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到县城只有四十来分钟的车程，但我出门在外总说家在梨花县。说县城总比说农村好听些，况且我也确实在县城住了十几年，我爸给我买的二手房，还欠着亲戚的钱。

我们村到县城只有四十来分钟的车程，但我出门在外总说家在梨花县。说县城总比说农村好听些，况且我也确实在县城住了十几年，我爸给我买的二手房，还欠着亲戚的钱。

我堂哥彦军当年是村里第一个开上小轿车的。那是辆红色的捷达，后来才知道是台二手车，但当年都管它叫”小红跑”。他开车带我去外婆家，一路上村里人都伸头看，我透过玻璃望出去，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时堂哥瘦高个子，爱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上，显出黑里透红的小臂。彦军比我大八岁，我初中时他已经在镇上做了小生意，开了家卖农资的店。我家老人都说他有出息，将来肯定是个做大事的料。

彦军媳妇叫月红，平头尖尖的下巴，嘴角总是上扬的样子，不说话的时候都像在笑。她手指长而细，却很有力气，能一次抱起三四个西瓜，还能徒手拧开卡得死紧的瓶盖。我们家的老人都夸她能干，说彦军娶了个好媳妇。

村里人爱计较亲戚关系，我得叫月红一声嫂子。实际上当时我也就十三四岁，叫得别扭，嘴里总含含糊糊的。她似乎觉得好笑，每次都故意作弄我：“你叫什么？没听清，再叫响点。”

我记得有年夏天，家门口那棵银杏树上落满了知了，叫得震天响。月红拿着个蒲扇站在树下，踮起脚尖，像是想赶走那些知了。她穿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被风吹得如同刚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

彦军站在她身后，一步就走了过去，轻轻托住她的腰把她举起来。月红笑着挥打树上的知了，两个人那么登对。我站在屋檐下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眼睛有点涩。

他们就是这样，在所有人眼里是羡慕的一对。

直到那场事故。

那个夏天特别热，空气里全是潮湿的味道，仿佛积了一层水汽在人身上。彦军去县里送货，回来的路上车翻了。有人说是避让摩托车，也有人说是轮胎爆了。等刹车失灵的捷达从山路上滚下来，他的脊椎已经断了。

彦军住进了县医院，月红辞掉了在超市的工作，整天守在他身边。起初我妈偷偷和我说，月红一个小闺女，才二十多岁，这下可难了。可我觉得，月红肯定会照顾好堂哥的，这辈子就该这样。

那会儿我还挺天真的。

医院里有股特别的味道，我不知道那是药水还是消毒水，反正一闻到就难受。但那时候我也会在周末和我爸一起去看堂哥，捎点我妈做的红烧肉，他最爱吃的。堂哥一直躺在床上，两条腿盖在白被子下，一动不动。

有次我爸让我单独去送东西，开门时我听见月红在说话：“彦军，你要我怎么办？我才二十五啊！”她的声音又轻又尖，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听了半天没敢进去，拎着保温盒退回了走廊。

堂哥住院第八个月的时候，月红不见了。她留了张字条在彦军的枕头底下，却没人告诉他。那天我二叔坐在病床边，一支烟接一支地抽，眼睛红得吓人。我听见医生说不能在病房抽烟，我二叔就骂了一句，带着烟走到走廊上去。

我想象不出堂哥醒来发现妻子离开的样子。我猜他一定知道了，只是谁都不好意思告诉他。后来我听说月红回了娘家，又改嫁去了外省。

我上大学那阵，听我妈讲，彦军从县医院转到了镇卫生院，再后来又回了家。我二叔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给彦军住，自己搬去了柴房改的偏房。我爸说村里人都笑话二叔傻，把好好的房间给了个废人，自己睡猪圈一样的地方。

我爸不这么想。他说：“自己儿子瘫在床上，谁的心不碎？”

大学毕业那年夏天我回家，特意去看了堂哥。他躺在一张老式的木床上，脸色灰白，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圈，胡子拉碴的。房间里有股尿骚味，但窗户开着，混着院子里槐花的香气，倒也不是特别难闻。

我二叔正在给彦军擦身子，那块毛巾黄黄的，不知道用了多久。我看见堂哥身上有些红疹子，二叔用热水一点点擦，嘴里嘟囔着：“擦干净点，天热容易生疮。”

我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就站在门口叫了声”堂哥”。彦军看了我一眼，眼神黯淡得像蒙了灰的玻璃。他嘴唇动了动，声音很小：“建设？长这么高了。”

我想说点什么，但找不到合适的话，只好把带来的水果放在桌上。桌子上摆着个废旧的茶叶罐，里面插着几支已经蔫了的野花。

二叔摆摆手说：“你堂哥不吃这些，留着你自己吃吧。”我看他的手指上有老茧，指甲里塞满了泥土，像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

我问：“二叔，你一个人照顾堂哥？”

“还能有谁？”二叔拧干毛巾，“你大娘有糖尿病，干不了这活。”

堂哥闭上了眼睛，像是累了。二叔给他盖好被子，轻声说：“你睡一会儿吧，等会儿我去给你熬点粥。”

“他能吃什么？”我问。

“能吃饭，就是得喂。”二叔擦了擦手，“大便也还行，就是得用尿布，隔两个小时我给他换一次。”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堂哥的床上，形成一块光斑。那块光斑慢慢移动，像是在丈量时间。

“我出去干活的时候，就把他的手机放在枕边，有事能给我打电话。”二叔指了指墙上挂的那个红色老式按键机，“就那么几亩地，我随时能跑回来。”

这些年我一直在县城工作，很少回村里，和堂哥的联系更是少得可怜。直到去年夏天，我接到二叔的电话，说彦军病了，想让我帮着联系下县医院。

我开车去接他们。到了村口，看见二叔推着一辆老旧的轮椅，堂哥坐在上面，头无力地垂着。轮椅前面挂着个黑色的塑料袋，不知道装了什么。二叔的衣服上有汗渍，头发胡乱地支棱着，像是刚被风吹过。

“爬不了坡，费了半天劲。”二叔喘着气，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帮着把轮椅抬上车，注意到堂哥面色发黄，嘴唇干裂，整个人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一圈。

“怎么了这是？”我问。

“前两天开始发烧，吃不下东西，一直吐。”二叔回答得很简短，眼睛盯着堂哥，“村医说可能是肝出问题了。”

医院的走廊里人来人往，有的推着点滴架疾步前行，有的坐在长椅上默默流泪。二叔推着堂哥去挂号，我跟在后面，突然听见有人叫：“老孙！”

二叔回头，我也跟着看过去。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正朝我们走来，胸前别着个红花，那花已经有些皱了，像是戴了很久。

“怎么又来了？”女医生走到跟前，目光落在堂哥身上，神情复杂。

我这才注意到，二叔的脸上有了笑容，那是我很久没见过的表情。

“吴医生，我儿子又发烧了，还吐，吃什么吐什么。”二叔搓了搓手，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信任。

那个戴红花的女医生蹲下来，轻轻托起堂哥的脸，检查他的眼睛和嘴唇。“肝区有疼痛吗？”她问。

堂哥轻轻点了点头。

“去做个B超，先住院观察。”她站起身，“今天病区有床位，你们运气不错。”

二叔松了口气，连声道谢。女医生回头看了看堂哥，又对二叔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等二叔回来的时候，我问他那是谁。

“吴医生，彦军的主治医生，挺好的一个人。”二叔推着轮椅往前走，“前年彦军住院那段时间认识的。”

“她胸前为什么戴红花？”我不知怎么就问了这么一句。

“听说是评什么先进工作者。”二叔回答得很随意，似乎对这个不太在意。

堂哥被安排住进了医院的肝病科。病房里有四张床，我们分到靠窗的那张。二叔忙前忙后，铺床单、接热水，动作熟练得像是在自家一样。我站在一旁，突然觉得自己很多余。

“二叔，要不我先回去，有什么事你随时打电话。”我提议道。

“行，你忙你的去吧。”二叔点点头，“这些事我熟悉，不用你帮忙。”

我有些尴尬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带了些水果去医院探望。推开病房门时，看见那个戴红花的女医生正在给堂哥做检查。她的动作很轻柔，检查完后又坐在床边和堂哥说了几句话。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等她出来才走进去。

病房里只有堂哥一个人，二叔不知道去了哪里。

“二叔呢？”我问。

“去拿药了。”堂哥的声音很轻，但比昨天精神好多了。我注意到他枕边放着几片切好的苹果，切得很薄，边缘有些发褐。

“那个医生挺关心你啊。”我试探着说。

堂哥转过头看着窗外，没有回答。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我突然发现他的眉眼其实和年轻时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些苍老的痕迹。

二叔拎着药回来了，看见我很高兴：“建设，你来了啊！”

他把药放在床头柜上，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糖。“给，吴医生给的，说吃完药可以含一块。”他轻声对堂哥说。

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把带来的水果留给了他们。出门时，我看见那个吴医生正站在护士站前写病历，红花在她胸前轻轻晃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去医院，慢慢和二叔熟络起来。有次趁堂哥睡着了，我问二叔：“那个吴医生，你们很熟？”

二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人挺好的，去年彦军住院那会儿，没少关照。”

“就关照？”我故意问。

二叔的耳朵有点红，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你瞎想什么呢，人家是医生。”

第五天的时候，堂哥的情况突然恶化，肝功能指标飙升，医生说需要做个手术。二叔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声不吭地抽烟，额头上的皱纹比平时更深了。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陪床。半夜时分，听见走廊上有脚步声，然后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我假装睡着，从眼缝里看见那个吴医生走了进来。

她穿着白大褂，胸前依然别着那朵有些皱的红花。她走到堂哥床前，轻轻检查了一下他的点滴，又摸了摸他的额头。我看见二叔醒了，但他没动，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吴医生的背影。

吴医生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二叔突然坐起来：“吴医生。”

“嗯？”她回头。

“谢谢。”二叔说。

“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她笑了笑，“手术安排在明天上午，你早点休息吧。”

等她走后，我睁开眼睛，看见二叔还坐在那里，目光落在门上，表情复杂。

“二叔？”我轻声叫了一声。

他转过头来，似乎有些尴尬：“吵醒你了？”

“没有。”我坐起来，“那个吴医生……”

二叔打断了我：“别乱想，人家就是个医生，对病人好点很正常。”

我想了想，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堂哥被推去做手术。我和二叔在手术室外等待，二叔紧张得不停地搓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二叔，你和吴医生是不是…”我试探着问。

二叔瞪了我一眼：“闭嘴。”

中午时分，手术结束，吴医生走出来，对我们说手术很成功。二叔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他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我留在医院陪床，二叔说要回村里一趟，拿点换洗的衣服。我答应得很痛快，心里却在猜测他是不是在回避什么。

堂哥醒来后，我给他倒了杯水。他喝了一口，突然问：“二叔呢？”

“回村里拿东西了。”我回答。

他点点头，似乎有话要说，但最终没有开口。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吴医生今天还会来查房吗？”

“应该会吧。”我看了看他，“她对你挺好的。”

堂哥闭上眼睛，轻声说：“她对所有病人都好。”

当晚十点多，二叔还没回来。突然，吴医生来了，她推门进来，看见只有我和堂哥，似乎有些意外：“老孙呢？”

“回村里去了。”我回答。

她点点头，走到床边给堂哥检查伤口。检查完后，她正要走，堂哥突然说：“吴医生。”

“嗯？”她回头。

“谢谢。”堂哥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吴医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我注意到，这句话和她对二叔说的一模一样。

她走后，我忍不住问堂哥：“那个吴医生和二叔是不是……”

堂哥打断了我：“她是个好医生。”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没再问。

第二天一早，二叔回来了，带着一大包东西。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不停地忙前忙后，给堂哥换衣服、倒水、整理被子。

中午时分，吴医生来查房，她和二叔打了个招呼，然后专心给堂哥检查。检查完后，她对二叔说：“情况很好，伤口恢复得不错。”

二叔点点头，表情有些拘谨。等吴医生走后，他倒了杯水给堂哥，然后突然问：“疼不疼？”

堂哥摇摇头。

二叔又问：“吴医生说什么了？”

堂哥看了他一眼，轻声说：“说我恢复得不错。”

二叔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似乎很满意这个回答。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堂哥枕头下面露出一个角，像是一张纸。我没多想，伸手去拿，却被堂哥拦住了。

“别动。”他说。

二叔看了过来：“什么东西？”

堂哥没说话，闭上了眼睛。二叔走过来，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张纸，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子，笑得很灿烂。

不是月红，是吴医生。

二叔愣住了，他看着照片，又看了看堂哥，表情复杂。堂哥依然闭着眼睛，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在轻轻颤抖。

“这是……”二叔的声音有些发抖。

“她给我的。”堂哥突然开口，“去年我住院时，她把这张照片给了我，说让我看着她的样子，好好配合治疗。”

二叔沉默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回堂哥的枕头下，然后默默走出了病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坐在那里，看着堂哥。过了一会儿，堂哥睁开眼睛，对我说：“你也出去吧，我想睡一会儿。”

我点点头，走出病房，看见二叔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抽烟。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是个好医生。”过了好久，二叔才开口，声音很平静。

“嗯。”我应了一声。

“去年彦军住院那会儿，是她一直在照顾。”二叔深吸了一口烟，“我那时候想，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

我看着二叔的侧脸，突然觉得他老了很多。

“有一天晚上，彦军发高烧，她一直守到天亮。”二叔继续说，“我问她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她说因为看到我们父子情深，很感动。”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我们就熟了。”二叔笑了笑，“她单身，四十多了，和我差不多大。我们聊得来，她说我是个好父亲。”

“然后呢？”我忍不住问。

“没有然后。”二叔掐灭了烟，“她是医生，我是农民，照顾病人是她的工作。”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二叔突然说，“彦军喜欢她。”

我愣住了。

“他整天盯着她看，跟以前看月红一样。”二叔苦笑了一下，“我能看得出来。”

“那你……”

“我怎么样不重要。”二叔打断了我，“彦军这些年受的苦太多了，如果有人能让他开心点，我就知足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那么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的天空。

住院的第十天，堂哥可以出院了。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吴医生胸前的红花不见了。她来病房做最后的检查，嘱咐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对二叔说：“下个月记得带他来复查。”

二叔点点头：“一定。”

我推着轮椅，二叔拎着包，我们一起走出医院。阳光很好，照在堂哥苍白的脸上，让他看起来精神了些。

车子开到半路，堂哥突然说：“爸，我枕头下的照片忘拿了。”

二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事，下次去拿。”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堂哥的表情，突然有些心疼。

第二天一早，我去二叔家告别，准备回县城上班。刚到门口，就看见二叔正在院子里给一盆兰花浇水。那兰花长得不怎么好，叶子发蔫，但二叔很细心地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擦拭。

“建设来了。”他看见我，招呼了一声，“吃了吗？”

“吃过了。”我走进院子，“这是什么花？”

“兰花，吴医生给的。”二叔放下喷壶，“说我们这儿阳光好，适合养。”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正要走的时候，我看见堂哥坐在轮椅上，从房间里出来。他看起来精神不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件浅蓝色的衬衫。

“堂哥。”我打了个招呼。

他点点头，目光落在那盆兰花上，表情有些复杂。

二叔见状，赶紧说：“彦军，你坐这儿晒晒太阳，我去给你倒杯水。”

等二叔进屋后，堂哥突然对我说：“我知道爸喜欢她。”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也知道她更喜欢爸。”堂哥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出奇，“我只是不想老头子因为我而错过。”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

“她每次来查房，目光都会在爸身上停留很久。”堂哥看着那盆兰花，“爸也是，从来没对哪个女人这么紧张过。”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站在那里，看着堂哥。

“你回去吧。”堂哥突然换了话题，“有空常回来看看，别像以前那样，几年都不见一面。”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愧疚。

离开前，我问二叔：“那个吴医生，你们……”

二叔打断了我：“别瞎想。她是彦军的医生，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看了看堂哥，又看了看二叔，突然觉得这对父子真是固执得可爱。

回县城的路上，我想起了那个戴红花的女医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应该会经常来我们村里看看那盆兰花。或许有一天，她会把那朵红花摘下来，戴在二叔的胸前。

又或许，那朵红花会永远别在她的胸前，而她只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医生，每个月都会准时迎来我二叔推着堂哥去复查的日子。

我不知道故事会怎么继续，但我相信，那个小院里的兰花一定会开得很好。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