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原来教科书给我们构建的历史认识架构有问题，太简单了。在研究水平上，还有对最新研究成果的转化方面，都存在不足，老是拿一些陈旧定论来编织解释体系，显得特别过时。这就好比用老掉牙的地图，来指引我们探索历史的新大陆，肯定不行。

咱们现在好多畅销书，都爱谈大格局、大历史，可对具体历史事件却不太上心，这就需要一些讲事实，又符合传播规律的新讲述方式的新书。

为啥呢？

因为原来教科书给我们构建的历史认识架构有问题，太简单了。在研究水平上，还有对最新研究成果的转化方面，都存在不足，老是拿一些陈旧定论来编织解释体系，显得特别过时。这就好比用老掉牙的地图，来指引我们探索历史的新大陆，肯定不行。

我们先从周的制度说起。我们想讲的，是“中国何以至此”，也就是从制度层面，看看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状态的。为啥从周开始呢？因为殷商从甲骨文呈现的东西，大多是卜辞和具体现象，国家结构比较粗糙。而我们能识别和了解的制度性记载，基本最早只能追溯到周。

可以说，周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老祖宗，是制度的起点。从文化角度看，我们能感知的文化性起点，也在周。像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诸子百家，都把六经当作知识基础，毕竟当时能传播的知识和书籍有限。

毕竟六经最初传递的，是贵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要学习的基础知识、世界观。

就拿《易经》来说，要是抛开它的神秘主义色彩，其实就是一本史书，里面有大量历史成分，同时还能进行思维训练，对一些原始逻辑进行启蒙。

当然，关于周朝的可信历史，主要来自于金文。像《周礼》《仪礼》这些作品，成书时间并没有西周那么早，它们叙述的周朝制度体系，更多的是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制度变体，和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概念，比如三公九卿制、郡县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当然，提起周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这个争论，可是跨越了几千年历史，一直到今天，这也是文章要强调的重点。

要知道，中国有着悠久的治史传统，官方修史、私家修史、注释、史论啥都有。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修撰的过程中，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史书，已经包含了很强的观念叠加概念。

什么叫观念叠加呢？

就是人们的观念不断累加，导致概念和具体事实之间出现了差距。就好比我们说“凳子”，有高脚凳、矮脚凳、有靠背的、没靠背的，得具体说明，才能知道说的是哪个凳子。但在历史概念的概括和讨论中，从汉代之后，很多对名和实对应的分辨习惯，几乎消失了。

知识传统走向了只关注历朝历代那些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概念，却忽略了背后的实际情况。比如有人想了解中国古代官制，我推荐他看唐朝杜佑修的《通典》，因为里面对每个官职都有回溯，能看到官职在不同朝代的演变，从周朝的太宰，到后来的相国、丞相，再到唐朝的各种称呼，它用这样一条“名”的逻辑，把官职的发展贯穿起来。

汉代到唐朝，很多作注的人也在努力搞清楚这些名词概念指代的到底是什么，职责是什么，可是越往后，对于职责的叙述就越虚，对于名称流变的关注越重。

尤其是北宋之后，史论之风盛行，开始走向以概念致用的过程。宋代知识分子开始脱离历史文本，去讨论“为什么”以及“应然”问题，这虽然也是一种进步，但问题在于，他们讨论的是微言大义，往往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

就拿张载来说，他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听起来特别提气。可他的政治理想是恢复井田制，觉得把周朝井田制搬回来，北宋的社会矛盾就能解决，甚至还能实现三代盛世。可是张载不是从现实的土地问题出发去研究，而是从古人论述中找合理性。咱们都知道，在北宋的社会环境下，井田制根本没法实行，就像现在，你把人民公社、工分制说得再好，它也推行不下去。

和张载类似的是王安石，他不单是一个改革家，也是个大儒，他就专门写过讨论五行的文章，他对世界规律的认识，还是以阴阳五行概念为根基的，并用这一套体系把整个世界，所有经验主义的东西都笼罩进去，力图自圆其说。

这就有点像，曾经的某个制药公司宣传治疗脑血栓的药，号称“因为蚯蚓能打洞”，所以用蚯蚓提炼出来的东西，能通血栓。这种说法，看似符合“以形补形”的思路，可实际上蚯蚓打洞和治疗血栓没有任何可见的逻辑联系，只是“像”。

这种用简单比喻解释复杂问题的方式，虽然能让人容易理解，但丧失了很多有效信息量。

我们在进行表述的时候，往往为了让人听懂、爱听，而采用各种比喻，可这并不代表我们真的搞懂了事情。

可这和周制有啥关系呢？

因为我们首先要破除对周朝制度的误解，它被后世施加了太多理想主义的面纱，层层包裹，快被埋起来了。

要理解一个制度体系，最合理的思路，就是先搞清楚什么是权力，政治制度为谁服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权力，本质上就是通过强力或者利诱，让别人听话。最重要的是对方能听你的话，你才拥有权力。比如一个家族统治十个家族，得进行分化瓦解，还得付出成本，才能让别人听话。这是古今中外权力组织运行的基本要素。

东汉陶制庄园坞堡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野生马基亚维利主义者”讲权谋、心狠手辣，可在身份社会里，被统治者手里一样有一定的力量（暴力），你根本没法对他们讲“无毒不丈夫”，比如在隋唐、南北朝，你跟世家大族谈把事情做绝，想杀光他们全家，人家一个宗族可能就有几千、几万人，你杀过来了，人家蹲坞堡守卫，你打下来了，死了几千、上万人，得不偿失，打不下来，颜面尽失。更何况你屠杀了他，还会触及他的同乡、姻亲等一大群人，这群人都会反对你，就成了多米诺骨牌，敌人制造机了。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部分人对历史的理解，来源于评书式的思维方式，像秦琼卖马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秦叔宝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上的记载，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影视剧呢，也宁可吸纳秦琼卖马的故事，也不拍历史记载，为啥呢？

因为评书式的历史故事，里面的情节有强烈的戏剧化，可以非常简洁地与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对接。

就像中国古代的雅乐，理论上很美妙，但演奏节奏太慢，很难流行起来。可要是把雅乐和rap或者摇滚结合，迎合当代人的喜好，就有可能跨界成功。这说明，很多时候，能广泛传播的东西，往往是迎合了当代人思维方式的，研究者无论怎么自己说，原汁原味的东西多好，大众都不会买账。

所以，我们谈历史，基本不出这三个范围：

一是事实层面，也就是当时制度和社会运行的真实状态；

二是知识分子的观念史；

三是民间的评书历史。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真正的历史事实可能既不知道也无法理解，因为大家大多通过身边的经验主义来理解事物。比如写汉朝官制的时候，有人想用现代官职来类比，可很多时候，两者并不能简单等同。问题是，不进行比喻，大家很难理解，比喻呢，又很难做到准确，这就很尴尬。

回到周制，我们接下来就讲讲周朝实际运行和社会运行的那部分，看看周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为啥说它是中国制度的重要起点，又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和影响。这背后的故事，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慢慢揭开周制的神秘面纱吧。

来源：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