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办的“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十五人谈”圆桌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思源报告厅举行。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的十五位知名
近日,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办的“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十五人谈”圆桌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思源报告厅举行。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的十五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讨。本次会议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创建九十五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得到了《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四大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鼎力支持。会议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汤筠冰教授主持。
在会议开幕式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与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先后致辞。张涛甫院长介绍了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成立九年多来本着“国之大者”的精神,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产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次学术会议打破了学科边界,不同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媒介与社会、人类与文明的宏大主题,富于创新,意义突出。孟建主任在致辞中说,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作为全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五年前便开始进行“媒介与文明”问题的学术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果。继今年七月召开了“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后,中心这次采用“十五人谈”的创新形式对这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开幕式结束后,十五位专家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依次进行了学术发言。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谢茂松以“数字文明:历史意识、战略思维与媒介发展”为题首先进行发言。他指出,数字文明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新阶段。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这一转变都与媒介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他提出了将数字媒介置于数字文明视野下审视的观点,并强调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需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四者融合。谢茂松教授还探讨了数字技术对社会经济、政府治理及社会治理的影响,提出了“数字政治经济学”概念,并强调了对数字技术垄断的警惕和建立中国数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谢茂松教授认为,数字文明举国体制是当前的重要趋势,同时数字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需关注短视频算法对个体性情的影响及如何建立“德性”的数字技术。最后他强调,理解数字文明需具备历史意识和政治思维,以构建新的文明。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玮在论坛上分享了“网络语言与网络文明”的研究成果。李玮教授指出,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语言,并使现代汉语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大量新词、新意、新用法。这些网络语言在线上广泛使用并渗透到现实中来,由此影响着中国语言生态。谐音词、字母词、数字词及表情包的广泛使用,以及语法、语音、标点符号的不规范等现象都是网络语言的特点。李玮教授还分析了网络语言对汉语纯洁性和规范性的冲击,以及对人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的潜在影响。她呼吁,要进一步加强网络语言文明建设,通过认识、分辨、消解、规范的步骤来推动网络文明迈向新的阶段。
孟建教授以“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研究的若干思考为题,探讨了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的研究背景。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正从经济逻辑拓展至文化逻辑,实施着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社会发展形态已从“文化发展模式”演进为“文明形态提升”。他认为,“媒介与文明”的研究需要“纵横交织学术视角”。从纵向看,需关注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形态的双向互构;从横向看,需关注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的多元融合。他提出了这一研究的六个议题,即媒介作为文明演进的驱动力;媒介与文明的哲学思考;媒介发展与自我认知;媒介作为文化权力;媒介技术与文明形态以及媒介发展与文明断裂。他强调,媒介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深刻影响着文明形态的演进,当前应当重视人工智能这一新质生产力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同时以“科技向善”的态度对待其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与各种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徐剑以“从展现奇迹到传播人世间:城市形象的数字媒介变迁”为题进行了发言。徐剑教授以巴黎、洛杉矶、东京、迪拜和上海等城市为例,展示了这些城市在谷歌中的代表性形象,并指出传统精英媒体中城市常被塑造成现代化奇观,而社交媒体上则更多呈现个体和美好生活。通过数据挖掘,他发现巴黎在社交媒体上多被展示为浪漫,洛杉矶与体育紧密相关,东京成为动漫天堂,迪拜和上海则展现日常生活和美食文化。徐剑教授认为,这种转变体现了人的觉醒和崛起,社交媒体时代人人参与传播,个体声音得到更多关注。他强调,在社交媒体时代,城市形象传播应注重展现生活美好和个体故事,小而美的城市生活故事才可能是主流,这也是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深刻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主编刘海龙以“媒介与文明:重访芒福德”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由芒福德所著出版于1930年的《技术与文明》一书,虽因对城市的分析原属于建筑学领域,但随着媒介概念延展,亦成为媒介研究的重要文本。芒福德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对技术的塑造,与现今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重新审视媒介与社会关系相呼应。芒福德认为技术代表文化体系,而非独立硬件,并通过区分三种不同的技术体系,强调技术是一种表征,而非决定性因素。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上,芒福德强调了非进攻性的生存性媒介,而人的身体作为技术产物则被改造为文化记忆,这正是技术的本质。芒福德还强调了技术由局部文化前提产生,再反作用于社会。芒福德并不主张技术倒退,而强调人与技术的融合与共存。芒福德论述对当前数字时代亦有启示。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新闻与传播研究》常务主编朱鸿军就“媒体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媒体在现代化议题中角色备受关注,而媒体与现代化与国家治理间存在直接相关的关系。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媒体作用相当有限,但如今媒介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作用远超传统媒体时代。朱鸿军教授结合他的调研经验,以县级融媒体为例,详细阐述了媒体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性。他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身份定位对其发展至关重要,若定位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平台,则能推动当地基层治理现代化。他还提到体制外媒体的重要性,包括商业互联网平台、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等,这些媒体板块的发展同样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甚至政权安全。中央强调互联网对长期执政的重要性,这已触及到更根本的问题。
上海戏剧学院副校长、教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聂伟就“共创共享未来视听新场景”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文社科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理论已难以全面指导实践,研究者需主动出击,以适应新环境。聂伟教授观察到技术迭代和产业布局变化导致传统电影片场概念逐渐淡化,但影像艺术在短视频等新形式中焕发新生。他还探讨了新技术对视听行业的影响,特别是生成式AI等技术在视听场景中的应用,为创作带来新的可能性和职业机会。此外,他强调了全球AI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指出各国政策差异为中国视听内容国际化带来挑战和机遇,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治理政策,为中国视听内容国际化提供支持和预判至关重要。他认为,面对新的视听环境,学界与业界都应当审慎理清其中区别,调整焦距、拓展视景,共创共享未来视听新场景。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奇点政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姜宇辉就“电子游戏作为氛围媒介”的议题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指出媒介不仅是物品或工具,更是一种环境,紧密地与个体交织渗透,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通过回应彼得斯“环境即媒介”的命题,他将媒介视为氛围性的环境,强调其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紧张与松弛等复杂关系,以及媒介以氛围或场域的方式潜在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他进而探讨了氛围媒介与氛围美学之间的内在相通性,认为两者均关注媒介与人的感性关系。通过引用氛围游戏的相关理论,姜宇辉教授指出了电子游戏作为氛围媒介的特征。他通过具体游戏案例,分析了电子游戏如何创造一种现实与虚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氛围。他认为,在一个充满空虚与泡沫的时代,电子游戏等氛围媒介或许能帮助人们找到更亲密的共情,从而在远与近之间找到人与媒介,人与世界原初的、真挚的关系。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林以“技术文明与艺术生态”为题进行了发言。祁林教授首先指出技术和艺术是重要的文明问题,文明可分能量和信息两个维度。其中,技术是人类获取能量的最重要的指标,艺术则是人类最具人文性、最高端的信息之一。他继而指出,艺术研究的新趋势是从作品、风格转向环境或生态。人类历史上大量的伟大艺术作品背后其实目标不是艺术,而是艺术背后的非艺术目标,如信仰、宣传、或其他社会需求,这引发了人们对艺术赞助人的关注。祁林教授认为技术文明是艺术生态的底层力量,决定艺术结构,并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发展说明技术如何影响艺术生态。在数字时代,每种艺术门类都能找到共同体,日常生活也由此审美化。他还注意到技术壁垒导致的艺术文本差异和跨媒介开发问题。最后,祁林教授强调艺术虽受外界约束,但服务于内心。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赵瑜就“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的智能媒体实践与伦理反思”这一主题进行了发言。她首先指出智能化是媒介技术的重要趋势,生成式AI展现了卓越内容合成能力,模糊现实与虚拟边界,影响人类文明构建。智能技术下的文明形态特征包括改变劳动关系、构建新文化生产力和生产条件,以及影响社会治理。其次,在智能媒体实践方面,数字技术构筑媒介化社会,自动化、智能化元素渗透媒体实践,影响内容生成、交往形态和拟态环境。然而,智能媒体实践也带来诸多挑战,如新闻真实性、舆论操控和人机交互中的自我认同问题。她强调,人工智能技术需满足伦理要求,恪守真实性原则,防止技术滥用。最后,她指出人类应当在技术调节的世界中积极形塑生活,维护生命的尊严与福祉,保持人类心灵自治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大学》常务主编朱春阳进行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制度创新”的发言。他首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通常分为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三个阶段。目前,中国式现代化正进入制度现代化的阶段,人的现代化则是未来发展的关键。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尚显不足,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占比和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均未达到理想水平,文化强国的目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朱春阳教授阐述了包容性制度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文化领域,也需要建立包容性的制度环境。最后,他强调了制度在物的分配中的关键作用,认为物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指向人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制度来确保物的分配能够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现代传播》责任编辑杨旭东发表了题为“介词与媒介”的学术分享,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和思考。他首先指出,宇宙万物都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关系中,而在人的语言中,这种空间关系都通过介词来表达。随后,他从词源学角度指出“媒”是触发、让美好事情发生的意思,“介”是处于二者之间,让两者发生联系的意思,“媒介”的基本含义则是经由什么让什么发生。杨旭东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基本自然元素(诸如气、水、光、土等)都经由媒介让生命和生长发生。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但万物本身是一种召唤,一种不同于人类语言但又在时时刻刻说话的存在。他指出,介词和媒介都揭示了人与物之间的原始关系,这种关系与通常理解的人是最高贵的万物之灵的价值判断是相反的。他呼吁人们恢复“关系”概念的原始含义,即相关、关切和连接,并强调人与物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秘书长、新闻学院教授张殿元在题为“广告:打在文明门面上的烙印”的发言中探讨了广告与文明的关系。他认为广告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附属品,也是文明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文明,促进文化产品多样化,由此昭示了现代文明的本质。他进一步指出,广告作为社会发展的创新,是商业文明的标志。从原始广告到现代广告,其形式与功能不断演变,体现了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他认为,广告作为中西方现代文明兴衰的缩影,见证了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领先,以及当前数智广告时代中国的追赶与超越。中国广告业应重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他最后指出,虚拟文明中广告商业与艺术并存,价值符号化趋势明显,广告是商业文明复杂系统的粘合剂,但这种文明是否象征着人类的进步尚存争议。
汤筠冰教授在以“媒介化时代的文明转型:AI与视觉表达革新”为题的发言中,首先指出深度媒介化是媒介与文明的双向嵌套,媒介成为社会互动、秩序维系的重要支柱,也是文化意义建构的关键机制。她从技术哲学出发,强调数字技术“铭刻”世界并调节人类知觉体验,使想象和虚构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得以呈现。在视觉媒介变迁上,她从视觉凝视到算法驱动的观看进行分析,指出凝视不仅是观看,更涉及理解、诠释和控制。算法驱动的观看中,内容推荐由算法根据数据生成,观看行为变得非线性和碎片化。她还讨论了AI在视觉创作中的重新定义作用,认为AI不仅是工具,更是具有创造力的“创作者”,模糊了创作者与观众、固定作品与动态作品的界限,提高了视觉内容精准传播效率。然而,AI与视觉表达革新带来的哲学与伦理挑战,如创作者身份模糊、真实性危机、算法偏见与文化多样性等问题,还需得到更深入的思考和应对。
复旦大学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少晶就“生成型媒介与数字价值观”这一主题发表见解。他指出,讨论该主题需关注三对关系:文明与非文明、媒介供能与抑能、媒介文明存在与生成。首先,文明发展中始终伴随非文明现象,且这些现象与媒介进程紧密相关。例如,社交媒体上的非文明言论在特定社区中依然活跃,显示了数字媒介与政治、历史的紧密联系。其次,数字媒介的供能与抑能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对不同群体影响各异,涉及平等问题。最后,当媒介与文明结合,会出现新的文明形态,即媒介化文明,它既有存量形态也有新生形态。生成型媒介意味着整个媒介生态在与政治、文化、人、用户结合时,会生发新的价值观、文化和文明产物。因此,我们应理解数字技术与文明之间的连接,并从中提炼与文明相关的概念或现象。
在专家互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各自发言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与思想碰撞,并就现场观众的提问进行了解答。最后,孟建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表示,与会专家围绕主题从多维角度发表的真知灼见让这次学术讨论精彩纷呈。他坦言,将“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这一宏大且复杂的论题定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当前的研究重点无疑是很大的挑战,但中心仍愿意迎难而上,不断开拓创新。孟建教授代表中心衷心感谢十五位与会著名专家的鼎力支持,本次会议所取得的思想成果无疑将进一步推动这一研究主题的深入与拓展。他期待着今后能持续进行这样形式创新、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活动。
据孟建教授介绍,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研究机构,是国家文化创新研究的重镇、国家文化战略研究的智库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早在五年多前,中心就开全国之先河,启动了“媒介与文明”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产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党的二十大后,中心更是迅速聚焦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不仅在2022年底专门举办了重要的国际会议,而且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发起,联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新与青年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艺术与科技研究所、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六所著名大学的研究机构成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学术研究联盟”,并发布了《文明新形态研究倡议书》。在本次“媒介发展与现代文明十五人谈”学术会议召开之前,发起成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学术研究联盟”的六所著名大学的相关机构负责人在复旦大学召开了工作会议,对“学术联盟”今后的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来源:江南时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