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全二玄社收藏指南》(独家版）

摘要：1979年开始，二玄社受台北故宫博物院委托，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故宫珍藏名画法书的复制事业。四十余年过去，尽管图像的复制技术与时俱进，但是提及中国古代书画复制品，二玄社这个品牌仍然是人们心中公认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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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 沈墨、摄影/ 三拾、美编/ 钱坤、大齐

主编/ 南薰、常务副主编/ 雨洁

独家版

史上最全二玄社收藏指南

文/ 吴雨洁

1979年开始，二玄社受台北故宫博物院委托，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故宫珍藏名画法书的复制事业。四十余年过去，尽管图像的复制技术与时俱进，但是提及中国古代书画复制品，二玄社这个品牌仍然是人们心中公认的经典。

某网站上二玄社复制品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

它犹如初代麦金托什电脑一样，即便早已在无数的技术迭代后失去了科技先锋的意义，但那种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高峰体验，直到今天仍令人感动与震撼（详情可参见本号旧文《二玄社：“上”真迹一等》）。这也使得时至2023年，二玄社的古代书画复制品依然拥趸无数，关于它的专题展览、专题拍卖层出不穷，成为了批量化的工业生产时代少数能具有长久收藏性的物品。

今年艺度与禧福gallery举办的二玄社经典复制品展览

只是，既然是收藏品(而非单纯的装饰品），那么就应该有一套严谨的选择标准。犹如版画收藏中对于张次、版数的关注一样——二玄社前后曾经复制过四百余种中国书画，但是有的屡见不鲜；有的则可遇不可求，犹如集邮过程中的珍罕邮票。对于已经超越了单纯装饰需求的人来说，后者显然是更值得关注和入手的藏品。

遗憾的事，这类内部信息二玄社从未对外公开，而市面上可以找到的参考资料往往因为出版年代问题颇有缺漏，难窥全局。我们在参考了二玄社历史上许多一手资料后，首次整理并对外公开，以飨各位爱好者：

首先，二玄社的产品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下面这张“身份证”。其中包含了作品的时代、艺术家、作品名，发行年代诸种信息，以及一个重要编号。该编号由一个带圈的数字和破折号后的二级数字构成。带圈数字是产品编号，破折号后的数字则是指成组作品里的某件具体作品或某个版本。

二玄社复制书画作品的身份证

红框内标注的为产品编号

但上述这是一个对外展示用的、不完全编号。

在二玄社内部资料中，编号前还有一个英文字母，代表该产品的系列。例如名画通常是P开头(Painting)，如唐代《宫乐图》出的两个版本，P1-1是挂轴版，P1-2是额装版（为了行文便利，下文将二玄社的装框版本简称“额装”）。挂轴版偶有可见，额装版则非常稀少。

编号P1的作品

唐人《宫乐图》

而二玄社法书类复制品则是C开头(calligraphy)：C1是卷轴本的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C2是册子本（即册页）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诸如此类。

编号C2的作品

清宫藏《快雪时晴帖》

这些编号其实还原了二玄社的选品及出版历程。其中大概可按年代分为三批，每批选品标准不同，对于收藏的朋友来说，不失为一份重要参考。

一、明珠之冠

我们前文曾经分析过：二玄社与台北故宫1979年达成的是一个实验性合作，复制名额只有区区30件。通过资料比对，如今我们可以确认，其中20件为古代名画，10件为古代书法。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分布十分不均。大多数省级博物馆的藏品都依赖于本省地下文物出土，只有少数博物馆能以书画类传世文物见长，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得益于文物南迁的特殊因缘，是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中的佼佼者（截至2021年4月30日的统计，台北故宫馆藏绘画总计6744件、法书3741件）。可以想见，面对几乎是整个中国千年积奠的艺术精华，却只能拥有30个复制名额，筛选工作何其困难。这相当于既要摘出皇冠之巅的明珠，同时又要通过区区30件选品，尽可能展现中国古代书画的丰富性、极致感以及演变脉络，如果由你来挑选，你会如何选择？

在故宫专家的协助下，最终第一批选品呈现了如下面貌：

从中不难看出专家们当时选择的思路。以绘画为例，唐画的数量异常稀少且真假难定，要选出代表十分不易。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乐图》虽原标为《元人宫乐图》，但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该图）妇女衣服发式，生活用具，一切是中晚唐制度……因此本画即或出于宋人摹本，依旧还是唐人旧稿”（后1985年版《故宫书画图录》确定易名为《唐人宫乐图》）。这在当时是富有前沿性和严谨性的学术成果，故唐代绘画最终以《宫乐图》为表率。

而在中国山水画领域，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李唐《万壑松风图》并称中国画史上“三座大山”，也是博物院古代绘画中的三大镇院之宝。本来应当全数选入，但因为名额实在有限，最终第一批只选了《溪山行旅图》（编号P3），和《早春图》（编号P4）。

《溪山行旅图》自不必多言，千年来都被尊为是北宋巨碑山水最早的典范，影响后世至为深远。如今二玄社复制品在市场上偶有可见，往往都会引来激烈厮杀，以笔者之所见，拍卖竞价超百轮是常态。

编号P3的作品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

《早春图》则是美术史权威高居翰所说中国古代绘画中“唯一能与范宽《溪山行旅图》匹敌的作品”。这两张北宋山水巨构正好一刚一柔，“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标准来说，都是国宝中之国宝”（引自《镇院国宝：范宽·郭熙·李唐》)。

编号P4的作品

北宋郭熙《早春图》

两张画距今均千年左右，年代久远，绢本材质脆弱。所以台北故宫专家认为，如果它们公开展览必须间隔三年之上，且展期不能超42天。且随着时间推移，古画展览的视觉效果还会进一步衰减，所以对其进行复制就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相当于将四十年前的效果保存了下来。

《早春图》局部

巨幅山水必须原大复制以还原古人的笔墨精妙

以上是北宋的情况，南宋四大家只择了刘松年一张《罗汉图》、马远一张《雪滩双鹭图》，李唐和夏圭遗憾落选。

编号P8的作品

南宋马远《雪滩双鹭图》

元代群英荟萃，选的是吴镇的《洞庭渔隐图》、王蒙的《具区林屋图》、倪瓒的《容膝斋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一共五张，张张皆是举世公认的大名品，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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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P13-1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子本)

可以想见的是，在前代重重高峰的威压之下，及至清代，剩下的席位竞争何其惨烈，最终入选的只有王翬和恽寿平一人一张，可称严苛至极。

以上是二玄社的第一批选品（1980-1981年）。如果能完整收藏这批选品，基本便囊括了台北故宫最重磅的、巨幅类书画精品。

二、联璧之辉

时间来到1984-1987年，这时二玄社在第一批产品取得空前成功后，推出了第二批产品。与上一批相较，这次的选品更侧重于趣味性，且选择了许多尺寸较小的精品，又开发出了成册、成组的新品类。如我们心中最佳的二玄社入门类藏品——《宋元名画巨册选》《宋元明名画巨册选》《宋人山水画选集》《元人画册选集》。

编号P29-1的作品

《宋元明名画巨册选》(额装版）

又有如梁楷《泼墨仙人图》、边文进《三友百禽图》这类人们喜闻乐见、装饰性强的作品。

编号P34的作品

明边文进《三友百禽图》

另外这一阶段也有一个新情况，就是开始出现四位数编号。这类编号的藏品不来自于台北故宫，所以在编号上没有延续性，而是直接跳到了P100以后进行命名。如P101徐悲鸿的《奔马图》、P102私人收藏的清代《黄河图》。

编号P101的作品

当代徐悲鸿《奔马图》

三、遗珠之获

二玄社的第三批作品，时间跨度长且分散，与第二批有轻微的重叠，大约从1989年一直持续到1999年（进入到21世纪后，仅在2003年补了李唐的《江山小景图》、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宋四家名迹选》）。

这一时期二玄社声名远播，是以竭力挽回过去的遗珠之憾。如台北故宫三座大山中被遗漏的李唐《万壑松风图》、北宋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南宋四大家夏圭的《溪山清远图》；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的两幅杰作李成的《晴峦萧寺图》（P103-1挂轴版、P103-2额装版）、许道宁《渔舟唱晚图》即《渔父图》（P104-1卷子版、P104-2额装版）。

编号P44-5

南宋夏圭《溪山清远图》(挂轴版)

又将过去收录在选集中，但广受喜爱的书画进行了单独刊印。比如垂范深远的五代花鸟画家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1998年推出了轴装本，这个版本如今在市面上也相对罕见。

编号P56

五代黄居寀《山鹧棘雀图》(挂轴版)

第三批的另一大特色，是开始出现了SR开头的新编号，内容涵盖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但选品数量远逊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如1993年与辽宁省博物馆推出的产品只选了两种画——SR10宋徽宗《瑞鹤图》和SR11李成《茂林远岫图》，这两张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什么地位自不待言，完全是以挂一漏万的标准在进行筛选，掐了尖中之尖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