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 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机构任职。

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 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机构任职。

我首次了解到有人计划将香港打造为高等教育中心是在1988至1989年间。当时在波士顿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我结识了后来成为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的吴家玮教授，他不幸于3月2日去世。

由于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变化，香港高校对内地学生吸引力日益增强。虽然申请人数增加是好事，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现象。

正如北方农民所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本文旨在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能激发改进措施，使香港高校与内地学生及其家庭都能受益。

1990年代初，香港科大开始招生时，在本地的表现并不理想，因为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选择理工科的比例不高。因此，学校非常重视开拓内地市场，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

早期，由于申请者较少，质量得到了保证。许多内地学生的推荐信来自他们学校的教师，这些教师与香港的同行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推荐过程相当严谨。

然而，近两年来，我发现一些在香港就读的内地研究生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成长。以前即使英语水平有限，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们至少能写出基本的英文报告或信件。

而现在，尽管我们讨论的是全球化及内地企业海外投资等复杂议题，对方从未用英文与我交流，这让我感到困惑。

另一个例子涉及一位研究生的签名格式，显示出他对学位知识的欠缺。他在名字下方写着“Master”，显然想表示自己拥有硕士学位。

如果他是正在攻读学位，则应写成“Master Student in ABC Program”；若已毕业，则应注明具体学位如“MS in Statistics”或“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这种不规范的表达方式让人不解其意。

此外，我还与两位博士生讨论了他们的论文选题，主题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延伸到东南亚、中亚等地遇到的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当地宗教组织的影响。虽然我不建议他们在论文中对宗教采取立场，但他们需要了解相关背景知识。

遗憾的是，这两位博士生对此知之甚少，只能提供表面甚至错误的理解。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内地教育体系中，关于宗教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内容相对缺失。但在香港学习期间，他们理应补上这些课程。

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近年来香港高校招收内地研究生的标准有所下降；二是即便标准未降，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漏洞，导致申请人容易钻空子。

另外，香港高校对内地研究生的培训不够严格，导致部分学生未能真正掌握所需的知识。

首先，关于招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在内地了解到不少案例显示，一些中介机构为了帮助学生获得录取通知书而进行粉饰或造假。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香港高校的声誉，也给学生本人带来了风险。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香港各高校应设立一个公开网站，列出历年内地中介机构处理申请时出现的负面案例，并对多次违规的中介机构进行点名批评。这样既保护了学校声誉，也能警示申请者及其家庭不要依赖不可靠的中介服务。

二、加强对申请者的面试环节。早年我们在招生时会成立一个教师小组进行面试，以确保申请资料的真实性。香港高校可以考虑委托内地校友进行面试，大多数校友会对母校负责，不会故意协助申请者造假。

三、每隔三年，香港高校应在内地主要城市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民意调查，评估本校毕业生的社会影响。这不仅能为学校发展提供参考，还能避免未来出现“水硕”或“水博”的情况，维护香港高等教育的良好声誉。

来源：研究生的酸甜苦辣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