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儒家，自民国以后，就出现太多的误解、曲解，甚至污化、谩骂。其根源在于，自民国始，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开始信奉和崇拜西方文化，然后以其为正确标准、价值标准，去评判儒家，凡是不符合其标准者，都视作落后。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认知：西方文化先进，是人类的必然发

关于儒家，自民国以后，就出现太多的误解、曲解，甚至污化、谩骂。其根源在于，自民国始，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开始信奉和崇拜西方文化，然后以其为正确标准、价值标准，去评判儒家，凡是不符合其标准者，都视作落后。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认知：西方文化先进，是人类的必然发展方向，中国文化落后，必然被淘汰。

也就是说，自民国以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在思维和认知上，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去认知世界，认知中国，认知儒家。这实际上就是韩愈所说的“入主出奴”。崇拜自外部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将其视作主人；然后将中国固有的儒家赶出去，蔑视她，以她为奴才。

当然，韩愈说的是佛家传入中国时的情况：佛入为主，儒出为奴。民国以来则是：西入为主，儒出为奴。

这种入主出奴的典型事件、典型过程就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还有上世纪60年代的“批林批孔”。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儒家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被彻底打倒了，儒家是封建糟粕和皇帝帮凶也已经成为定论。

这样的认知，也是基于西方文明标准的。西方文化是自上而下的，其社会的知识都是上层的精英所创造、发明，或者从上帝那里首先获得（先知），然后再向下层的人民传播。因此，上层的知识体系，是整个文化的决定因素，把他们打倒了，也就把整个文化打倒了，

但是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知识不是由上层的知识精英所发明，更非从神灵获得，而是由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所创造。儒家作为中国历史的核心知识精英，他们的任务和贡献，不是发明新思想，然后再向人民传播，而是相反，对在人民中已经根深蒂固的义理文化，进行提炼和总结，让人们更好地认知和理解义理文化。

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传承有两条线，一条是实践线，一条是学术线，实践线是基础和始源，学术线是扩展和后起。从实践线，开中国文化肇始于三皇时代之初，即伏羲时代，所产生的最重要文化要素就是易经，即所谓的伏羲画卦。而学术线的出现则要晚至春秋时期，从孔子删六经，创建儒家开始。

实践线，就是中国文化通过人民的生活、生产实践而存在和传承。即便在学术线产生之后，实践线依然是中国文化的基石性的存在和传承方式。

学术线，就是通过读书、做学问，去学习和传承中国文化。

实践线和学术线的关系是，实践线是主体、实体，学术线是对主体、实体的描述和概括。

同时，从中国的历史看，学术线易变而实践线坚固永恒。

譬如在汉唐以来，有些儒家屈从权力，谄媚皇帝，导致出现儒家的法家化，让本来是捍卫人民和义理的儒家，变成封建统治的帮凶。

再譬如，魏晋以来随着佛教的兴盛，很多儒家被迷惑，认为佛教是比儒家更优秀先进的学问，贬抑和污蔑儒家，尊崇和讴歌佛教。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否定儒家，高倡西学，也是如此。

在学术线上屡屡波动和变迁之际，实践线则稳如泰山，不为所动。也就是说，无论是内部的权势斗争，还是外来的文化入侵，都只能影响中国的学术线，而无法触达和撼动中国的实践线；只能蛊惑上层精英，而无法说服中国的基础民众。

再次重复一遍，中国文化和西方相仿，是自下而上的文化，基层的人民决定上层的精英，从而决定整个文化。

这就是中国古语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水，是汪洋大海，上层精英是船，尽管船在水上，但具备决定作用是水，而非船。如果船顺应水，水就可承载船；如果船背离水，水也会将船沉没。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中原者得天下”也是这个道理。“民心”就是人民的判断力，人民的评判。上层精英和上层建筑，必须接受人民的评判，通过评判者，被人民接受着，方能存在。“中原”在这里不是中原的土地，而是中原的民心，通过中原民心的审判，就等于通过天下民心的审判。中原民心可以代表天下民心。因为中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

所以，在民国时期，西方文化仅仅能迷惑、误导民国大师而已，无法打动中国人民，无法赢得中国民心，无法通过中国人民的评判。

也就是说，民国时期，只是在学术线上打倒了儒家，而在实践上则没有。义理-心性文化依然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支撑着中国的革命实践，已经经济建设实践，最终让中国成功实现崛起。

在实践上，尤其是支撑实践的文化内核上，辛亥之后的中国，依然是义理-心性的，也依然是儒家的，或者说，也依然是四书五经的。

因此，民国后，中国对西方元素的学习和引入，绝非被动地跟随，更非被动地屈从、服从，而是基于义理-心性，对所有的西方元素都进行着独立评判和修改。这就是伟大的教员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联系实际”。

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人民为中心，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为中心，实质上也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以义理-心性文化为中心，以儒家为中心，同时把外来的西方文化元素视作服务于人民实践的工具，所以赢得中国民心，通过了人民的评判，最终“得天下”。

所以，唯有明白中国文虎传承的实践线和学术线之区分，才能真正看懂当下之中国。才能看清中国历史中常见的名实之辨。看不到名实之别，就很容易流于机械和肤浅，被表面的名所障目误导，而无知于深层的实。

譬如，民国以来，中国在名上打倒了儒家，而在实上，则完美地继承，并且作为文化内核支撑了中国对西方的赶超。

同时，中国的崛起过程，在名上是学习和引入西方元素的结果，即不多西化的结果，但是在实上，则是继承、运用和发扬中国固有的义理-心性文化的结果，义理-心性文化就是儒家文虎。

也可以用传统的“体用”框架，来描述这一点：儒体西用，或者中体西用。

还可以用“心物”框架来说明。心依然是中国心、儒家心，用这个心去思考和判断西方元素。西方元素不过是中国心的思考、判断对象，也是外物、物。

因此，在中国历史所发生的周期性的对儒家的偏离、衰落和回归、复兴，仅仅是在学术线上，仅仅是在上层精英，仅仅是在名上、用上、物上，在实践线上，在基层人民上，在实上、体上、心上，中国一直是儒家的，坚若磐石、固若金汤。

是实践线上基层人民，拉着背离中国固有文化的上层精英，向固有传统回归，向儒家回归，向义理-心性文化回归。

作为对实践上的中国文化总结最到位的学派，儒家当然是中国正统，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得民心的结果，和汉武帝无关。恰恰相反，汉武帝之所以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顺应民心的结果，不得不然。

秦始皇无视民心，自负地让人民“以吏为师”，大搞焚书坑儒，想去自上而下地决定人民，结果导致人民揭竿而起，貌似强大的秦朝，仅仅维持14年便土崩瓦解。

今日之国人，自民国大师的误导下，只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却不知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最大反例。汉武帝与秦始皇截然相反，以儒家为正统，也是秦灭之后，中国对秦朝失败原因进行大反思的结果。

表面上看，秦朝是因反儒而亡，汉则因尊儒而兴，实则还是民心定律在起作用。秦背离义理文化，因而大失民心，所以亡；汉重拾义理文化，因而大得民心，所以兴。

国共的成败也是如此。

来源：甲骨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