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本书通过比较民族志的方法，对照了美国不同中学，包括主要服务富裕白人学生的私立中学，主要服务中产阶级和亚裔学生为主的学校，以及主要面向拉美裔和工人阶级的中学对待数字时代的不同态度。而这些态度对于三类学校中的学生，也就是代表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适应数字时代

《数字鸿沟：科技时代美国学校制造不平等》一书出自美国社会学家马修·拉法洛。拉法洛供职于谷歌公司，兼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的研究员。

这本书通过比较民族志的方法，对照了美国不同中学，包括主要服务富裕白人学生的私立中学，主要服务中产阶级和亚裔学生为主的学校，以及主要面向拉美裔和工人阶级的中学对待数字时代的不同态度。而这些态度对于三类学校中的学生，也就是代表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适应数字时代，培养数字视野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于在美国等国家学生中颇受欢迎的《我的世界》游戏，书作者在主要服务富家子弟的学校发现，教师将该游戏以及其他形式的儿童数字化娱乐视为学业补充，甚至是学业课程内容的一部分，“教师们认为与游戏相关的数字技能——类似建筑、城市规划、项目管理以及创造性等技能——对21世纪的教育十分有价值。”学校甚至允许学生提交游戏中创建的项目来替代普通课堂作业。

但第二类学校，也就是服务亚裔，美国白人中产家庭孩子的学校，教师们觉得用电子游戏当教育内容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将游戏、玩游戏的学生都称为“垃圾”。书作者指出，数字工具在这类学校，其实只是被用来帮助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方式。

第三类学校对于学生的态度则并不在乎。书作者解释说，教师们已经比较确定，工人阶级子弟未来大概率会子承父业，或沉沦社会底层，因而无论是通过数字化娱乐浪费时间，还是学习有关技能，对于改变自身处境的意义都不大。

正如这本书书名所揭示指出的那样，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教育资源、机会选择等因素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却又再度拉大了数字鸿沟。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教育学者和数字经济观察家坚称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改变世界、可以颠覆教育，但另一些教育学者、社会学家观察到的情况完全不同，意识到数字视野、数字技能需要在特定的环境和文化中习得，尤其是寓教于乐这样利用数字化娱乐方式来培养技能、认知和视野等方式，在上述第二、三类学校就根本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书作者选择的三类学校样本，有着相似的、高质量的教学科技设备，甚至共享着同样的教学目标，包括培养学生信息检索、网页设计、编程等数字技能。甚至而言，如果单从课程设计和课程开展情况来看，上述学校甚至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当然，有意思的是，上述第二类学校，也就是面向亚裔和中产阶级学生的学校，购买一些专门的工具来监控学生甚至教师的线上活动。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认为学生开展的线上活动，尤其是看视频和玩游戏都是“坏行为”——第一类学校会将此认为开展教育的一种契机。

书作者指出，不同层次的学校，如何看待学生的数字知识，是否将孩子从娱乐中学来的数字技能理解为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学生发展能力的基础，这成为导致分化的重要因素。

按照书作者的调查，学校是否允许学生比较自如地发展数字视野和技能，包括通过数字化娱乐来建立联系、发展自我，起到尤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青少年从父母那里学到数字技能，至少在美国是很少存在的，他们、她们能否获得相应的介入和提升机会，取决于学校数字指引和开放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之间结成的群组、伙伴才有可能致力于继续发展这方面的能力。

《数字鸿沟：科技时代美国学校制造不平等》这本书颇具启发性，或者说一定颠覆性的观点就在于，面向工人阶级、拉美裔孩子的教育机构，也就是被认为层次最低的学校，比面向中产阶级、亚裔孩子的学校更能包容学生的数字化娱乐，虽然这类学校也认为数字化娱乐没有价值，不提供指导。

很显然，面向中产阶级、亚裔孩子的学校，将数字科技定义为服务教学、提升学生成绩的工具，并实施严密的监控和惩罚，并设法控制一切可能导致数字化娱乐的方式，如书作者而言，这不但不能像第一类学校那样指导发展学生的数字技能和视野，而且甚至不如第三类学校那样创造出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

书作者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严密控制型的学校实际上就是导致教育对象甚至教育工作者都走向异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工人有创造力的自我被驯服、被扭曲、被压制，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为了获取次等的工作报酬，将醒着的时间全部投入重复的工厂劳动中。资本家会有意创造条件，让工人自觉接受这一切。那些面向中产阶级和亚裔孩子的学校，不经意间复制了19世纪的英国血汗工厂所做的一切。

来源：渝川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