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尚的受害者》在将流行文化的发生的故事，和当时与服装相关的健康威胁的对照上做得相当出色，故事也讲得非常精彩。——Fashion, Society & Popular Culture 杂志

《时尚的受害者》在将流行文化的发生的故事，和当时与服装相关的健康威胁的对照上做得相当出色，故事也讲得非常精彩。——Fashion, Society & Popular Culture 杂志

本书讲述的是关于时尚如何致命的故事，探讨了时尚如何通过浸出化学毒素、传染疾病、造成事故（包括火灾和纠缠）折磨那些制作它们、穿着它们的人们。不论是意外的还是有意的，时尚已经成了历史上导致死亡、疾病和疯狂的原因。这些披裹着时尚外衣的致命武器，包括令人窒息的裙衬、染了汞的帽子等一些表面无害的物品。

作者把日常无害的服装放在“显微镜”下，带领读者踏上各式服饰的致命历史，包括传说着的和现实中的。作者调查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时尚物品和文本，在书中展示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历史事件，包括虱子缠身的军服、奥斯卡·王尔德的同父异母姐妹的死亡和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被其围巾意外勒死等。

艾莉森·马修斯·戴维 (Alison Matthews David)，现任瑞尔森大学时装学院的副教授。2002 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其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十九世纪的巴黎剪裁。她的时尚研究涉及的物质文化、医学人文、阶级和性别。发表、出版的文章和书籍包括《时装理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杂志》与《文化和鞋子：从凉鞋到运动鞋》等 。

2004 年，她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服装和纺织品的历史的韦罗妮卡·热韦尔研究的成员之一。2010 年，她以《时尚的受害者》赢得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的研究基金。2015 - 2016 年，她与 Bata 鞋类博物馆一起为该书策划了相关的展览。

引言 时尚的死亡陷阱：现实？抑或故事？（节选）

1996 年 8 月 14 日，卡伦·维特汉姆（Karen Wetterham）正专心致志地进行化学实验。这位 48 岁的达特茅斯学院化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有毒金属的研究，那天也不例外。当天，教授的手套上无意中溅上了几滴汞化合物，不到一年，她便与世长辞了。维特汉姆教授当时深信，医用手套对皮肤有极强的保护作用，因此并未在意外发生后及时脱下手套。然而，正是透过这双手套，剧毒物质二甲基汞在15秒内钻进她的皮肤，浸入她的血液中。可怜的教授当时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六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急剧恶化。她的听觉、视觉、行动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都出现了问题。尽管后期采取了强化治疗措施，教授还是在昏迷五个月后，于 1997 年 6 月 8 日离开人世。医护人员发现她的大脑严重受损，因为头发检测可以有效地测出人体内的汞含量，他们取了教授的一缕头发进行检测。实验证明，维特汉姆教授头发的汞含量是正常含量的 4200 倍，比人体能承受的重金属含量高出 22 倍。卡伦·维特汉姆教授陷入昏睡前曾说过，她希望能将自己的案例汇报给医学及科学界相关部门，以期改善“未来面对汞中毒时的认知、治疗及防御能力”。那么，卡伦·维特汉姆的悲剧究竟缘何而起？答案显而易见：一双手套，一双医用手套，一双未能向她提供有效保护的医用手套。

虽说这起事故发生在“遥远的” 实验室，但我们必须承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也得靠各种衣物保护，不是吗？衣物是遮羞 布，是身体的铠甲，是心灵的慰藉。从出生 时的襁褓，到临终时的寿衣，终其一生，人类都在衣物的陪伴下过活。19 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衣服，就像 房屋，内含一切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因素， 足以“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伤害”。然而遗憾的是，本书不得不告知列位，衣物—人类脆弱的血肉之躯的保护者，在很多时候， 非但不能正行其责，反而成为邪恶的杀手、死神的帮凶。奇装异服当然杀伤力更强，无聊的常服也不遑多让：袜子、衬衫、短裙、长裙，就连看似舒服的棉质睡袍，都是杀手阵营里的一员。

本书讨论的重灾区，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法国、英国、北美，从那时起，时尚机器与其载体—服饰，就一步步改变了肉体的自然法则。对“优雅精致”的时尚男女来说，外在形象远比内在健康更重要：女士们脚踩高跟鞋，身穿有箍衬裙，内裹紧身胸衣，在路上跌跌撞撞；男士们头戴厚重的礼帽，汗如雨下，脖子被浆洗得硬邦邦的衣领勒得透不过气来，他们足下细长的高靴，搁到现在，估计没人受得了。最可怕的，还是所谓的“贵妇时装”，这种强大的社交机器、身份象征，足以令每一位与它“近身相搏”的人，不论是制衣者，还是穿衣人，都饱受折磨，身心俱疲。这些人是“奴隶”，是“受害者”，若将他们神化，还可以称其为“殉道者”。1827 年，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在作品《时尚与死神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Fashion and Death ）中，将“时尚” 拟人化，称为死神的姐妹。“时尚”骄傲地宣称，她最爱玩死亡游戏，“被鞋子禁锢的蹒跚世人，束身衣让他们透不过气，眼珠鼓起……我好心劝慰，试图让这些绅士免受苦楚，然而，他们爱我，宁受每日千般折磨，万般痛苦，就算因此光荣就义，也要爱我。”

19 世纪初，时尚荼毒的对象不分男女。两尊蜡制的“死亡信徒” 就像是书架的两端，相互呼应，让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感叹生命脆弱，时尚易逝（图1）。然而，到 1830 年，性别差异在时尚界突显出来。对男性来说，黑色套装独占鳌头，它既能体现衣物的功能性，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民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象征。这种态度清清楚楚地通过一幅讽刺画彰显出来，画名叫作“便捷生活”。

这幅画的主角是一种可旋转的帽子，帽子上配有各种装备：眼镜、雪茄、嗅盒、放大镜，甚至还有一副挂在耳朵上的喇叭。有了这些装备，画中人只需伸伸手，就能增强听觉视觉，嗅到芬芳的空气，还能不时吸口雪茄提神醒脑，“完全不需要操心拿东西”。看到这幅画，或许我们会捧腹大笑，但在一个世纪后，更为先进的同类设备确实被制造了出来，即“谷歌眼镜”。它功能更强、分类更细，还带有照相机和网络，可随时随地为人所用。相反，女性“自然而然地” 成为愚昧、疯狂、专断的时尚界受众。无论在家或是外出，时尚之锤都重重地打击、阻碍着女性的行动与健康。虽然现代女性的衣着较过去更具实用性与舒适性，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时尚”二字，从未挣脱性别差异的紧箍咒。

从 1999 年到 2006 年，日本摄影家都筑响一用镜头书写了这样一系列的故事：《穿衣穿到穷》（图3）。每张照片分别记录一位品牌拥护者的“港湾”—从满满一柜子的爱马仕（Hermès）到一屋子闪闪亮亮的日本朋克品牌 Fotus —镜头里的人对特定品牌的痴迷，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照片的每一位主角，都是时尚受害者的绝佳诠释。在一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一位年轻的女士展示了她的全部藏品：衣服、鞋子、化妆品、香水。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美国品牌—安娜苏。照片中的女主角躺在镜头的最前方，周身波希米亚风—人造皮草、针织、蕾丝、精致的眼妆。在疯狂的“血拼” 后，她双目紧闭，精疲力竭，像死了一样躺在一堆五颜六色的战利品中间。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从批判的视角看待这组照片，把它当作对品牌忠实粉丝的讽刺挖苦，但是对都筑响一来说，创作的出发点不过“兴趣”二字。他想知道，在日本，“品牌的忠实粉丝究竟如何生存”。“这些人并不富有，为了买衣服，他们租住在很小的房间里，省吃俭用。虽然买了一大堆，实际并没有好地方可去，衣服也没有用武之地”。都筑响一的照片表达得客观谨慎，他不希望引导读者对时尚消费者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情绪，但他也说，与这些拼命购买服饰的“瘾君子”相比，其他物品爱好者，尤其那些具有更多文化内涵的物品的收集者们，往往不会受到他人的轻视。这些物品可以是书籍，或是黑胶唱片，而我，还想在物品名录里加上一种特别的服饰—“古董衣”。

都筑响一的作品发人深省，既催人思考时尚受害者的本质，也使人意识到自身视野的局限性。在维多利亚时代，无论是做衣服的人，还是穿衣服的人，都在疯狂滋长的消费主义浪潮中饱受折磨。在都筑响一的镜头下，消费者是唯一的受害人，而在约翰·坦尼尔的插画《穿衣镜中的幽灵》里，主人翁（一位衣着华丽的女性），在镜子里看到的，却是女裁缝的死亡影像 —她死在量身裁衣的工作中（图4）。这幅插画以真实事故为背景，一位名叫玛丽·安·沃克利（Mary Ann Walkley）的女裁缝，年仅 20 岁，受雇于宫廷服装制衣商埃莉斯夫人（Madame Elise）。在连续工作二十六个半小时后，玛丽死于疲劳过度。那是 1863 年，当时玛丽的工作内容是为庆祝丹麦新王妃的到来，缝制庆典专用的礼服。卡尔·马克思曾在其名著《资本论》（Capital）中提及玛丽·安·沃克利，称她的死亡为“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还在报纸上发稿，谴责此类悲剧的发生：“我们白人奴隶，被苦役埋入坟墓，沉默、苍白、死去”。

这幅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正面抨击了时尚行业的残酷，然而此后，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许多现代的营销团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大地美化了“死亡”“毁灭”和“创伤”。时尚行业的营销机制老辣世故，它极力缩小人们的眼界，说，来！别揪着“时尚”不放，还是看看社会学和心理学吧，这样就能知道罹难者们究竟有些啥毛病了！于是，时装里的危险被深深地隐藏起来，人们不再害怕它，更不会谴责它。一想到“时尚”二字，人们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个打擦边球的心理学名词：买太多的人是“购物狂”；奇装异服是“青春期”的表现，活该被同龄人嘲笑排斥；而貌美如花的“自恋狂”们，自视甚高，只要稍微被网络、杂志和 T 台上又瘦又白的明星一撩拨，出问题是早晚的事儿。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尚的面孔，它精心算计，营造魔性魅力，引诱每一个人。即使你对它的狭隘嗤之以鼻，却仍难逃其诱惑。提到“时尚的受害者”这个词，首先蹦入我们脑海的，总是非西方文化对人体的伤残行为，例如古代中国裹脚的行为、当今社会的整形术或是硅胶填充……然而，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时尚魔爪，剧毒无比，却深藏不露，隐而不现。几个世纪以来，时尚对人类的伤害由外而内，无论制衣者或是穿衣人都难逃其害。土地、空气、水、人和动物，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时尚的牺牲品。为了揭露这一当今热点问题的真相，本书将当代的问题，融入历史事件中，“借古喻今”，围绕时尚行业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供大家讨论。

健康问题，或者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讲，环境危机，不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它不单是工业事故的衍生品，如 2013 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拉纳广场”制衣厂倒塌事故；也不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当今的世界工厂，这些国家的纺织行业屡屡发生践踏人权的丑闻和工业事故。19 世纪的欧洲，纺织行业在巴黎、伦敦、曼彻斯特等各大城市兴起。医生，往来于家庭、医院，以及各大工厂，成为时尚这个刽子手的第一见证人。这位该死的刽子手讲究公平公正，对任何人一视同仁，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是迎头一刀。后来，日益发展的工业化水平，以及不断精进的科学技术，对于服装行业来说喜忧参半。男人们，无论是化学家、工程师，还是工业家，不断利用新技术发展服装行业，扩大生产和推广新型材料，将过去上流社会才能穿戴的服装、配饰、色彩，引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危险。“奢侈品”范围的“扩大”，引起许多观察家的谴责，认为这将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客观地指出，与男性消费者有限的兴趣相比，女性对新款服饰的欲望简直毫无理智可言，更应受到批判。

医学界鼓励这种性别偏见，它鼓励各界人士加大对女性的谴责，因为她们的确是生病、受害的主体。于是， 19 世纪的医生和大众媒体联合起来，广而告之，利用《时尚的自杀》（Fashionable Suicide）、《车间里的死亡》（Death in the Workshop）等杂志，明确指出时尚对女性的伤害。大多数中产阶级评论员尤其关心女性的时装是如何伤害人体的，人们认为它是一系列疾病，包括内脏器官疾病的诱因。过紧的蕾丝、束身衣均可致病。虽然这类猜测不乏夸张之处，但是，所谓的时尚文化的确打造了许多莫名其妙不合乎人体生理特征的东西。鞋就是个绝佳范例。19 世纪 50 年代前流行一种“平鞋”，这种鞋子完全不考虑双脚的形状及其对称性（图5），没有左右之分。虽说对制鞋人来讲是个好事，节约时间又省事，但长期穿着这种鞋子，会让脚部变形。在那个时代，男女鞋都是这样，鞋底窄得不可思议。为了迎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获得一双小巧的脚，不少女性选择用布条绑住脚趾，就像为脚穿上束身服一样，不是为脚选择合适的鞋，而是为鞋塑造合适的脚。人体的其他部分也遭受着同样的噩运，不得不屈从于一系列“修正”行为，改变“天然”形态。19 世纪 60 年代的女性流行一种走路姿态，被戏称为“希腊式弯曲”：挺胸翘臀，将周身平衡和安危系于脚后跟（图6）。当然，不是每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都会摆出这种极端的造型，但是，只要有人用这种姿势走路，一定会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和服装历史研究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机械束缚方向，但是时尚带来的伤害远不止于此，大大小小的致命案例占据着 19 世纪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不知道为什么，现代社会的我们忘记了这些恐怖致命的危险：有些衣料就是传染病源，或是遗留有化学毒素；工人作业一个不小心，身上的衣物就可能被卷进机器，或者冒烟着火，连带着衣服主人也没有好结果。翻开当年的报纸或是医学杂志，各式各样的警告铺天盖地，告诫人们小心传播可怕疾病的洗衣房：迷人的绿色裙子是用砷染的色，易使人窒息死亡；裙箍是用易燃材料做的，穿着它有可能被活活烧死。谢天谢地这些事故都发生在过去，但是，只需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今天的时尚行业依然荆棘密布，危机四伏。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