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成贵，今年七十有六，在县城第二中学教了三十八年的数学，退休前是教导主任。退了休，儿女们都希望我去城里享清福，可我却回了老家泥河村。
我叫李成贵，今年七十有六，在县城第二中学教了三十八年的数学，退休前是教导主任。退了休，儿女们都希望我去城里享清福，可我却回了老家泥河村。
村里的老屋是我爹留下的，三间正房，两间偏房，院子里有棵老杏树，每年开花时香得很。屋檐下挂着个鸟笼，里头的画眉早就死了，鸟笼也锈得厉害，但我舍不得扔。那是我们班上一个叫小军的孩子送的，他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现在据说是个什么总工程师。
回村第三天，我就发现不对劲。隔壁王婶家的小孙子，十岁出头，正是上学的年纪，却天天在村口的池塘边钓小鱼。我问他怎么不上学，他眨巴着眼睛说：“爷爷，学校太远了，要走一个多小时，我奶奶腿脚不好送不了，我爸妈在外打工。”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点了根烟，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月光洒在墙根下，照出一片斑驳。我想起了我的学生们，想起了自己站在讲台上的日子。那时候，我总觉得教书育人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村委会，找到了村支书老赵。老赵比我小十岁，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正坐在办公桌前，一个旧暖瓶插着塑料菊花，桌上扣着个茶缸，里面泡着枸杞。旁边放着一个最新款的手机，跟那老式桌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老师，您可是咱们村的骄傲啊！”老赵热情地给我倒了杯茶，茶缸底有层茶垢，上面浮着几粒枸杞。
“老赵啊，我想问问，咱村现在有几个学龄孩子？”我直截了当地问。
老赵挠了挠后脑勺：“十七八个吧，都是留守的。去镇上上学太远，有的干脆就不上了。”
“那村里有闲置的房子吗？我想办个小学堂。”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老师，您这是退休了闲不住啊？有倒是有，村东头的旧供销社，空着好几年了。”
就这样，我把自己的退休金掏了一大半，把那破旧的供销社收拾出来，买了桌椅黑板，还添置了一台二手电脑。
开班第一天，来了六个孩子，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穿着不合身的衣服，眼神怯生生的，像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头子。
“你们好，我叫李成贵，以前在县城教书。从今天起，咱们就在这里上课。”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蔼可亲。
小板凳咯吱作响，有个小女孩偷偷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然后又悄悄看了看窗外，仿佛担心这一切会突然消失。
教室后面的墙上裂了条缝，下雨天会漏水，我就在下面放了个红色塑料盆。盆里总是积着雨水，有时候会有青蛙跳进去，引得孩子们哄堂大笑。
慢慢地，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多，邻村也有家长把孩子送来。我既当老师又当保姆，教他们语文数学，也教他们系鞋带、擤鼻涕。有时候，我会冒出莫名其妙的想法，比如带他们去山上认识野菜，或者教他们用树叶做哨子。
村里人都觉得我是好心，但我儿子知道后，却火冒三丈。
那天，他开着车从城里过来，一身笔挺的西装，手腕上戴着名牌表，一进门就看见我正在给一个孩子缝裤子。那孩子不好意思地缩在角落，裤子膝盖处破了个洞。
“爸，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儿子皱着眉头问。
“这不，小海的裤子破了。”我笨拙地打着结，针在老茧上扎了一下，渗出一点血珠。
“您都这岁数了，还在这儿受罪干嘛？我和姐姐商量好了，您跟我们轮流住，有保姆照顾，想吃什么有什么，多自在。”
我把线头咬断：“我在这挺好的，不用操心。”
儿子看了看屋子，目光在掉了漆的桌子和墙角的蜘蛛网上停留了一会儿，最后落在了我穿了补丁的裤子上：“您这样图什么啊？又不收钱，还把退休金都贴进去了。”
“我图个心安理得。”我说。
“心安理得？爸，您这是犯傻！这些孩子跟您又不沾亲带故，您凭什么要这样？”
“老师就该这样。”我固执地说。
儿子摇摇头，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里面有两万块，您拿着用。我和姐姐每个月都会给您打钱，但您这样下去，我们真的很担心。”
我没接那卡，只是说：“你们有心了，钱我不缺，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儿子走的时候，眼圈红了。他在村口遇到了王婶，大概是抱怨了几句。第二天，全村人都知道李老师的儿子说他犯傻了。
可我不这么想。我只是在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教室里那台旧电脑经常死机，有次我气得拍了桌子，结果电脑奇迹般地又亮了。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也忍不住笑了。笑完了，我又有点难过，因为这些孩子本该有更好的条件。
村里有个叫小红的女孩，特别聪明，数学题一点就通。但她家条件差，爷爷是个瘸腿的老人，靠着几亩薄田过活。有一次，她拿了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给我看，里面密密麻麻地抄着各种知识点，字迹工整得让人心疼。
“小红，你想学什么？”我问她。
“我想当医生。”她认真地说，那双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从那以后，我特意从县城买了医学启蒙的书给她，还让城里的老同事帮忙找了些资料。每当看到她捧着书专注的样子，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日子这么一天天过去，大家都习惯了村东头有个老教书匠，不收钱教孩子。我也习惯了每天清晨被公鸡叫醒，习惯了膝盖在阴雨天隐隐作痛，习惯了晚上借着台灯备课到深夜。
有时候，我会收到以前学生的问候。他们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有的在外地打拼，有的回到家乡工作。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仿佛看到了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
时间匆匆过去，转眼我回村已经五年了。这天，我正在院子里浇花，突然头晕得厉害，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儿子和女儿都守在旁边，眼睛红红的。
“医生说您是脑溢血，还好抢救及时。”女儿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
“村里的孩子怎么办？”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儿子叹了口气：“爸，您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吧。”
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是教室里的小海发现我倒在院子里，赶紧跑去喊了人，又给我儿子打了电话。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这么去了。
出院后，我的身体大不如前，左腿有些不听使唤，需要拄拐杖走路。儿女们坚持要我去城里住，但我还是回了村。只是那个小学堂，我实在是没办法再继续了。
回到村里的第一天，我拄着拐杖去了那间教室。桌椅板凳还摆在原位，黑板上还留着我最后写的一道数学题。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线中飞舞。
我突然感到一阵失落，仿佛被抽走了生命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门开了，村里的孩子们鱼贯而入，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束野花。后面跟着村长和几个家长。
“李老师，我们来看您了。”小海腼腆地说。
小红走上前，把野花递给我：“老师，我们会等您回来继续教我们。”
我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
后来，村里请了个年轻老师来代课，是县城中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虽然不能站着讲课了，但还是经常去教室坐坐，给孩子们辅导功课。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小红过来了，手里捏着一封信。
“老师，我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她激动地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颤抖着接过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印着她的名字。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老师，这都是您的功劳。如果不是您，我可能早就辍学了。”小红跪下来，抱住了我的腿。
“起来，起来。”我连忙扶她，“这是你自己争气。”
村里人听说了这事，纷纷来道贺。连当初说我犯傻的王婶也红着脸来了，还带了两个鸡蛋。
“李老师，我当初不该那么说。您真是积了大德了。”
我摆摆手：“教书育人，本分而已。”
小红上大学那天，全村人都去送她。她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对着大家鞠了一躬。那一刻，阳光正好，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后来的日子，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儿女们轮流来照顾我，但我总觉得自己成了他们的负担。我固执地留在村里，只是搬到了村委会旁边的一间平房，方便照应。
小学堂还在办着，来了好几个年轻老师，教室也重新装修了。听说是县里拨了款，还给装了电脑和投影仪。每当看着村里的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我就觉得心里踏实。
时光飞逝，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我已经坐在轮椅上好几年，出门都得有人推。
这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被推到院子里晒太阳。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
“是李老师家吗？我们找李成贵老师！”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我努力地眯起眼睛，想看清楚他是谁。
“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小红啊！”
小红？那个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的小红？
她身后站着十几个人，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小海成了工程师，阿强当了老师，小翠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都有模有样的，哪里还是当年那些村里的孩子？
“老师，我们来接您去北京看病。那边有最好的医院和专家，说不定您的腿能好起来。”小红激动地说。
我不解地看着他们：“这…这怎么行？”
小海上前一步：“老师，我们都商量好了。您当年不收钱教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报答您了。”
“对啊，老师，我们都有出息了，就是想让您也过上好日子。”阿强附和道。
我看着这些孩子，突然泪如雨下。他们都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路，可在我眼里，他们永远是那些在破旧教室里认真听课的孩子。
就这样，村里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十几个西装革履、衣着光鲜的年轻人，抬着一个瘦弱的老人上了一辆豪华商务车。
车开出村子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小学堂。阳光下，它看起来那么温暖，那么亲切。晨风吹过，老杏树的叶子沙沙作响，仿佛在向我告别。
此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我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我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在去北京的路上，小红告诉我，他们还在村里捐资建了一座图书馆，就叫”成贵图书馆”。
“老师，您知道吗？我现在是北京第三医院的医生了，专门治疗脑血管疾病的。我一定会让您重新站起来走路。”她坚定地说。
我笑了，含着泪点点头。
我知道，即使我这把老骨头治不好了，但我的学生们会把我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这，就是一个老教师最大的幸福。
车窗外，阳光明媚，麦田金黄，远处的村庄渐渐消失在视野里。而我，这个被儿女们说”犯傻”的老教师，此刻的心情却无比踏实。
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没有白活。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