救在惠州史录》一书，收集了当时大批文化人经广东省惠州市安全北上的史料。

1940 年，邹韬奋全家摄于重庆（左起：次子邹嘉骝、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嘉骅、幼女邹嘉骊、邹韬奋）

三封电报

香港沦陷后，日军的高音喇叭持续在大街上广播：限令旅港的文化人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戈宝权曾在敌伪出版的报纸上看到，日本特务借用内山完造（鲁迅好友）的名义刊登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

“一天夜里，有几个伪军突然闯进来，气势汹汹地用刺刀顶着我的胸口，要搜查。我以前去过日本，会几句日本话，就用日语喝斥（呵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他们一听就软下来了，大概是以为我和日本人有关系，不敢贸然得罪，慌里慌张地跑了。”当时滞留香港的张友渔事后回忆。

1941年12月，英军投降，香港沦陷

1941年12月9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重庆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电，告诉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

……香港人士的退路，除了去广州湾、东江以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如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如能去琼崖与东江游击队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又不能去游击队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紧急致电周恩来：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这批人士好些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

不久，廖承志、潘汉年接到周恩来的第二次来电：

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朋友已否退出？能否有一部分人隐蔽？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为了完成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廖承志、潘汉年最先想到的人是：连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华侨工委委员）和乔冠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哪里寻找这些文化界人士？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暗中寻人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刘少文和梁广负责找人。他们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潘柱等人，根据廖承志提供的名单，通过各种关系寻人。《生活》周刊的编辑徐伯昕曾参加“找人”：

刘清扬大姐原在九龙办了一所女子中学。港九战争爆发后她过海到香港……沦陷前夕，她和一个朋友不知隐居到哪里去了。伯昕辗转打听，往返奔跑，终于在西环一家小裁缝铺后面一间房子里找到她。彼此都喜出望外……（胡耐秋《脱离险境奔赴东江游击区》）

有时候，即使是找对了地方，也不一定能立刻相见：

记得找胡绳时，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住址，但敲了半天门，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她说了声“没有这个人”，就把门“啪”的一声关上了。我悻然地走到楼底，刚要离开，忽听到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正是胡绳。当时情况很复杂，确实不能不这样谨慎。以后，我又在一个胡同里碰上了戈宝权，在跑马地见到了于毅夫，在铜锣湾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等等。（张友渔《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秘密大营救负责人廖承志

日军开始进攻香港时，戈宝权和叶以群、高汾、茅盾夫妇、宋之的夫妇，都躲在一家停业舞厅的三层楼上。他们在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中，度过了15个艰苦的白昼和黑夜。

人找到了，如何离开香港？是一道更大的难题。

以身开路

廖承志他们要在3天之内突破日军的严密封锁，打通九龙-香港的海上交通线。

1941年12月30日凌晨，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依次登上小船，在“东家”廖安祥（爱国商人）和“管家”李健行（东江游击队员）的陪同下上路了。此行目的有两个：一是设计闯关路线，二是实地闯关，试试是否安全。

廖承志与文化界人士合影（前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第一道关口很顺利：他们在九龙上岸，走街过巷，来到旺角上海街一栋楼房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尹林平、《东莞周报》编辑何鼎华早已等候在这里。他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讨论：廖承志、乔冠华和连贯都扮成大元行的货主，先到九龙北部的西贡镇，然后从那里进入“北边”的游击区，再由游击队员护送过海，经沙鱼涌（位于今深圳市龙岗区）进入惠阳游击区。这条路线最危险的一段，是从九龙市区到西贡镇，日军立足未稳、土匪出没。为了保证安全，会议决定：该段由游击队秘密护送。

第二天吃过早饭，“大营救指挥部”出发了，顺利通过了两道日军封锁线，于中午到达西贡镇附近的昂窝村。这一带的海上常有海盗出没，廖承志提出：能否第二天白天再渡海？负责护送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建议马上行动，趁夜渡海。廖承志不再坚持己见。

黄昏时分，蔡国梁将廖承志、乔冠华和连贯送上船，并叮嘱护航小队队长肖华奎：如遇到日军的巡逻艇要及时回避，不可主动进攻。40来公里的航程没有出现意外，他们于凌晨3时到达沙鱼涌海域，5时左右靠岸。1942年1月3日中午，廖承志、连贯、乔冠华顺利到达游击区，秘密交通线打通了。

武装护送

文化人要混在难民队伍中逃出香港，首先要化装：

大家都拥挤在楼上的后房里，换上了广东和香港一般市民穿着的所谓“唐装”。每个人带了一个简单的包袱，下午就紧跟着领路的“向导”来到难民的队伍中，沿着皇后大道东和轩尼诗道向铜锣湾前进。（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在路上还是免不了意外：

正当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迎面开来一条大船，挡住我们的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装的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大喊大叫要“买路钱”，不然就要动武。我们船上的游击队员早有准备，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顿时间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气氛非常紧张。那些土匪先是一愣，对峙了一阵后，见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就把船闪开，让我们过去了。（张友渔《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为了安全，游击队常常选择夜间行动，混在逃离的难民中，有时即使下雨也不敢停下：

奇怪的是这支队伍里的人尽管成千上万，可是越走越肃静，越走越整齐，已经由急走变为小步地奔跑。没有谁在喊口令，而是求生的意志在指挥着每一个人。

特殊春节

1942年2月13日，日军撤出惠州，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八七师重进惠州城。这是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过惠州的良机。2月14日，农历除夕。早晨7时左右，文化人们吃过早饭即起程。大家一扫逃难以来的狼狈相：身材较瘦的茅盾西装革履，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身份是香港汇丰银行九龙分行的“副总经理”；张友渔身着藏青色厚丝长衫，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拿着文明棍，颇有“米行老板”的派头……女性则多穿唐装旗袍，也有穿漂亮西服的。

深夜1点多钟，第一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终于到达惠州城。脱险的兴奋和春节的兴奋遇到一起，大家还是很高兴：茅盾夫人孔德沚下厨，烹饪了家乡名菜“风味鸡”，他们一道吃了一顿永生难忘的年夜饭。

2月17日，正月初三，吃过早饭以后，文人们上船。这是一条走私船，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做后台，谁都不敢来检查。走私船北上老隆镇。到了那里，就离桂林不远了。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认为，撤退文化人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来源：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