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被罚：想到了斗私批修，想到了革命同志

摘要：司马南因偷税漏税被罚900余万，或许这也是近几个月没有出来直播的原因。瓜很大，如何吃法各有不同。有鼓励的，痛心疾首地道人非圣贤孰能无错，诚实改正继续再战；有一棍子打死的，幸灾乐祸称美国小房子加上偷税人设立崩社死；有称是因为得罪了更大的势力而被收拾，故作深沉地指

司马南因偷税漏税被罚900余万，或许这也是近几个月没有出来直播的原因。瓜很大，如何吃法各有不同。有鼓励的，痛心疾首地道人非圣贤孰能无错，诚实改正继续再战；有一棍子打死的，幸灾乐祸称美国小房子加上偷税人设立崩社死；有称是因为得罪了更大的势力而被收拾，故作深沉地指出这是阴谋论；有称原本是逐利的资本家，无非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来逐利，本性使然；如此等等。

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什么呢？

一、想到了斗私批修

“斗私”指从个体层面消除自私自利的思想倾向，要求人们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让每个人都要排除私心杂念，而一心为公。

那么，司马南偷税漏税的本质是什么？

是为个人谋利而不择手段——甚至偷税漏税。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倾向的外在表现。

而批修的“修”是什么？这是百度AI的回答：

修正主义的定义与本质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形式，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和巩固私有制及人剥削人的制度。它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具有显著的私欲膨胀性、相互联合协作性和国际性。

资产阶级思想，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私欲膨胀性。

那么，司马南此举是不是非常契合上述的“私”和“修”呢？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身为共产党员的司马南脑子里依旧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是需要狠批特批的。

同时，他解释说，为了投资而在美国买了小房子，当然也是逐利的表现。

因此，逐利与爱国形成巨大的反差，而被称为“爱国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问题如何面对？

鲁迅在《战士和苍蝇》里这样写道：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说明两个问题：

1、是人就有缺点甚至错误，无论是战士还是资本家，无论是圣人还是模范，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人；完美与缺点结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而绝非神。

人皆非完人，是人都会犯错，我在《君子与小人之间有没有“伪君子”——论胡适和莫*》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六十分万岁。

五十步与百步终究是有区别的；其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其对全社会所造成的最终影响究竟是正还是负，量化为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五五开之类。

从完美程度而言，生着翅膀还能营营的苍蝇可以打一百分；然而战士不完美，却不能以完美来否定战士，虽然战士可能灰头土脸，可能伤痕累累，可能原本是流氓、匪军，但当拿起武器用生命来捍卫国家和民族时，那么这些缺点甚至问题都不能掩盖他的光芒。

“冰雕连”战士

小节和大义之别。

那么，如何辨别其中关节呢？就需要充公的争论。

2、在争论中发现问题及其本质。

我在《君子与小人之间有没有“伪君子”——论胡适和莫*》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有些人不秉承“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呢？

那自然是“心中有鬼”，见不得光自然不愿意坦然面对批评或者说是自己被质疑的错误和问题。

因为理越辩越明，事越认越清。

而胡适面对左翼作家的“抨击和谩骂”、莫言面对群情质疑都装聋作哑地一致“莫言”，其性质大抵如此。

如果说胡适非“革命同志”自然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觉悟，那么身为共产党员本应如此觉悟的莫言却为何也闭口不言呢？

因此，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关重大的事情都摆在桌面上，找出正确的评判依据，是非对错详尽讨论，进而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作法。

因此，如果司马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是有足够高的觉悟的话，那么必然会经过反省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坦然面对，那么依然是同志。

依然是被大家所喜欢的司马南。

类比胡适，如果是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身为驻美大使而不尽其抗战职责，而只是一味地为自己谋地位和名誉，那么在家国责任和利己相较的轻重面前自然是错误的。

而如果放在现在，到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谋取自己的地位和名誉，如果不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手段，而只是以自己的贡献论，又有何不可呢？

因此，只有把一件事情放在更高的维度来看，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因此，在集体主义之下，莫言因为饿而偷吃生产队的萝卜便是严重的错误，而如果在如今的场景之下，这还是错误，或者说错误严重到需要被鞭打、被声讨、被罚跪吗？

环境不同，自然结论不同。

三、谁的立场？

站在资本家的立场而言，或者说李超人的立场而言，唯利是图便是对的，便是正义，否则便是傻子，将会被逐利的社会所淘汰；

而站在民族和人民面前，唯利是图是错误的，一个人首先是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的人，而非纯粹的石头变成的人，因此，首要的任务便是维护自身以及族群的利益，因而家国情怀便是正义。

因此，立场不同，是非便不同。

在实现大义的道路上，免不了要图存，要委曲求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流合污。

如同我党在面对日本侵略，统一战线是正确的，与蒋介石反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团结是正确的，因为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保护民族的安危才是主要矛盾，而兄弟阋于墙这个次要矛盾当然要让位于主要矛盾：团结起来，外御其侮。

无论是战场上英勇奋战的将士，还是潜藏于危机四伏环境中的特工，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饮食与着装，以及支撑革命行动所必需的财务支持，即获取“硬通货”，实则是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这至关重要的“革命资金”议题，在党史与军史的记载中，却意外地成为了一块“遗漏的拼图”。

为了筹措革命的经费，自然需要一些人作一些事情：

“此番召集，意在共议一事。之光同志或许已有所闻，党的活动，无论光明正大还是隐秘行事，皆需海量资金作为后盾。这资金从何而来？自不可仰赖外界拨款或援助，须得我辈自行开拓‘财源’。此乃今夜聚首之真正意图。”

“在重庆，我们自然无法复制延安时期的开垦耕地、纺织布匹的模式，而应依据国统区的特定环境，灵活开展属于我们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兼具公开性与隐秘性，在表面上，它与其他工商业者的运作无异，遵循合理合法的正当经营之道；然而，在暗地里，其资金来源及用途则需严格保密。”

察觉到肖林面露迟疑之色，周恩来仿佛洞悉了他的忧虑，于是直截了当地开导道：“无需担忧外界指责你贪图利益，你赚取的财富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是为了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

“为党创收，为革命事业募集款项”的使命和任务。

1947年2月2日，国民政府派遣军警施以暴力镇压，导致3名女工不幸遇难，逾百人受伤，酿成轰动全城的“申九血案”。在此背景下，刘晓紧急联络肖林，请求他迅速调配资金，以援助罢工中的工人。肖林二话不说，即刻将所需款项悉数拨付到位。据《上海工人运动志》所载：“为声援申新九厂工人罢工，全市各界共筹集捐款3.2亿余法币”，其中，肖林一人便慷慨解囊3亿法币，其贡献之大，可见一斑。

在长达八载的商业战场风云变幻中，肖林夫妇的生活模式，除去公司不可或缺的交际应酬与必要的门面装点外，始终维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简朴风尚。他们辛勤耕耘所得的每一枚铜板，都无私地倾注在了革命的伟大事业之中，这些经由肖林夫妇之手流转的真金白银，宛如生命的甘霖，挽救了无数同志于危难之际，更屡次以金钱为杠杆，力挽革命事业中的狂澜于既倒……相较于当下反腐倡廉运动中，旨在让党员干部“望贪生畏、无隙可乘、心无贪念”的种种举措，肖林夫妇在那个时代，仅凭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无限忠诚与超凡自律，便已树立了光辉典范。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世间财富，我们何曾未睹？但那皆是党的血肉，一毫一厘亦不容私取。我们，乃是党的财富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