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谂系北宋中后期普通下层文官之一，其职最高不过太学博士。然而，赵谂虽官职不显，其家族亦非名门望族，但其父祖由“夷獠”变为顺臣的过程，其本人由布衣而入官场、由朝廷命官变为叛臣的经历，与北宋中后期神、哲、徽三朝史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对赵谂之家世、仕宦及其图谋之叛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九月，夔州转运司进言“太学博士赵谂谋不轨”,引起徽宗警觉，遂“诏监察御史王资深乘传鞫实”(1)。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谂谋反之罪坐实，徽宗降诏“诛之，家属分配湖广”(2),赵谂预谋之叛乱未正式爆发便被宋廷平定。关于赵谂之叛及其影响，庞石帚、黄博、曹鹏程等学者曾进行探究分析，然多关注赵谂之叛对两宋蜀地产生的影响，对赵谂本人之家世生平、仕宦经历，以及其预谋发动叛乱的具体过程、对北宋中央政局与决策产生影响之研究，似有不足，故笔者欲补述之，尚乞方家指正(3)。

一、 从“夷獠”到顺臣——熙丰“开边”与赵谂家世出身再分析

据宋代官方史书记载，赵谂为渝州江津人④,但官方正史对其父祖之事迹却并未记述。检诸他书史料，王明清、吴曾等人在其撰写的笔记著述中对赵谂父祖之出身、仕宦等问题均有较为详细记载。如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中，明言赵谂“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党来降，赐以国姓”(4)。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更详细记述赵谂之父赵庭臣杀害同党，归顺宋廷的具体过程，曰：

赵谂本赵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与诸戎约降朝廷，庭臣乃醉诸酋杀之，扬言众叛，掩为己功。又尽得其财物，故庭臣高赀筮仕，被擢用。(5)

由是观之，赵谂之父赵庭臣为渝州附近的洞戎，且曾与宋廷为敌多年。《能改斋漫录》中又记张商英曾言赵谂为“南平夷界之獠雏也”(6),可见赵谂父祖当为由唐代南平獠演变而来的渝州蛮(7)。而渝州蛮在宋代与当地官府时有冲突，叛服无常，令宋廷统治者不堪其扰的表现，与赵庭臣忽叛忽降之经历亦颇为契合，可从侧面证明赵谂之父祖确为渝州蛮。

《能改斋漫录》中虽未明言赵谂之父赵庭臣何时归顺宋廷，但检诸宋廷史事便可知，北宋王朝对渝州蛮大兴征讨，迫使渝州诸戎不得不选择“约降朝廷”这一自保之做法的时间，当为宋神宗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年间。宋神宗自即位之初，便“将欲有为于天下”(8),试图革新政治，有所作为(9)。在治理内政方面，神宗重用志在变革的王安石，令其全面主持推行变法事宜；于边事作战方面，神宗则“锐焉有为，积财练兵”(10),奉行“用武开边”政策(11),欲图实现其“纲纪海内，鞭挞四夷之志”(12)。在推行“用武开边”之策时，神宗不但“思欲问西北二境罪”(13),于元丰四年(1081)起大举攻伐西夏，且早在熙宁年间，便一改宋廷自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征讨交趾失败后，在西南边防问题上采取的安宁保疆政策(14),转而对叛服无常、数次犯边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部族施加打击。在宋廷军事力量的不断打压下，许多少数民族首领不得不选择“纳土”归顺，宋廷从而将“原先一些施行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了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15),许多前代设置的羁縻州县亦被取消。

在宋廷西南“开边”过程中，渝州蛮诸部族因位居“西南接乌蛮、昆明、哥蛮、大小播州”之战略要地(16),故宋廷必欲讨平之，为之后大举进攻时常“剽略”渝州等地的泸夷打开道路，扫平隐患(17)。熙宁四年(1071)正月，本就“稍筑城堡以自固，缮修器甲，远近患之”的南平、巴县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公开作乱，袭杀宋廷官员(18),北宋王朝自是获得讨伐渝州蛮的正当理由，以重兵围剿李光吉等三族，不久将其击败，于其地设置荣懿、扶欢二寨(19)。熙宁八年九月，神宗又借“渝州獠贼菊曩二、木琴、木斗等二十余族犯边”之机(20),令熊本统帅军队再伐渝州蛮，终迫使木斗等人归降宋廷，并“举溱州地五百里来归”,神宗遂在其地设置南平军，以管辖之(21)。

神宗于熙丰年间在西南大兴“开边”之战，确实取得辉煌成绩。不过，“开边”西南并不能仅恃兵战，宋神宗较好地借鉴了宋代中前期“剿抚并用”的军事策略，对包括渝州蛮在内的西南诸蛮进行招降，以期尽可能减少战争损耗与国库财政支出。熙宁八年(1075)九月，神宗降诏宣示宋廷招降之策，诏曰：

犯边夷人能自归，免其罪，元谋人自相捕杀准此，仍议推恩。④

在实际执行招降政策时，宋廷亦遵循此诏要旨，如前文所述之“渝州獠贼”木斗等人，在归降宋廷后，便得到授官赐田之优待⑤。笔者以为，正是宋廷采取的“剿抚并用”之策略，使得赵庭臣等渝州洞戎均“启纳土归顺之志”(22),故有“约降”之举。而熙宁八年九月诏令中“元谋人自相捕杀准此，仍议推恩”之语，则是推动赵庭臣做出了“醉诸酋杀之，扬言众叛，掩为己功”这一卑劣举动的重要诱因。赵庭臣杀诸酋、降宋廷之举，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其不但被宋神宗“赐以国姓”(23),官宦仕途亦平步青云，至徽宗朝初期，已仕至“专察视囚禁，审详案牍”,并可将“官吏贪浊弛慢者，具名以闻”的河东路提刑一职(24)。

综上所述，赵谂之父赵庭臣本为啸聚山林，且曾与宋廷公开对抗之渝州洞戎，几无可能仕至高位。然而，宋神宗在熙宁、元丰年间，以“剿抚并用”之策攻伐西南诸蛮的举措，为赵庭臣由“夷獠”变为顺臣创造了机会。赵庭臣则采用卑劣手段抓住这一机会，实现了个人及整个家族身份的转变。作为其子的赵谂亦因赵庭臣身份之转变，得以受到良好教育，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为其在哲宗朝贡举殿试中高中第二名准备了条件。

二、 从科举入仕到叛变宋廷——绍圣、元符时期赵谂的仕宦与叛乱

赵谂自元祐九年(1094,是年四月改元绍圣)在贡举殿试中高中榜眼，入仕为官，至崇宁元年以谋反罪被诛杀，其于官场仕宦浮沉近八年。笔者以为，赵谂在近八年仕宦生涯中的起起伏伏，尤其是其在哲宗亲政至元符末期的仕宦历程，与北宋后期错综复杂的政局、政事紧密纠缠在一起。赵谂因回答贡举策问时，附和宋哲宗提出的“绍述”之说，在哲宗亲政之初得以金榜题名。但入仕之后，便因种种因素，始终难获升迁，致使其萌生叛意，走上叛乱之途。由是观之，赵谂在哲宗亲政后的仕宦浮沉，颇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一) 力诋元祐，科场得意——赵谂元祐九年中举问题研究

在宋代笔记记载中，赵谂在贡举中金榜题名一事，常以谶言故事等形式被呈现：

赵谂，元祐九年擢进士第二名。时第一名毕渐，当时榜帖偶然脱去“渐”字旁点水，天下遂传名云“毕斩赵谂”。谂后谋不轨伏诛，果符其谶。(25)

而在宋代官方史料中，亦记载了是年四月宋廷对中举进士释褐授官之安排，曰：

绍圣元年四月四日，诏：“今次科场第一人与宣义郎、签书大都判官公事，第二、第三人承事郎、知县，第四、第五人两使职官，第一甲入初等职官，第二甲以下依见行推恩条。”以及第进士毕渐为左宣义郎、签书山南东道节度判官，赵谂左承事郎、知彭州九陇县令(按：令字系原文，疑误),岑穰为左承事郎、知颖昌府长葛县。(26)

此记载足可证明赵谂确在元祐九年(1094)贡举殿试中得中榜眼，前述笔记之记载不虚。

赵谂得以在元祐九年金榜题名，与当时的政坛风云、“国是”变迁及新旧党争密切相关。在赵谂中举的前一年，即元祐八年九月，垂帘听政八年有余、为政“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27),性格“端拱渊默”(28),但心中对太皇太后高氏长期垂帘已十分不满的哲宗得以亲政。哲宗亲政之初，便嘉纳礼部侍郎杨畏所上万言密奏书中“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等进言(29),展露其欲更张元祐之政、“绍述”熙丰政治的意图(30)。元祐九年初，李清臣、邓温伯等力主“绍述”的宰执“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31),哲宗力主“绍述”、欲以“绍述”为“国是”之意愈发坚定，并欲借元祐九年贡举殿试之机，向天下宣示其“绍述”之意。

元祐九年三月，宋哲宗“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32),降出由李清臣拟进，展露“绍述”之意的策问，曰：

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于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于政，而效见于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西北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于吏员猥多、兵备顽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33)

对于该策问所表现的具体涵义及对“绍述”之政推行的具体作用，存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此策问及哲宗其后切责苏辙“非议”策问之举，表现了哲宗本人“强硬的政治态度和强烈的倾向性情绪”(34),元祐旧党被罢黜之命运自此不可更改。亦有学者依据策问中“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等语，认为此策问“反映‘绍述’早期倡导者具有相对理性的倾向和比较宽容的作风”(35)。笔者以为，不论此策问所欲表达何意，在贡举结束，新旧两党臣僚评判考生试卷、确定进士人选时，均未展露出任何理性倾向与宽容作风。坚守元祐之政、“虑小人乘间害政”的知贡举范祖禹(36),在择选进士时“取答策者，多主元祐”。然而，最早倡议“绍述”的礼部侍郎杨畏却在覆考时“专取主熙、丰者，故(毕)渐为之首”。最终，杨畏之做法得到哲宗首肯，力主“绍述”之说的新党臣僚在科考取士之争中由是取得胜利，自是“国论遂变”(37)。南宋人吕中曾对此事进行评价，曰：

章子厚当绍述之初，议论亦未定也，自毕渐之策一出，而绍述之议遂定。其有关于世道升降之机如此……绍述之考官，本当主元祐，而杨畏乃以渐为首，此可以观人心公论之所在，特夺于国是之私耳。(38)

由此观之，此次贡举中充满了党争与权斗的气息，理性、宽容几无从谈起。科举考试结束后不久，在科考取士之争中取胜的宋哲宗便正式降诏，改元绍圣。至此，天下百姓“晓然知上意所向矣”(39),“绍述”之“国是”正式确立，“绍述”之政正式推行。

作为应试之考生，赵谂得以在元祐九年贡举中得中榜眼，必在回到策问时“希时事力诋元祐”(40),以此得到主管覆考的礼部侍郎杨畏及宋廷最高统治者哲宗的赏识。而元祐九年(1094)之贡举，系哲宗亲政后第一次贡举，哲宗对此次贡举及第之进士，优加恩宠，释褐授官之待遇与“龙飞榜”进士几无差异(41)。故赵谂在释褐授官之初，便径入京朝官序列，被超授本为常榜进士第一人当授的左承事郎之寄禄官阶，出知教育文化事业较为发达，有“士多英才”美誉的西南重镇彭州所管辖之九陇县(42)。又依宋代官职授任规定，承事郎之官阶本为正九品，但“理亲民资序者，从八品”(43),赵谂授官之优渥，可见一斑(44)。

(二) 仕途、党争与宗教——赵谂叛乱起因研究

如前所论，赵谂在哲宗亲政之初便因倡议“绍述”,得中元祐九年贡举第二名，又借此次贡举新及第进士仿照“龙飞榜”进士授官之制，得以跨越选人七阶之“选海”,免历“破白”“合尖”之苦(45),便直入京朝官序列，其政治仕途前景本十分光明。然而，至哲宗元符末年，赵谂竟欲自毁前程，发动叛乱，个中原因颇值得深思。

笔者以为，赵谂图谋叛乱之缘起，当从其个人仕途淹滞、与朝中党争之纠葛及地域宗教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赵谂在入仕为官后，仕途淹滞，难获升迁。依宋代官制，“做两任知县，有关升状，方得做通判”(46),但“文臣京朝官、武臣堂除官皆两年而代，谓之‘成资’”(47),若官员“在任已成资，则可理为一任”(48),故赵谂在任两任四年知县后，当可寻找举主推荐，以求升迁。但据现存史料记载，赵谂在释谒授官后六年有余，其寄禄官阶与实际职任似均未见迁升。直至宋徽宗即位后，赵谂方在宰执曾布的举荐下，入朝任太学博士，寄禄官阶抬升为正八品奉议郎(49)。此次升迁亦不过遵循中进士高第者如入朝任官，其中“第二人再调即为馆学清官”之“故事”(50),未见超迁。在宋代，由于繁冗复杂的官员考课程序，以及较为苛刻的官职晋升条件，入仕官员长期沉沦下僚本为常事，但与赵谂同年得中进士高第者，在哲宗朝却多获升迁，如元祐九年贡举第一名毕渐，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已被擢用为吏部员外郎(51),入朝为官。而名次在赵谂之后的贡举第三名岑穰，在元符二年时，寄禄官阶亦已迁升为从八品宣德郎(52)。与同年进士官职品级相差日渐拉大，当令“少敏给”(53)、满怀政治抱负的赵谂十分不满，不臣之心逐渐滋生。

其二，赵谂卷入绍圣、元符时期，曾布、章惇、蔡卞三位宰执间的党争内斗，在地方宣扬反章惇之言论，然在反对章惇所为之政的同时，赵谂对宋廷统治亦渐生反感，不臣之心愈盛。前文已述，赵谂与曾布相交好，并在徽宗即位之初得曾布举荐，得以被召用入朝为官。而曾布与赵谂关系交往之始，或并非《玉照新志》中所言，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赵谂赴京注官，曾布方识赵谂其人，并“一见奇其才而荐之”(54)。笔者以为，以曾布之城府、权谋，当不至于贸然举荐一刚刚结识之人，且同为王明清撰写的《挥麈后录》一书中，曾记载其父节录曾布《日录》一事，并称节本《日录》中有一节之内容，便是曾布于庚辰岁(即元符三年)在相位时所记之赵谂事，其所记载之事极为详细，甚至言及赵谂之弟赵恢在渝州居所柱上题字一事(55),或可见曾布在元符三年(1100)或之前便有举荐赵谂之意，并对其个人及家族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检诸史料，赵谂得到曾布之关注，应和曾布在绍圣、元符年间与章惇、蔡卞展开的激烈内斗密切相关(56)。曾布在与章惇、蔡卞展开政争时，常常攻击章、蔡二人结党营私，同时声称自己“孤立自守”(57)“无所党与”(58),但实际上，曾布不仅在朝中着意培植赵挺之等亲信党羽。在地方，亦有如赵谂等人为求仕途发展，欲图与曾布相结交，而倡言“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59)。赵谂此言与曾布所持不可过分重惩元祐党人之观点相近，其言或为曾布所闻，故在徽宗即位之初，曾布颇得信任之时，得以为曾布所荐，入朝为官。然而，曾布向哲宗进言不可重惩元祐党人，乃是其与章惇、蔡卞争权之政治手段，绝无动摇宋廷统治之意。而远在川蜀地区的赵谂却在倡言反对章惇时，渐生“起兵据蜀”之叛乱思想④,并口出“欲除君侧之奸”(60)等不臣之言辞。曾布或仅闻其公开宣称的反对章惇之言论，而对其密谋之叛乱未能事前查知，便遽行举荐之事，其后颇受牵连。

其三，风行渝州甚至整个川蜀地区的鬼神信仰、神祠崇拜等宗教文化极大助长了赵谂的叛乱野心。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曾详载赵谂谋反前的异梦，曰：

初，谂以甲科为太常博士，谒告省其父庭臣于蜀道中，梦神人授以诗云：“天锡雄材孰与戡，征西才罢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诛时适及岁。(61)

前文已述，赵谂为渝州江津人。据程民生研究，宋代四川地区百姓对神祠狂热崇拜，尤其对梓潼神与二郎神的祭祀崇拜，几乎“垄断了当地人的精神，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62)。而地处川蜀的渝州，自然亦风行神祠崇拜。而这种近乎狂热的神祠崇拜，又推动了“巫师”“日者”等行业的发展，南宋人王象之便认为渝州臣民所奉祀的部分神灵“大抵蜀之巫师多假降笔及梦想以神其事耳”(63)。而赵谂显然不具备如王象之一般的洞察力，对看似荒诞不经的异梦信以为真，更在反叛队伍中引入一位名叫罗京的“日者”⑨,足见其受川蜀地区宗教文化影响之深。当然，赵谂对宗教文化并非仅仅是崇拜与信仰，笔者以为，赵谂引用日者为党羽之做法，亦有效法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起义时，用宗教文化、阴阳五行学说煽动百姓参加叛乱之意(64)。

要之，仕途淹滞、党争频仍与地方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助长了赵谂入仕后逐渐滋生的“猖狂之志”,促使其在元符末年欲兴叛乱。

(三) 多措并举，叛乱欲生——元符末期赵谂发动叛乱之准备

宋哲宗元符末年，赵谂欲图谋反之志欲坚，并引其弟赵恢与何奖、王师直、贾成时、罗京等人为党羽。笔者以为，赵谂等人除以“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为叛乱名义，并用宗教文化煽动百姓外，还预做了其他多项准备：

首先，以二苏被贬为名，进一步煽动川蜀百姓加入叛乱。赵谂以二苏被贬为名，煽动蜀中人心之事，朱熹曾有论述，曰：

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当时也自响应，但未几而哲宗上仙，事体皆变了，所以做得来也没巴鼻。(65)

庞石帚曾注意到此则史料，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66)。而笔者以为，赵谂以二苏被贬为名煽动叛乱之举，正表明其之叛乱曾布当属实不知。前文已述，曾布虽在绍圣、元符时期，多次攻讦章惇等新党臣僚“惟是攻毁元祐之人不已”(67),但曾布亦并不欲与元祐党人亲近，其请求哲宗宽容元祐党人之言行，乃是为了“借此与章惇争夺权势”(68)。对于二苏尤其是苏辙这种政治观点较为偏激的元祐大臣，曾布始终有所防备。在宋徽宗即位之初，曾布一面倡议推行“建中之政”,赞同叙复韩忠彦等元祐旧人，一面向蔡卞表示“苏轼、辙辈必未便归也”(69),为苏轼、苏辙及与之政治观点相近之元祐臣僚的叙复设置限制。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曾布更直接向徽宗表示其支持江公望“左不可用轼、辙，右不用京、卞”之建议(70),进一步展露其反对重用二苏等人之意。曾布反对重用二苏之言论虽多见于徽宗朝，但其对元祐党人利用却不加信任之态度，在哲宗朝便已展露无遗。而赵谂在图谋反叛时，竟逆曾布之意，倡言重用二苏，表明其欲发动之叛乱，确实不为曾布所知。

其次，赵谂欲“借姓孟起兵，以从蜀人之望”,并议定叛乱成功后，其所建立的统治政权之年号。托言姓孟，自称孟蜀之后以煽动川蜀、图谋叛乱的做法，当取法于宋太宗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顺于川蜀之地发动叛乱时所采取的措施(71)。《老学庵笔记》载：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72)

宋初之时，由于宋廷对四川推行歧视、压榨之特殊政策，激发川蜀百姓对“北宋中央政权的敌对心态和已亡地方政权的怀念”(73),故李顺假称孟蜀后裔，兴兵起义，得到蜀中百姓支持。而赵谂图谋叛乱之时，朝野对蜀人虽仍存歧视，但蜀地经张咏等名臣治理后，安定已久，蜀人向治，多不欲再生变乱。便是北宋中期“甲午再乱”传言虽一度风行蜀地，经宋廷地方官员的妥善处置后，亦迅速平息(74)。在此背景下，赵谂再次采取托言姓孟之策所能达成的效果，实未可知。然而，赵谂本人却对此次叛变之前景颇为乐观，甚至在叛乱之前，便议定以“隆兴”为叛乱胜利后其所建立政权之年号(75)。若论为二苏鸣不平，尚属政治观点分歧，而托言姓孟、议定年号之举，便完全展露赵谂欲图叛乱、推翻宋廷统治之想法，当成为此后议定其谋反之罪的主要依据。

再次，赵谂欲引巴渠诸蛮为外援，共谋叛乱。宋神宗熙宁、元丰“开边”西南之后，西南诸蛮大多对宋廷统治表示顺服，不敢公开叛乱。然而，宋神宗病逝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与秉持中枢之权的司马光等旧党大臣，意图否定熙宁、元丰“开边”之举，以致出现“元祐初，诸蛮复叛”之情况，而宋廷非但未兴兵讨伐叛乱诸蛮，反而“痛惩邀功生事”,将敢于攻伐叛乱蛮夷的张整等人尽行贬黜(76)。在太皇太后高氏与旧党臣僚“务在柔远”之边疆治理策略的影响下，宋廷降诏废弃五溪郡县等地(77),西南诸蛮叛乱之势更不可遏制。哲宗亲政后，虽尽反元祐之政，欲图“绍述”熙丰，但内政纷扰及与西夏的连年征战，使得哲宗无法全力平定西南之乱。在此情况下，本就为“渝州洞戎”之后的赵谂，在谋划叛乱时，自然产生“图结巴渠”之想法，然“困于无徒”,其之策划方“包藏历年”而不能实现(78)。

在预做多重准备后，对叛乱前景颇为乐观的赵谂几欲立行叛乱之事。然而，元符三年(1100)正月，正当壮年的宋哲宗猝然崩逝(79),在一番激烈争论后，哲宗异母弟端王赵佶登上皇位，是为宋徽宗。初即位的宋徽宗为巩固个人统治，颁降大赦之令，并重用曾布，令其主持推行建中之政，驱逐章惇及其党羽。“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这一叛乱借口，由是失去号召之效应。同时，曾布得徽宗宠信，使赵谂看到官职升迁的机会，遂以“章惇必败，天下既安，人心难动，前事愿勿出口”为言，劝说同党，不欲再行叛乱之举(80)。然而，赵谂之言恐并未使其同党心安，故有建中靖国元年(1101)其同党告发叛乱之事。

三、 从入朝为官到谋反事泄——徽宗朝初期赵谂之叛的平息及影响

前文已述，赵谂在徽宗朝初期因宰执曾布之举荐得入朝任太学博士，然而其入朝任职不久，便因谋反罪泄露而伏诛。笔者以为赵谂入朝任职与最终伏诛，均与宋廷“国是”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其谋反之事对北宋政局之演变产生的影响，亦不容小觑。

(一) 君相权谋，“国是”初变——建中之政与赵谂入朝

前文已略述，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崩逝后，就皇位继承人选问题，左相章惇与皇太后向氏展开激烈争论。最终，在向太后的坚持及蔡卞、曾布等其他宰执的助力下，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即宋徽宗(81)。然而，宋徽宗虽得以继承皇位，但其即位之初，统治却并不稳固。章惇在与向太后争论时提出的“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之观点(82),反映宋代礼制规范中“亲亲”之要旨，对徽宗嗣位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83);同时，章惇在徽宗嗣位后，一面与内侍梁从政勾结，形成“惇为首相，从政掌亲兵，内怀反侧”之局面(84),另一面则与谋夺皇位的简王(后改封蔡王)赵似及其母朱太妃相交通，欲谋不轨之事(85)。

为巩固个人统治，有效化解章惇等人的威逼，宋徽宗不得不敦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并依嘉祐、治平故事施行”(86),借其在朝野的威望，巩固统治。同时，徽宗“壹意信任”与章惇矛盾极深的知枢密院事曾布(87),欲借曾布及其党羽之力，驱逐章惇出朝。对旧法、旧党皆有好感，“至闻宾召故老、宽徭息兵、爱民崇俭之举，则喜见于色”的向太后(88),在垂帘之初便提出“有甚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但是者则用，不是者则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时彼时”的建议(89),希图叙复元祐党人。曾布在此时为尽快驱逐政敌章惇等人，亦“有意调停”(90),欲复用与章惇、蔡卞矛盾极深的元祐旧人。宋徽宗敏锐地察觉到叙复元祐党人，可助其行驱逐章惇之事，遂对向太后、曾布之建议表示赞同，与其共倡“建中之政”,将宋廷之“国是”,由“绍述”一变而为“建中”(91)。当然，宋徽宗推行“建中之政”、叙复部分元祐党人，不过是其为巩固个人统治推行的“权谋术”(92)。徽宗深知，唯有“绍述”神宗之政，向朝野宣示继承神宗之衣钵，其即位合法性问题方可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徽宗在驱逐章惇等威胁其统治的重臣后，立刻便欲否定建中之政，转而“绍述”熙丰故事。

在宋徽宗推行“权谋术”的同时，受到徽宗信任的宰执曾布亦施展个人的“权谋术”,不但借徽宗、向太后之支持，与台谏官员连章论劾政敌章惇，终将其论罢(93),且将徽宗并无反感之意的尚书左丞蔡卞以及颇得向太后喜爱的翰林学士蔡京，相继弹劾出朝(94)。在弹劾政敌的同时，曾布亦着意培植亲党，与其关系亲密的陆佃进位宰执(95),董敦逸、龚夬等亲信党羽亦位列台谏。与中枢、台谏布列亲信相先后，曾布又图谋在太学中培植亲信力量。神宗朝，王安石推行变法、改革学校制度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亦逐步提升，不但成为国家培育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更逐步演化为宋代士大夫文化、思想主要的集源地与传播平台之一，而太学生亦逐步成为宋代官员的重要后备力量(96)。故曾布必欲令其亲信担任“祖宗以来，莫不慎其选任”的学官(97),以便掌控太学与太学生。与曾布关系较为密切的赵谂，便应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召用入朝，任太学博士，负责教授、考校太学生学业，并在太学生中着意培养亲近曾布之人。

综上所述，赵谂得以在徽宗朝初期入朝任职太学，与徽宗朝初期纷繁复杂的政局、“国是”之变迁及曾布的举荐均密不可分。当宋徽宗权势稳固、欲再变“国是”之时，赵谂甚至其举主曾布便不能再安于位。

(二) “国是”欲变，谋反事发——政局变化与赵谂之死分析

元符三年(1100)十月，章惇在言官弹劾之下，被罢职外放，其之余党亦相继被清除出朝，宋徽宗个人之统治得以稳固。徽宗在稳固统治后，对向太后垂帘听政及撤帘后“犹预政事”之举的不满逐渐显露(98),欲尽改向太后大力支持的建中之政。同时，嗣位合法性问题始终困扰徽宗，“绍述”神宗之政，已成为徽宗不可避免之选择。自元符三年(1100)六月前后，徽宗便多次向知枢密院事曾布等人流露出对神宗推行的熙丰新法的欣赏(99),以及对司马光等臣僚在元祐时期废除熙丰新法、尽变神宗之政举措的反感(100),欲再变“国是”之想法初露。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病逝(101),制衡宋徽宗权势的力量大为减弱，宋徽宗变更“国是”的步伐随之加快。向太后病逝后不久，宋徽宗便进用“击元祐臣僚不遗余力”的赵挺之为御史中丞，自是“国论一变矣”⑤。其后，元符三年叙复还朝的元祐臣僚或力赞建中之政的朝臣亦开始受到惩处，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九月赵谂谋反罪泄之前，吕希纯、陈祐、陈瓘、范纯礼等臣僚已被先后斥逐出朝，建中之政逐步走向失败。

赵谂之举主，元符三年十月已进位右相的曾布，对宋徽宗欲变“国是”之意在元符三年末便有所了解，并在建中靖国元年初期一改此前支持建中之政的做法，劝说其党羽赵挺之“建议绍述”,其后自己亦倡言“熙丰之法万世不可改”,并“力陈绍述之说”(102)。然曾布虽“渐进‘绍述’之说”(103),却仍时常标榜自己“毅然中立”(104),劝说徽宗“元祐、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105),以阻其政敌蔡京、蔡卞等人还朝。这种做法不但令新、旧两党臣僚皆对其极为不满，更无法令急于变更“国是”、解决皇位继承合法性问题的徽宗满意，对其渐生厌恶之感。而曾布在中枢内进用亲信党羽，并“力排韩忠彦而专其政”(106),致使一度出现“忠彦柔懦，天下事多决于布”之局面(107),导致徽宗对其之相权扩张亦有所担忧。此外，据《挥麈后录》记载，曾布曾公开干预徽宗“禁中放纸鸢”事，令徽宗“惮服”,但自此“失眷”(108)。如上种种，导致曾布在建中靖国元年逐步失去徽宗信任，相位动摇，难以自保，无暇过多顾及其同党的政治前途与命运。

在“国是”欲变、举主失宠的情况下，赵谂在川蜀谋划叛乱时的同党勾群向当地官府告发赵谂图谋叛乱之事。听闻夔州转运司上报消息的宋徽宗，全未顾忌赵谂举主为当朝右相这一因素，令中央及夔州路官员根治赵谂谋反之罪，并将主张从宽处理，认为赵谂“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状”的刑部郎中王吉甫贬谪外放(109),决计利用此案沉重打击曾布及其同党的势力，为此后将曾布罢贬预做安排。至崇宁元年(1102)二月，在侍御史彭汝霖等人“穷其党与”的严格审判下(110),赵谂谋反之狱定谳，本人伏诛，其父河东提刑赵庭臣被远贬琼州，其母亲、妻妹被“分配岭外”,而家资则没入官府(111)。自是，赵谂谋反一案宣告审判完结。然而，赵谂谋反案的审判虽已尘埃落定，但此案对徽宗朝政局变革的影响却远未就此终止。

(三) 党禁、朝臣与再“开边”——赵谂之叛与徽宗朝政局之变

赵谂仕任最高官职不过为太学博士，其所图谋的叛乱，尚未正式实施便胎死腹中。然而，赵谂所图谋之叛乱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央政局与决策的影响，仍值得探究。笔者以为，赵谂之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赵谂之叛令元祐旧人及支持建中之政的臣僚与“谋反”一词相连接，推动“国是”变更与崇宁党禁的发展。宋徽宗虽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初期便欲图变更“国是”,确立自己嗣位的合法性，并将部分支持元祐之政或赞同建中之政的臣僚外放。但在赵谂谋反罪被揭发前，徽宗对外放臣僚尚多加优礼，外放诏旨的用词亦颇为温和。然而，赵谂以“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为借口策动的叛乱被揭露，使即位合法性本就受到质疑的宋徽宗，更为愤怒，认为赵谂之叛乃是元祐臣僚及建中派诸臣欲推翻其统治而策动的，遂转变之前认可曾布所言“光等有反逆心，谋废立事，天下皆以为冤”的态度(112),逐步将元祐党人及支持建中之政的臣僚视为有谋反之意、必当驱逐的逆党，进一步加快变更“国是”与大兴党禁的步伐。恰在赵谂谋反案发之后，邓洵武又献《爱莫助之图》劝谏徽宗(113),终促使徽宗改元崇宁，以显现其“崇熙宁”之意(114),向天下宣示宋廷“国是”已由“建中”再变为“绍述”(115)。而赵谂伏诛后不久，徽宗又在蔡京等人的支持下，制定元祐党籍，并“御书刻石端礼门”(116)。崇宁三年(1104)六月，蔡京依徽宗之令“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事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117),将徽宗认为可能动摇“绍述”国是，威胁其统治的大臣，无论新、旧党，一律编入元祐党籍，刻名于“元祐奸党碑”上，以极为残酷的党禁手段，结束了“由变法而引起的国是迭变和大规模的朋党倾轧造成的混乱局面”(118),徽宗皇位继承合法性问题亦基本得到解决，其个人统治切实得到巩固。

其次，曾布因赵谂叛乱之事遭重责，朝中川蜀籍大臣亦不自安。依据宋代荐举改官制度中“同罪保举”之法，赵谂谋反之狱定案后，赵谂之举主曾布当难脱罪责。不过，宋代亦允许举主“陈首免罪”,以保证朝中臣僚敢于荐举贤才(119)。然而，从此后责贬曾布之制词中可知，曾布在赵谂谋反狱定谳后，非但“不自陈”,反而“遽宽假于众人，务覆藏于私慝”(120),这种做法无疑令徽宗认为曾布为臣不忠，罢曾易相之意益坚。崇宁元年三月，徽宗召用此前为曾布排挤、罢职提举宫观的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121)。至五月，又进拜蔡京为尚书左丞，以蔡代曾之意展露无遗(122)。曾布虽竭力向徽宗及蔡京示好，甚至不惜主动发起崇宁元年五月党禁，以求自保(123),但徽宗与蔡京皆不能容其在朝，于是年闰六月罢其相位，外放知润州(124)。至十一月，在曾布主要党羽尽数被罢，由蔡京党羽组成的台谏官连章论劾曾布之罪的情况下，徽宗终于明言曾布“辄荐逆谋之首”之罪，将其远贬衡州(125)。至崇宁三年(1104)六月，又将曾布列入元祐党籍，施以重惩；在曾布遭到远贬的同时，朝中与赵谂同为蜀籍的士大夫，心中不安情绪亦日渐增长。宋代民间、朝野对川蜀地区之人本就有所歧视，这种歧视，在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中，愈演愈烈，甚至有部分大臣以“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等语(126),对川蜀籍士大夫进行讥讽(127)。赵谂谋反案发后，朝中排挤川蜀之人的风气几不可遏制，川蜀籍士大夫多心中不安，欲图辩解。如祖籍蜀州新津，崇宁元年八月进拜尚书右丞的张商英(128),在送其幕僚凌戡归蜀时，撰写记文。称赵谂之叛，乃是赵谂及其同党“阴自推戴”,与蜀中士人、百姓无丝毫瓜葛，更用“吾三川之灵，何负于世”等激烈言辞为川蜀士大夫辩护(129)。由是观之，位列宰执的张商英在赵谂叛乱后，尚须如此惶恐辩解，其他在朝川蜀士人心中的惶恐不安便可想而知，足可见赵谂之叛对川蜀士大夫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影响(130)。

再次，赵谂“图结巴渠”之异动，推动徽宗再兴西南“开边”之师。赵谂与巴渠等地蛮族共谋叛乱之企图虽“困于无徒”,而未能成功，但却导致蜀地一度又现混乱局面，各种谣言风传于川蜀各地，甚至直到崇宁三年，民间尚流传蜀州新津县瑞应乡乡民程遇父母坟上“常有火光紫气”等不实传言(131)。为安定蜀中人心，宋徽宗一面加强蜀地治理，一面开始重新关注自元祐时期以来西南诸蛮复叛之状况，并于崇宁(1102—1106)、政和(1111—1118)年间，再行“用武开边”之策，兴兵讨伐西南诸蛮。《宋史·蛮夷传》载：

崇宁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洞蒙光明、乐安峒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靖州西道杨再立、辰州覃都管骂等各愿纳土输贡赋。又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132)

笔者以为，宋徽宗竭力讨伐西南诸蛮，固有受“继其志，述其事”(133),欲再复神宗熙丰之政等因素的影响，但在已经“决策复诸郡”(134),与西夏交战的崇宁年间，以及认为“北边亦可图”(135),渐起伐辽之意的政和年间，徽宗仍不顾多路作战、军士疲惫、国库财政恐难支撑等危险，毅然出兵西南，定欲讨平诸蛮，则显然不仅仅是受到“绍述”之志的影响，亦应有安定西南尤其是蜀地人心，以防再有叛臣“图结巴渠”、发动叛乱的现实考量需要。

综上所述，赵谂之叛影响宋廷“国是”之变、党禁之兴，又导致中枢重臣遭到远贬，川蜀籍士大夫心中不安。此外，徽宗朝对外的政策，尤其是对西南诸蛮兴兵讨伐政策的形成，与赵谂之叛亦难脱关系，由是观之，赵谂之叛所产生的影响，实不可轻视。

四、 结 语

据统计，宋代贡举登科者约六万人(包含特奏名进士),而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之后，进士及第便释褐授官，故宋代官员数量较为庞大(136)。同时，宋代官员选任、升迁制度繁琐复杂，普通文官官职升迁较为困难，故如赵谂这般仅仕至太学博士的下层臣僚，几不可胜数。此外，宋代几乎每一朝皆有兵变、叛乱爆发，便是被誉为“上参唐、虞，下轶商、周”的宋仁宗庆历(1041—1048)、嘉祐(1056—1063)年间(137),亦不可避免(138)。由是观之，官位低下的赵谂及其未正式发动的叛乱似并不足言。

然而，当翻检史料，重新审视赵谂的家世、仕途及其叛乱过程后，便会发现，北宋中后期神、哲、徽三朝许多重要政事均与赵谂及其家世、仕宦等问题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如赵谂之父由“夷獠”变为顺臣，乃是受惠于神宗熙宁、元丰“剿抚并用”的“开边”之策；再如赵谂得中进士高第，则是其希合哲宗“绍述”之意的回报；又如赵谂图谋之叛乱虽未正式爆发，却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宋徽宗变更“国是”、大兴党禁及再图西南“开边”。由是观之，与王瑞来主张研究历史舞台的聚光灯投射不到的阴暗处，关注如罗大经一样沉沦下僚的普通文臣官吏，由小官僚之生平投射无数人命运之观点相似(139),笔者以为，赵谂这一几乎湮没在层层史料中的官场“小人物”,亦有其值得研究的独到价值。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