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替国家挡子弹吗？李嘉诚出售港口事件对错不能只看表面

摘要：正是这一则消息的发布，让97岁的李嘉诚及其集团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有人痛批“资本无国界，商人岂能无祖国”，也有人质疑：“商人逐利是本性，为何不可以？”还有一部分声音抱怨：“为何每次中美博弈，受伤的总是中国企业？

正是这一则消息的发布，让97岁的李嘉诚及其集团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有人痛批“资本无国界，商人岂能无祖国”，也有人质疑：“商人逐利是本性，为何不可以？”还有一部分声音抱怨：“为何每次中美博弈，受伤的总是中国企业？

其实，如果结合事发前后美国政府的动向我们不难看出，这场交易的复杂程度，已将远超简单的商业行为了。特朗普在这项港口出售协议签署前就高调宣称要“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并且还曾经用武力威胁。贝莱德CEO芬克又被曝与白宫关系密切。而巴拿马运河承担着全球6%的贸易流量，更是中国对拉美贸易的“咽喉要道”。把这些看上去没有关联的事件串联起来，真相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当资本与地缘政治混在一起的时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已经宣布开战了，这次战争的主角就是中、美，而李嘉诚以及贝莱德只不过是双方各自的矛与盾而已。

从“自由市场”到“国家安全”的双标游戏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发达国家并购市场始离不开一个通用词汇那就是“国家安全”，在这个概念的影响下，美西方长期标榜的开放、自由的市场已经只剩下一个名称了。比如，2016年，福建宏芯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商爱思强，临门一脚被德国政府叫停；2024年，前拜登政府以所谓“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为由，强行叫停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合作，即便双方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审查程序，同时日本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之一，也没有出现例外的情况，该终止的依然是被叫停了。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的跨国并购案激增210%，其中针对中企的占比高达67%。

这些案例也撕掉了西方长期鼓吹的“市场自由化”面具。美国一边是在20世纪70年代，需要甩掉工业生产占比过高、产能过剩的包袱时，大肆宣扬“我们要搞全球一体化”，要求他国必须开放市场，然后向全世界倾销、转移自己的工业负担。一边是2018年用《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筑起高墙。该法案将审查范围从国防、能源扩展到数据、物流等22个领域，甚至要求企业提交员工政治背景报告。这种前后矛盾的状态，也是美西方将经济问题武器化最直观的证明。正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坦言：“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遏制竞争对手的遮羞布。”

2018年8月13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以下简称FIRRMA）正式生效。该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CFIUS）的审批权限。

中企在巨大阻力下摸索前行

面对围堵，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也在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发生着改变。2016年中远集团入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时，欧盟以“数据安全”为由百般阻挠，但中方通过“港口+产业园”模式，将单一码头升级为覆盖航运、制造、贸易的产业集群，最终让该港吞吐量从全球93位跃升至25位，直接带动希腊GDP增长1.2个百分点。这种“深度绑定当地利益”的策略，也让美国、欧洲也无从下手。

更值得关注的是规则层面的博弈。2024年2月25日，123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投资便利化专题部长会议，宣布正式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其中，提高参与方投资措施的透明度被列为首要内容。此举也算是对美西方的“黑箱操作”有了一个初步的限制作用。比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厂时，通过主动邀请当地工会参与供应链审计的做法，达到了用“阳光化操作”破解“安全隐患”的目标。这种从中国解决方案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国家利益面前企业家是选择在商言商，还是与国同行？

这个问题也算是此次李嘉诚港口出售事件争论最多的话题了。其实，商业与政治的边界从来都是模糊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商人，除非你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但凡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离不开家、国的羁绊。就像，华为被制裁后被迫启动了自救的“南泥湾计划”，用三年多的时间去搞脱离美国技术的生产线，然后发布了首款国产CPU手机产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字节跳动为保TikTok主权，在面对美国极限施压以及禁令威胁下，也没有放弃自主权去接受美方的收编。这些企业的默默反击也说明：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只有将技术创新与国家战略深度捆绑，才能在世界大变局中实现长远的发展，企业所创造的产品与价值也才有意义，失去国家信仰的企业与无根浮萍有什么区别呢。

Tik Tok首席执行官在接受美国听证会问询

商人并不会孤军奋战

破解这种涉及到国家层面对抗的企业困局，其实需要更高维度的思考与应对，也不可能出现很多人担忧的那种，企业独自承受一个国家打击的局面。就像此前华为孟晚舟事件一样，也是通过外交的各种努力与磋商，才实现了孟晚舟女士平安回国的结果。在面对国外施压某个企业的问题上，国家是有一整条机制存在的，比如，中联部的“政党外交护航行动”，就是通过与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建立战略对话机制，提前化解投资风险。在秘鲁钱凯港项目中，这种“政治互信+经济共赢”的模式，成功抵御了美国方面的强力干扰，使该港成为绕过巴拿马运河的新物流枢纽。

钱凯港地理位置图

截至2025年2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46个港口中，有32个采用“本地化运营+技术转移”模式，雇佣当地员工超80%，社区支持率平均达73%。这种“利益共同体”思维，也在重新改写全球化的固有规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言：“当中国开始用西方熟悉的规则打败西方，游戏就进入了新阶段。”

历史从不相信眼泪，崛起必须依靠脊梁

我们可以看一下众多世界优秀企业的历史，比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三菱的军工复合体、三星的举国体制，都无不印证了一个真理：伟大企业的崛起必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张謇（jiǎn）式”的企业家，120年前，他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用实业挽救民族危亡；120年后，不强求人人变成张謇，但是也不要做给敌人递刀子的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