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存世元本《逸周书》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汲冢周书》与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汲冢周书》两种。两种元本为今本《逸周书》目前最早可见的祖本，刻印俱佳，流传有序，为溯源《逸周书》版本及梳理其流传史提供了新思路。由钤印考据，元刊本、静嘉堂本《汲冢周书》历经明清两代书家

元本《逸周书》所见版本、钤印小识

夏虞南*

摘要：存世元本《逸周书》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汲冢周书》与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汲冢周书》两种。两种元本为今本《逸周书》目前最早可见的祖本，刻印俱佳，流传有序，为溯源《逸周书》版本及梳理其流传史提供了新思路。由钤印考据，元刊本、静嘉堂本《汲冢周书》历经明清两代书家和书楼收藏，分别最后藏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和皕宋楼，两者同源异流，而现存状况不同，因与二十世纪初期不同的收藏、流传境遇有别相关。

关键词：《汲冢周书》；《逸周书》；元本；钤印；铁琴铜剑楼；皕宋楼；静嘉堂

《逸周书》，《汉书·艺文志》称为《周书》，隋唐以后多称《汲冢周书》，亦有称为《汲冢书》者。此书宋时有刻本，但已无传。元本《逸周书》皆自称《汲冢周书》，目前存世版本有二。

其一，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刘廷干刻嘉兴路儒学本《汲冢周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文称“元刊本”[1]；其二，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刊本《汲冢周书》，现藏静嘉堂文库，本文称“静嘉堂本”[2]。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记述静嘉堂本状况：“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儒学刊本，十行二十字，双注行同，细黑口，左右双栏。前有至正甲午黄玠序及宋嘉定十五年丁黼旧序。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海虞瞿氏亦藏一帙。”[3]故今见最早的《逸周书》刻本，为此两本，书影分见下图[4]。

图1 元刊本《汲冢周书》卷一书影

图2 静嘉堂本《汲冢周书》卷一、黄玠叙书影

元刊本书板框高23cm、宽15.6cm，包背装、白皮纸，十卷本，附西晋五经博士孔晁注文。原板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双线黑鱼尾，左右双栏。此本宋刻元椠，由白皮纸印造，属于元刊古籍中的善本佳刻。

元刊本、静嘉堂本其名皆为《汲冢周书》。东汉人征引此书多称《周书》《周志》，至许慎《说文解字》征引此书时始称《逸周书》。推求其意，大概是为强调此《周书》并非《尚书·周书》，而是孔子选录之余，故许慎、高诱、郭璞等称其名皆加以“逸”字，以示区别。颜师古注《周书》：“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5]许慎、高诱、郭璞之类学者秉承的当是刘向的观点，但朱右曾早已批评“许君称引此书，或称《周书》，……或称《逸周书》，未知义例安在”[6]，“许、郭二人似乎没有将这一体例贯彻到底”[7]。晋太康二年（281），盗墓贼不准盗掘汲郡古冢，得竹书数十车，皆为以蝌蚪文写成的古书，经学者整理后称汲冢书。《隋书·经籍志》认为《逸周书》当出自汲冢，其云“《周书》十卷”，其注云：“汲冢书，似仲尼删书之余。”[8]《新唐书·艺文志》、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皆称《汲冢周书》[9]。

唐以前，《周书》和《逸周书》二名长期并存，宋以后则称《逸周书》或《汲冢周书》，虽然有些学者主张改用旧名，但未能改变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称谓。《汲冢周书》就是今本《逸周书》，但《逸周书》并非出自汲冢，丁黼、王应麟、黄玠、方孝孺、杨慎、姜士昌已有辨证，《四库全书总目》可为定论[10]，顾颉刚先生更直言《逸周书》与汲冢竹书没有关系。[11]

梳理各本《逸周书》的流传、刊布和版本系统相对较为困难。目前，《逸周书》校注诸本多以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四明章檗本为底本[12]。若以元刊本为底本新校注，当溯清《逸周书》来源，据古本考订其流布情况，或可供学界了解诸版本刊刻来源，流布始末。其题跋序和钤印的递续关系，也是亟需厘清的问题。由此，根据版本、题跋、钤印情况掌握善本佳刻前后存续的丰富信息，切实必要，以下将分而叙之。

一、元刊本流布刊刻情况

元刊本由刘廷干刊刻，卷前有黄玠《汲冢周书叙》，卷后附有南宋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所见汲冢书十卷志，李焘（1115-1184）题跋文和南宋丁黼（？-1239）序文[13]。经前文叙述，凭书影而论，此本刻印俱精，是元刊中的佳刻。

元刊本《汲冢周书》刊刻、流布始末当从题跋序和钤印等方面着手。题跋记序为刊刻始末，藏书信息则藏于钤印之中。作为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珍稀古籍[14]，元刊本《汲冢周书》的刊布过程仅见于《皕宋楼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元本汲冢周书·序言》中对其刊刻流布过程也未详述。

《汲冢周书叙》作者黄玠，元代定海人，字伯成，号弁山小隐，为南宋大儒、易学家黄震曾孙，活跃于元末明初。幼励志操，不随世俗，躬行力践，以圣贤自期。隐居教授，孝养双亲。晚年乐吴兴山水，卜居弁山，卒年八十。著有《弁山集》《知非稿》等。元刊本于序文末叶夹批注一页，其文记为：

《氏姓谱》：黄玠字伯成，定海人。幼励志操，博洽无不通。隐居教授，孝养二亲，远近闻其名，争迎致之。晚年乐吴兴山水之胜，卜筑山，自号“弁山小隐”，有《知非稿》《纂韵录》《唐诗选》行世。抱经堂《汲冢周书》谓元椠本黄玢序，盖误仞“玠”为“玢”也。[15]

此条批注单独成页，既已提及抱经堂本《汲冢周书》，当不书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付梓之前，为此后藏书、阅书之人所记，即所谓王振声跋文。

由黄玠至正甲午所序“郡太守刘公廷干好古尤至，出先世所藏，命刻板学宫，俾行于世”，可知元刊本底本为至正十四年刘贞（字廷干）家族所藏善本，是年方出，再行刊刻，流行学官。除元刊本《汲冢周书》外，刘贞重刊《吕氏春秋》亦传承有序，经陆心源皕宋楼收藏，亦可还原刘氏刊刻始末。陆氏于《仪顾堂续跋》记述：“《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元初，其本归于海岱人刘克式[16]，字居敬，号节轩者。其子名贞字庭干，至正中为嘉兴路总管，刊之嘉禾学官，此则嘉禾刊之初印者。”[17]至正年号自1341到1370年间使用。[18]此时，刘贞赴任嘉兴路总管，与元刊本刊刻时间吻合。

溯其来源，刘氏任嘉兴路总管前后所出善本甚众，皆有赖于其父刘克诚旧藏。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所述《韩诗外传》前有钱惟善序“海岱刘侯贞来守嘉禾，听政之暇，因以其先君子节斋先生手钞所藏诸书悉刊置郡庠，期与四方之士共之”[19]。可知，元刊本与《韩诗外传》抄本等书当属其父旧藏。因元刊本书后附有南宋藏书家晁公武《昭德晁公武志》，南宋丁黼《周书后序》两文，且《周书后序》署有“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日东徐丁黼谨识”，《中国版刻图录》据此指出《汲冢周书》当为“至正十四年嘉兴路总管刘廷干据宋嘉定十五年丁黼本重刻于儒学，此书传世最早之本”[20]。刘氏所据丁黼本当为其父刘克诚旧藏，此以书承祧。

礼部尚书贡师泰《玩斋集》卷十，收录《故中奉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刘公圹志铭》记载刘贞生平较详：

公讳贞，字廷干，号晦叟。本彭城人……始居益都，遂为益都人……父讳克诚，累官南台，监察御史，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彭城郡公，以奇节闻天下。公魁硕负气，博览经史，善书明律，试江西、浙东、西三道廉访司书吏，更荫补大都庸田司知事，掾江浙行省，除两浙运司知事，辟南台令史，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擢南台监察御史，人拜监察御史，出为嘉兴路总管，海道都漕运万户，浙东廉访使……拜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寻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至正戊戌秋，辞职。更号知止翁。居武夷山中，至正辛丑六月十六日卒。[21]

元代笔记小说《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田夫人”一条载有“廉访使刘廷干”[22]。《录鬼簿续编》存刘廷信小传，称其“兄廷干，任湖藩大参，因之卒于武昌”[23]。元人郑元祐有《谢刘廷干漕使馈肉》一诗。[24]《书史会要》卷七记载“刘桢”一条，“燕南人。官至福建行省参政。亦能书”[25]，《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认为当为“刘贞”之讹，为同一人，此说可榷。[26]但据墓志铭及其他笔记小说记载，刘氏一族当盛于时，善书明律，博雅多艺，于政治文教皆有建树。其相关事迹虽不见于《元史》，但不仅有礼部尚书贡师泰为其撰碑铭，更有陶宗仪收录其兄弟刘廷信事迹。刘氏家族注重文教，于政界文坛当有一定影响力，属元代官场较为杰出的汉人官僚。

元代官刻之书拥有众多渠道，最后都通向各路儒学，由儒学付梓印行。这是元朝对刻书出版体制的管理特点，也是元代儒学具有经济条件的具体反映。[27]《元史》记载：“二十七年……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28]元代在编纂与印刷书籍方面，以国子监为中心，增设了兴文署和秘书监。而地方学校教材则由地方书院、学校独立或联合刊印。儒学刊刻除嘉兴路外，据《书林清话》统计各地儒学刊刻甚众，见于记载的地方儒学存27路。[29]如无锡郡学刻有《白虎通德论》十卷，《风俗通义》十卷，婺郡学戴侗刻有《六书故》三十三卷等。嘉兴路儒学刻本《汲冢周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虽不录于《书林清话》，但其善本佳刻面貌足以反映元代儒学刻本的水平，并补足对江浙儒学刊刻经史善本情况的理解。元代政权稳定之前，尊经崇儒，为政教基调。自元世祖忽必烈起任用姚枢、许衡、吴澄等大儒，对元朝“文治”政策和文教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30]这一政策基本贯穿有元一代，故宋椠难寻，惟以元刊慰藉。

刘廷干原籍属山东彭城，后随曾祖父迁至益都。总结其任职情况，“至正初累迁南台御史，进都事，入为监察御史，改宣徽院判官，除嘉兴路总管……”[31]曾任浙江嘉兴路总管、浙东廉访使等职。黄玠于《汲冢周书叙》中尊刘氏为“郡太守”，考证刘氏历任职官，应属嘉兴路总管时任刊刻。元刊本《汲冢周书》被称为嘉兴路儒学刻本，当于刘氏此任上完成。

嘉兴路总管事涉文教、郡庠。《两浙古刊本考》考元代嘉兴府刊板情况，存《易裨传》《韩诗外传》《大戴礼记》《吕氏春秋》诸本序言，皆与刘贞重修郡学有关。

重修郡学和儒学刻书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学田的收入。至元三年，政府下令“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在官司常与存恤”[32]。政府划拨儒学学田，除满足日常运转开支外，若有结余，可用于刻书。故庸田使、总管事类官员皆有可能掌司其责，如《易裨传》序云：“是书乃庸田使康公出授士子，今太守刘公命锓郡学，传示学者云……至正四年十月朔日识。”[33]刊刻《汲冢周书》前，庸田使等已为郡学出授《易裨传》，而刘贞重修郡学，重刊《汲冢周书》《易裨传》《韩诗外传》《大戴礼记》《吕氏春秋》等善本经籍，有据总管事任职便利，对两浙元本教材刊刻、儒学传播、服务教学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

傅增湘就刘廷干刊刻诸本亦有梳理，但未详述元刊本流传始末和钤印情况，其着重分辨静嘉堂本为卢文弨校本底本，称其“字抚松雪体，的是元刊，惜墨色黯淡耳”[34]。事实上，根据影印本核验，两版本无论是刊本行款、版心字数、刻工名称皆相同，当为同出而异流。仅就版本状态而言，静嘉堂本《周祝解第六十七》存整页脱文，《武纪解第六十八》《诠法解第六十九》《器服解第七十》三篇下端皆存脱文，为后世增补，除《周书序》存有脱文外，还有大量墨迹浸染、模糊刊刻不清之处。[35]全书墨色不均，界栏残泐，残损脱页较多，版本状况不佳。[36]相较而言，元刊本今貌更胜一筹。[37]

二、元刊本钤印小考

元刊本钤有“吴兴沈瀹”“吴元恭氏”“铁琴铜剑楼”“子雝”等印记。从此书钤印，可窥其明清时期迭经吴、沈两家递藏，流传有序，是明清诸本的源头，以下分而论之。

元刊本封面右下端“汲冢周书元刊四本”小字，上覆印一枚，为“子雝”：

子雝

卷首《汲冢周书叙》（图3）右起第一行，自下而上存印四枚。

图3 元刊本《汲冢周书》序

分别为“吴兴沈瀹”“吴元恭氏”“铁琴铜剑楼”“北京图书馆藏”，依次列序于下：

吴兴沈瀹 吴元恭氏 铁琴铜剑楼 北京图书馆藏

第一卷目录叶第一、二行右下存印两枚，分别为“吴兴沈瀹”“吴元恭氏”，第五、六行地脚上存印一枚，“玄鸟堂印”，依次列序于下：

吴兴沈瀹 吴元恭氏 玄鸟堂印

第十卷末叶标题“周书卷第十终”叶下存印一枚，为“吴兴沈瀹”（图4）：

吴兴沈瀹

卷末丁黼跋文后存印一枚，为“吴兴沈瀹”：

吴兴沈瀹

卷末白版叶左下存印两枚，自下而上为“铁琴铜剑楼”“北京图书馆藏”：

铁琴铜剑楼 北京图书馆藏

图4 元刊本《汲冢周书》卷十书影

图5 元刊本《汲冢周书》卷末书影

封面“子雝”印，为铁琴铜剑楼第二代主人瞿镛印记。此印以秦篆泰山刻石为基，结体方正，用笔圆浑。

第一枚，“吴兴沈瀹”印，存于卷首《汲冢周书叙》右起第一行、第一卷目录叶第一、二行右下、第十卷末叶标题“周书卷第十终”叶下、卷末丁黼跋文后，一共四处。此印系细朱文名章，折笔处方圆并用，古拙而有变化，两水字旁以不同造型处理，别具匠心，但并未见著于诸印谱书。沈瀹其人事迹亦不见于江南藏书、刻书家各类传记，故前学不识。明嘉靖时有江南士大夫沈节甫，初名之銮，其字以安，号锦字，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喜收藏，筑玩易楼以藏书，并著有《玩易楼藏书目录》二卷，惜已亡佚，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著录[38]。郑元庆《吴兴藏书录》辑存《玩易楼藏书目录·自序》云：

余性迁拙，无佗嗜好，独甚爱书。每遇货书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复来也。顾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残缺，必手自订补，以成完帙。丙寅在告，偶阅陆文裕公藏书序，讶其言有类予者。噫！薄富贵而厚于书，苏长工所以自笑也。寓意则乐，留意则病，今予得无病乎？虽然，予僻已成，未之能革也。养厥灵根，脱去华叶，请竢他日。因仿佛文裕公之意，更为编次如左。[39]

沈氏因嗜书爱好，遇售即买，故藏书盛极一时，所筑玩易楼与范钦天一阁、项元汴天籁阁、茅坤白华楼于嘉靖、隆庆年间并称。[40]沈节甫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41]有三子，长曰淙，次曰㴶[42]，次曰演，其名皆单字从水，沈瀹或是其子侄辈。[43]沈㴶、沈演于万历二十年同登进士，《明史·沈㴶列传》：“㴶与弟演同登万历二十年进士。㴶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神宗崩，光宗立，乃召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文渊阁，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44]因知，元刊在明代经吴、沈家族递藏，尤显珍贵。

沈瀹其人虽不如沈节甫、沈㴶、沈演有名，但其藏刻或得益于沈氏玩易楼的藏书传统和家族势力。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1904-1998）广识家谱、朱卷、日记、手札、专人档案资料以及古籍稿本，因其擅书，又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一职，对古籍整理、文献研究尤其专擅。其因家学传承，得识外叔祖王胜之旧藏宋椠五臣注本《文选》三十卷。此书印记累累，顾氏记以附志，所识之印包括：宋印2枚，汲古阁毛氏诸印17枚，昆山徐氏（徐健庵）印2枚，苏州蒋氏（蒋凤藻）印12枚，王胜之藏书印8枚。但其中有5枚印顾氏并不识得，分别为：古歙檀干许氏梯愚家藏书记、沈瀹印、九川父、张铭中印、纪常父。[45]其中“沈瀹印”作：

沈瀹印

傅刚对宋椠五臣注本《文选》的版本情况和收藏进行详述，并已指出其历经毛晋、沈瀹、蒋凤藻、王同愈、蒋祖诒等人收藏，并称其“为现存唯一宋刊五臣注全本，故对于《文选》研究具有李善本、六臣本所不能代替的重要价值。在版本上，它可以纠正许多李善本、六臣本的错误”[46]。前文言及，沈瀹生平难考，根据五臣本辗转流传于江南藏书各家之手，若有藏家收藏此善本，依托世家大族收藏更有便宜。江南一代，特别是“书传画舫”的交通便利，使得江南水运陆路的贩书鬻卖颇为方便。[47]各善本于沈氏玩易楼、毛氏汲古阁等名家大族之间交流，亦是常见。

据此线索，可以断沈瀹藏书或阅书颇重版本精良。顾氏不识沈瀹其人其印，盖未见元刊本《汲冢周书》。无论是元刊本《汲冢周书》还是宋椠五臣注本《文选》，可能都是经历吴兴沈氏收藏的佳刻善本，明确经沈瀹藏书，能够进一步认识明代吴兴沈氏藏书对保存善本古籍和传续佳刻的重要性。

第二枚，“吴元恭氏”印，存于卷首《汲冢周书叙》右起第一行、第一卷目录叶第一、二行右下，共两处，当属明校勘学、藏书家吴元恭印。此印以宋元官印为基，字体却以汉篆为主，寓方于圆，古朴中藏婉秀。国家图书馆藏金代刻本《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存有文彭、吴元恭题跋。[48]其首叶第一行右下存“吴元恭氏”印一枚，观察其字口、粗细，两印“恭”字皆近宋人《古文四声韵》所收古文“恭”字形

，其字下部似形讹为“幺”，盖为求笔触圆润的艺术表达，而“氏”字皆为竖钩纂书曲笔，两字特征相近。与元刊本“吴元恭氏”当为同印记，其图如下：

金本《庄子全解》吴氏印 元刊本吴氏印

元刊本《汲冢周书》当经吴氏收藏。吴氏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应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科乡试，中举人。明人申时行《赐闲堂集》称其：“元恭潜心六艺百家，尤喜图史，丹青彝鼎以自娱，工书，得右军之法，常寄迹僧舍，混于天夫野老中，人莫之识也。”[49]可知吴氏潜心六艺百家，爱好古籍文史、丹青金石。吴氏喜藏书，建有“太素馆”，为藏书之所。精于校勘，所校之本，为诸注本中最善。校有《贾谊新书》《韩昌黎集》《谷梁注疏》《尔雅经注》等书，均称善本。其翻刻宋本，因墨质、刊印、校勘精良，被收藏家所重，其藏书印为“吴元恭印”“太素之藏”等。[50]吴氏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校刻《尔雅经注》，为三卷单注[51]，亦为佳本。

第三枚，“铁琴铜剑楼”藏印见于黄玠《汲冢周书叙》首叶第一行和丁黼跋文末叶空白左下角，共两处，为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印。此印系汉白文印风格，结字古朴厚重，用刀有笔，计白当黑，方圆并用，极具金石气。与元刊本封面叶“子雝”同为铁琴铜剑楼第二代主人瞿镛印记。瞿镛，字子雝，瞿绍基之子。除元刊本外，瞿镛还收录有《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甲乙集》《饮膳正要》等善本。[52]“瞿氏铁琴铜剑楼继承了常熟派藏书家好宋元刻本、抄本和稿本的传统”[53]，其子孙亦循传统，一面求购书籍以藏书，一面严格管理书藏，恪守祖上基业。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记载：“《汲冢周书》元刊本，晋孔晁注此书。在宋时有李文简、陈正卿藏本，东徐丁黼校刻于嘉定十五年，有李焘跋及黼序。元至正甲午四明黄玠复序而刻之，即此本也。其《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萁子》《耆德》《月令》十一篇已亡，中有阙文阙字，盖宋时已断烂不全矣。”[54]另有小字注文：“卷首有吴元恭氏、吴兴沈瀹二朱记。”[55]瞿氏藏书之时，已见吴元恭、沈瀹二人钤印。元刊本历经明代吴、沈二氏收藏后，清代经由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

第四枚，“玄鸟堂印”位于元刊本卷一目录叶右起第五、六行地脚上端。此印以清篆入印，浪漫古朴，具有装饰性，以显厚重开张。四字皆以双刀法入印。在鸟字的处理上变曲为直，将印字上下结构改为左右结构，几个点画的处理具有明显的区别与顾盼关系，具有较强的造型能力并对印面空间进行了有效分割。但此印仅见此一处，而不见于各类印谱，亦不见此堂号所藏其他宋元刊本，印家等收藏信息需留存待考。

第五枚，“北京图书馆藏”印，出现于《汲冢周书叙》首叶、卷末白版叶左下处，共两处。此印文截圆作方，宋篆面目为多，雅正端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已著录[56]，将此本定为“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儒学刻本”。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以此本为底本，影印出版再造善本《汲冢周书》三函十册，牌记亦云“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儒学刻本影印”。

三、静嘉堂本钤印、版本流传始末

静嘉堂本《汲冢周书》，亦为十卷本，分为四册，题“晋孔晁注”，前有至正甲午黄玠序，后有手抄嘉定十五年东徐丁黼跋，每卷连署篇目。版式上每叶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注双行与大字同。版心有字数与刻工姓名，经核验与元刊本一致，版属元椠。

此本原经陆心源皕宋楼收藏，于藏书史上备受重视，故同为元本，傅增湘于《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此本着墨更多，恐受陆氏记载影响。陆氏《仪顾堂书目续跋》卷七记载：“是书南宋以前无刻本，甯宗时丁文伯得李巽严家本，脱误颇甚，后得陈正卿本参校修补，遂于嘉定十五年序而刊之。”[57]此说当从丁黼序言得来，可见静嘉堂本与元刊本修补、刊刻、序文皆一致。但据实而论，静嘉本自十卷正文后皆脱，丁黼序言皆为手抄补录，且阙晁公武志文，李焘题跋。若以刊本保存精良论，元刊本虽有增补、修校，但正文、经注相对完整，题跋记叙完备，目前保存状况更胜一筹。

静嘉堂本卷首《汲冢周书叙》首叶第一、二行下有“述庵”“王昶之印”“臣陆敳（树）声”三枚钤印，依次列序于下[58]：

述庵 王昶之印 臣陆敳（树）声

第一卷目录叶第一行下端有钤印一枚，“曾在上海郁泰峰家”[59]。

曾在上海郁泰峰家

第四、六、八卷目录叶第一行下端钤印一枚，为“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60]。

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

第一枚“述庵”与第二枚“王昶之印”，皆为乾嘉时期名儒王昶之印。“述庵”此印，截圆作方，布白满框，古拙拗趣。而“王昶之印”则多用切刀，沉着痛快，印在陈鸿寿、赵之琛之间。王昶谙熟经籍，对《尚书》即相关书类文献非常重视，收藏静嘉堂本的缘由盖缘于此。其与大儒查继佐及其门生沈仲方学术交往密切，在《沈仲方〈尚书条辨〉序》中指出沈仲方对《逸周书》和汲冢书的考辨为当时之最。[61]王昶（1725-1806年），字德甫，号述庵，一字兰泉，又字琴德。清青浦人。乾隆甲戌（1754年）进士，富藏书。[62]“述庵”为其号，另存藏书印“一字述庵别号兰泉”“青浦王昶”可证[63]：

一字述庵别号兰泉 青浦王昶

第三枚“臣陆敳（树）声”与第五枚“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皆为湖州皕宋楼陆氏陆树声藏印。静嘉堂本没有皕宋楼藏书印，而仅存陆树声私印，可推测其归于陆氏时间恐较晚。此书存陆树声私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三处，用印“臣陆敳（树）声”一处，足见陆氏对静嘉堂本的重视。“臣陆敳（树）声”印，汲汉篆字法，取法高古，仿汉代官印风格。“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虽为多字印，但亦系汉印风格，印面斑驳，金石气浓郁。而陆树声及其昆兄树藩虽为朝廷命官，仍食清廷俸禄，因常年外乡为宦，疏于管理，生意私产受挫，资金周转不善，故鬻售皕宋楼旧藏于日人。[64]此书藏于静嘉堂文库，可知最后当经陆氏之手，流转至日本。

第四枚，“曾在上海郁泰峰家”，为郁泰峰藏书印。此印用篆走云间派一路，特别是海字，母旁作菱形，尤为典型。其印主人郁松年，字万枝，号泰峰，为沪上重要的藏书家，其藏书楼宜稼堂是晚清沪上重要的代表。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对郁泰峰所藏珍本善籍著录甚多，据《郘亭日记》记载莫友芝与郁泰峰私交甚笃，遍览宜稼堂藏书。但《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并未著录静嘉堂本《汲冢周书》，或因宜稼堂藏元本甚众，或是同治年间此书仍未流入宜稼堂等各种原因所致。而根据张元济1937年6月《上海文献展览会涵芬楼应征善本清单》统计，征集自郁泰峰旧藏的抄本包括：宋本《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撮要》；元本《北史》；清刊本《说文系传》；抄本《陶渊明集》《贡礼部集》《吕敬夫诗集》《吴越备史》。[65]此时，仍可征集郁泰峰藏多本宋刻元刊及诸多佳本，足以推测全盛期“号称十万多册”[66]之典籍煌煌之貌。

皕宋楼与郁泰峰宜稼堂之间多有书籍交易往来，且宜稼堂书籍流散者亦多归于持静斋和皕宋楼。“同治初元，宜稼之书散出。其宋元旧椠，名校精钞，大半……归于持静斋。更有江苏候补道洪观察者多购获之，又为独山莫子偲友芝所借失者亦不鲜，余精帙俱归于陆刚甫心源所有。心源已获郁氏书，富于藏储。”[67]以抄本《国朝名臣事略》为例，清道光癸卯二十三年（1843年）已经由郁泰峰购入宜稼堂。根据缪荃孙跋语记载可知，因郁泰峰后得元刊本，故将抄本《国朝名臣事略》转易皕宋楼。[68]静嘉堂本命运或亦如此，流转于宜稼堂与皕宋楼之间，从郁泰峰宜稼堂转入皕宋楼。

陆心源去世不久，皕宋楼藏书经由陆树藩、陆树声兄弟之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十二万银元卖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69]日人岛田翰作《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相述其辗转过程，董康意识到国宝东流，陈情于“题识”。董氏跋文云：

今春，彦桢（岛田翰之字）驰书相告，岩崎文库以日金十一万八千圆购陆氏书，有成议。余初谓陆氏为吴兴望族，刚父观察逝世未久，何致货及遗书。嗣彦桢寄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嘱附梓《访镣录》内（彦桢游中国，观瞿、杨、丁、陆四藏书家所记），始信其事果实……陆氏《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者累月……闻皕宋楼书既归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彼此相较同异，如斯世有贾生能无痛哭！[70]

董康记述了当时学术界、藏书界对陆氏藏书“舶载以东”的愤慨不满，反映了时人对家国命运与典籍流转同舟共命的喟叹。张元济一直为筹建京师图书馆而奔走筹措资金，欲积极接手皕宋楼旧藏，1911年与缪荃孙回忆皕宋楼此售，仍旧以自责而叹失节：“丙午（1906年）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和，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71]张氏本自入商务印书馆后，一直着力为商务购入善本古籍，为编译所建立资料室，且曾与商务创办人夏瑞芳设法拦截皕宋楼旧藏，但为资金所困，遂放弃。[72]而据其与缪氏书信，可知其收购无力，仍向荣华卿求助，寄望清政府出资收购。此举昭其守护旧典善籍，拳拳之心，亦知此等皕宋楼旧藏之珍贵。陆氏所藏静嘉堂本《汲冢周书》亦随此流入静嘉堂文库。

由此，静嘉堂本《汲冢周书》自清一代的藏书和流传可据钤印还原。可知静嘉堂藏本虽仍流落海外，但与元刊本当属同源而异流。

余论

元刊本、静嘉堂本《汲冢周书》作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逸周书》版本，本为同一系统，因缘际会，因藏书传续不同而流传有别。“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同源异流，经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的元刊本与原藏皕宋楼的静嘉堂本，仍隔一衣水。

究其原因，恐与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及其家族的选择和命运休戚与共。铁琴铜剑楼传续瞿氏四代，瞿镛子孙皆能秉承父训，苦守先人之书，自瞿绍基始已有“遗直”古风，不为名利所动。[73]传至瞿启甲时，为避抗日战争之灾，瞿氏转运藏书于沪上，并安置妥当，最后悉数归于北京图书馆，众多宋椠元刊等善本佳刻方能得以保存。[74]

钤印虽小，承载之重，若非据元本流传收藏始末而能展现。而元刊本《汲冢周书》所见“玄鸟堂”印主人是谁？收藏于何时？“玄鸟堂”是早于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或之后自瞿氏散出而收藏？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望诸方家垂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原文转载自《中国篆刻》2024年第4期，第74-88页。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先秦史、出土文献新证。

[1]参见黄玠：《汲冢周书叙》，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8页。国家图书馆近出《元本汲冢周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即以此为底本影印。此版本另存一套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2]关于静嘉堂文库所收录“皕宋楼旧藏”诸本情况，详见王绍仁：《皕宋楼藏书流布及宋元版追踪》，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5页。傅增湘核验静嘉堂本与元刊本，详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2页。

[3]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2-263页。

[4]元刊本书影内页采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孔晁注：《元本汲冢周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7、204、209页；静嘉堂本书影内页采自：《汲冢周书》，静嘉堂文库藏元刻本。

[5]《汉书·萧何曹参传》颜师古注《周书》“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有类似说法，其云：“《周书》者，本与《尚书》同类，盖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刘向所奏有七十一篇。”可知汉时仍可见七十一篇全本《逸周书》，而唐人所见已有缺失。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6页。

[6]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76页。

[7]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页。

[8]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页。

[9]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8-239页。

[10]杨宽、沈延国：《〈逸周书〉与〈汲冢周书〉辩证——〈逸周书集释考证〉初稿之一》，《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5月25日第3版，后刊于《制言》1937年第40期，第73-86页，后收入《杨宽著作集 杨宽史学拾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02-413页。晁岳佩：《元本汲冢周书·序言》，孔晁注：《元本汲冢周书》，第2页。

[11]顾颉刚：《武王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文史（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42-458页。

[12]“民国八年（1919年），收录晋孔晁注《汲冢周书》10卷，此本据明嘉靖二十二年章檗本景印。”此为《四部丛刊》本底本，亦即《逸周书汇校集注》所用底本，或简称“《四部丛刊》本”。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初次景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13]虽位于元刊本书末，但非题跋，实属序文。其文曰：“予始得本于李巽严家，脱误为甚，继得陈正卿本，用相参校，修补颇多。其间数篇尚有不可句读、脱文、衍字，亦有不容强解者，姑且刻之。”可知丁黼已见李焘、陈正卿两家藏本，李焘藏本因脱误较多，故以陈正卿藏本参校刊刻，此文当是丁黼刊刻时所记，当属宋本序文。

[14]《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记载：“《汲冢周书》十卷，晋孔晁注，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儒学刻本，王振声跋，国家图书馆有藏（编号：00477）。”经核验，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汲冢周书》不存王振声跋，为单独成页的夹批，不知其记录时间。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15]孔晁注：《元本汲冢周书》，第6页。

[16]式字或为诚字讹形，据《皕宋楼藏书志》记载为：“御史公，海岱人，讳克诚，字居敬。”参见陆心源撰，《皕宋楼藏书志 皕宋楼藏书续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611页上栏。

[17]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3页。

[18]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6页。

[19]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王国维等撰：《闽蜀浙粤刻书丛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

[20]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54页。

[21]贡师泰：《玩斋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玩斋集、复古诗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213-214页。

[22]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

[23]钟嗣成、贾仲明著，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171页。

[24]郑元祐（1292—1364），为处州遂昌人，迁钱塘，字明德，号尚左生。少颖悟，刻励于学。顺帝至正中，除平江儒学教授，升江浙儒学提举，卒于官。为文滂沛豪宕，诗亦清峻苍古。有《遂昌杂志》、《侨吴集》。

[25]魏崇武主编，徐永明点校：《书史会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

[26]益都，元代路名，治所在益都县，即今山东青州。燕南，指元代一个区域名，位于今河北北部。两处有一定距离。另《书史会要》记载刘桢“官至福建行省参政”，而据《故中奉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刘公圹志铭》记载，刘贞“拜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寻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至正戊戌秋，始决意辞去，更号‘知止翁’，束绝江南，踰岭，止居武夷山中”，从辞官始而去闽地，与刘桢“官至福建行省参政”履历亦不相符，当不为同一人。疑因其名音谐，皆“善书”而混讹。元代地理信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27]李致忠：《元代刻书述略》，《文献（第十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210页。

[28]宋濂等：《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4页。

[29]据《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一章统计，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5-81页；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8页，第40-41页。

[30]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第23页。

[31]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82-1763页。

[32]王颋点校：《庙学典礼（外二种）》卷四《正官教官训诲人才议贡举拔学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33]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路新生、黄爱梅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7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94页。

[3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二），第232页。

[35]静嘉堂本《汲冢周书》，第125b、126a、129b、130a、130b、131a、131b、132a、133b、134a页。

[36]虽据《皕宋楼藏书志 皕宋楼藏书续志》等相关记载，此本当为元刊，但仔细核校其与元刊本差异较大，排除流传过程中的保存问题，笔者曾怀疑过其实为元椠明刊，究其原委，他日当专文考述。

[37]同为元本，元刊本无论从流传保存状态，版本完整面目都更为适宜作为新校底本。

[38]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39]郑元庆著，范锴辑：《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郑元庆等著：《吴兴藏书录·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2-13页。

[40]沈慧：《湖州古代史稿》，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

[41]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八《沈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66页。

[42]此处《昌平集》缺字，据《明史·沈㴶列传》补。

[43]李致忠：《昌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44]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八《沈㴶列传》，第5767-5768页。

[45]顾廷龙：《读宋椠五臣注〈文选〉记》，《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第9集第102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全编》（第七册），第286-290页。

[46]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06-211页。

[47]子川：《斯文在兹 中国传统书房文化与器物研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第51-52页。

[48]任继愈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49]申时行：《赐闲堂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99页。

[50]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中国藏书家通典》，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53-254页。

[51]王桂平：《明清江苏藏书家刻书成就和特征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52]靳诺、王若舟编著：《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548页。

[53]曹培根：《瞿氏铁琴铜剑楼与范氏天一阁比较谈》，《藏书家（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65页。

[54]瞿镛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144下栏。

[55]瞿镛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第144下栏。

[56]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13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史部》，上海：上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57]陆心源：《仪顾堂书目续跋》，陆心源著，冯慧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8页。

[58]因不见于其他著录书目，图片采自黑白影印静嘉堂本《汲冢周书》。

[59]林申清编著：《中国藏书家印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60]靳诺、王若舟编著：《中华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释》（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第523页。

[61]王昶著，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春融堂集》卷三十六，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668页。

[62]林申清编著：《明清藏书家印鉴》，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75-76页。

[63]林申清编著：《中国藏书家印鉴》，第109-110页。

[64]蔡圣昌：《民国时期的陆氏兄弟》，《书屋》2020年第5期，第70-71页。

[65]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1-92页。

[66]梁光华、李朝阳：《莫友芝研究十五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3页。

[67]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2-383页。

[68]康冬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缪荃孙旧藏抄本书述略》，袁晓聪、曹辛华、缪剑农主编：《百年来缪荃孙研究论文选粹》，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3-74页。

[69]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第378-394页。

[70]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第38-39页。

[71]张元济：《致缪荃荪 五》，《张元济全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96页。

[72]张树年：《先父张元济先生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张人凤编：《张元济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9-330页。

[73]据传瞿氏曾拒绝光绪皇帝封赏而奉书，参见觉迷：《谈铁琴铜剑楼藏书》，《中国新书月报》1931年1月4日版；焦树安：《中国古代藏书史话》，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6页。

[74]吴芹芳、谢泉著：《中国古代的藏书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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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