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2020届毕业生，我这一年的毕业典礼、毕业酒会、毕业答辩通通被取消，包括我的工作机会。我被关在家里整整五个月，线上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焦虑仿佛在城市上空升起，盘旋在数以万计的人的头顶。
晚上七点半，我在吃外卖的时候接到了大领导的电话，已经来不及吞咽了，我把嘴里的年糕吐在了外卖盒里，然后按了接听。
“今天的稿件排得不好，整体内容太少，审核领导已经看过了？”
“是的，已经看过了，审核领导说控制一下条数……”
“多排点会怎么样？”
我连忙答应，在电话里保证修改。电话挂掉之后，我吃掉了之前被我吐出来的年糕，然后崩溃大哭。
——这是我“上岸”第一年，许多夜晚的写照。
《欢乐颂》剧照
作为2020届毕业生，我这一年的毕业典礼、毕业酒会、毕业答辩通通被取消，包括我的工作机会。我被关在家里整整五个月，线上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焦虑仿佛在城市上空升起，盘旋在数以万计的人的头顶。
2020年的我，对考编不屑一顾，觉得我是自由的鸟，不应该被体制束缚。在家静默的日子里，我主要的活动就是和父母吵架以及假装准备考编。
最后我留在了家乡，入职了当地的一家教育集团，开始执教初中语文，我父亲的办公桌在我的办公桌后面，他一抬眼，就可以看见我的电脑屏幕。坦白说，我觉得我的顺利入职，大概也不是得益于我的简历和表现，而主要有赖于我父亲是区里执教多年的、稍有名气的老师。
我所在的这所学校，教室里前后各装了一个监控，领导为了维持纪律每天都会去看，如果上课时有学生说话或是教师使用手机被监控看到，这节课的老师就会收到一个监控视角的短视频，告知你需要改进和哪些学生违反了纪律。
这确实是个很有效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令我很不适，那种被人窥探的感觉非常严重，整个人不得不浑身绷紧去应对，而这种紧绷即使下课了也无法得到缓解，因为一旦回到办公室，我的父亲就会问我今天是否看了考编的书。
《小舍得》剧照
我开始不断地参加各种编制考试，只要有机会就会去考，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一切都将会是无用功——因为我没有看书。成败归因理论说努力才是唯一可控的因素，而我在诡异地等待着运气这一“外部、不稳定、不可控”的因素带我去远方。
在职备考有好有坏，我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工作上，我的前辈们总说：“教语文，费这么多力气干什么？”但是我却依然奢望我的学生可以感受语文、喜欢语文。我在班里搞读书会、举办知识竞赛，甚至和大家一起写诗。
在这个学校，教室垃圾桶里有糖纸就会被扣分和被通报，老师放《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小视频会被批评影响不好，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校服拉链要端端正正地拉好不能自行敞开……我时常觉得学生也许面临比我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共同地扑向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我的一腔热忱很快就破碎了。一个年级二十个班，我依稀记得我的班级是第十八名。我被要求坐在主席台上做检讨，语调缓慢地陈述为什么我的班级语文平均分远远低于年级平均分，我给出的答案是“尾巴太长，很难处理”。
《小欢喜》剧照
我开始意识到我不需要教他们写诗，我只需要教会他们拼音的四个声调、声母、韵母这些理论上小学就应该学会的东西，但是在我的班里，能正确写出所有所学字拼音的学生，不过一手之数。更多的学生，会在课上讲《骆驼祥子》时问我什么是性病，会在课后问穿了打底袜的我“为什么不穿黑丝”，会在自习课上写以女同学为主角的np文（指一个女/男主角和n个男/女主角发生的故事）。
曾经我以为学生与我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仍保有某些稚嫩的东西，而我已经丧失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有一些学生非常急于摆脱“稚嫩”的部分，他们希望自己快速地成为一个成年人，所以他们用某些成年人的方式说话和思考，我觉得有些遗憾，甚至感到痛苦。
这种痛苦驱使我真正地踏入了考编的洪流，我试图通过离开这里来逃避这种我无法解决的痛苦。那段时间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撕准考证，每次考试我都会打印两张，所以攒了很多。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整理我的桌子，然后把它们一张一张撕碎，像在撕扯我自己的过往。
但是我依然知道，我并不努力，我依然在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我有个学姐，我看了她在某考公APP上的用户报告，答题数量是19592道，而这仅仅是她利用坐地铁这些空余时间刷出来的数据。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她，依然没有“上岸”。
这个APP有一个类似于朋友圈的功能，大家会在上面提问或是交流心得。学姐说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翻一下，有时候刷到上岸大神的经验，就立马翻出笔来记在本子上。如果刷到裸考上岸的帖子也会感慨一下命运不公。但在这个APP里发帖的人大都和她处于同样的困境：大龄、单身、考了很多次也还是考不上。
他们在这条名为“考编”的洪流里挣扎，想努力地游到岸上去却又无法做到，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抓到自己的浮木，但却依然还在坚持。
《请回答1998》剧照
我经常和学姐聊天，听她说跨省去北方考试的时候，突然在考场上流起了鼻血；听她说为了省钱买通宵硬座结果一晚上没睡；听她说剪掉了陪伴她六年的长发；听她说因为半月板受伤只好拄着拐杖参加面试……我觉得好像这才是一个努力考编的人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像我这样混沌又麻木地度过每一天，好像在看书，好像又没看。
后来，学姐去了本来没打算去考、结果莫名其妙就考上了的某市直单位。很有一些“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恍惚，她说。
非常戏剧性的事发生了，学姐的经历如出一辙地复刻到了我身上。我在考省直事业单位未果三个月后，顺手报了一个隔壁县的岗位。它们题型并不一样，而我不愿意再看书，所以考试前一天晚上我还在看言情爽文，第二天我就顶着黑眼圈去了考场。出分后，一百分的试卷我只考了六十五分，我撇撇嘴，只当是又一次失败。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进面了，是第一名。
第二名比我低零点五分，我被这个结果砸蒙了，开始四处看面试班，但现在市面上的面试班动辄五位数，太贵了。一咬牙，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四百块的网课就开始学面试。
我开始不断地对着镜子练习，感受自己张不开的嘴巴。磕磕绊绊的声音挤满了卫生间，我经常练着练着就开始刷牙，好像牙齿干净一点就可以让说话更流畅。休息时我会搜索我对手的名字，很容易就搜到了，因为他的名字挂在了各种播音相关的链接里——对手是个播音生，这让我两眼一黑。
《乔妍的心事》剧照
而因为疫情，这场本应该过年前就完成的面试，硬生生拖到了夏天。我经常睡不着，不想吃饭，闭上眼睛全是“我怎么看待xxx”，各种时事政治和人际关系问题充斥着我的脑海，而上半年的学期开学后，我又把这些东西忘光了。
听天由命吧，我想。
五而结局正如开头所展示的那样，我“上岸”了，以微弱的优势。我成功进入了宣传部某下属事业单位，成为体制内的一员。面试结束的当天，我的准领导就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面试情况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到岗上班。我有些语塞，搪塞了几句诸如“还没有出结果”的话就挂断了。
而结果一经公布，我的准领导便又给我打来了数个电话催促我到岗。于是，公示期刚过，政审还没有开始，我便去上班了。所幸时值暑假，我与老单位并没有什么纠纷，很快就办理了离职。
后来的无数个日子里，我都在想，这几通电话，或许不是催促我上班的号角，而是催促我“快跑”的钲才对。
我是入编之前上班的，所以有两个月没有工资，仅仅领补贴。第一个月我包含租房在内的开销是近四千块钱，而我的补贴是一千五百块。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运营单位的公众号，因为是宣传口，公众号的更新频率是日更，周末及节假日也并不休息。这倒也没什么，主要折磨我的是——
“等待。”
《只是弄丢了手机》剧照
新闻行业遵循着严苛的“三审三校”制度，而区县一级更加，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三，否则将被约谈。我单位的公众号也完全不止三个人在审校，涉及中心工作的稿件推送出来的预览，观看人数一般是十个人左右。而这些人，是靠微信一个个推过去，一个个打电话去催的。
用时兴的话讲，我是极致的“i”人，对打电话有极大的恐惧感。一开始我不敢打电话，只敢在微信上反复地问“您看过了吗？”然后得到一个又一个“已看”的回复。等待的时间很漫长，这种等待像一把生锈的刀子，很缓慢地切割着我。
我租住的房子离开单位并不远，走小路大约只需要七八分钟。晚上九点钟之后，路灯就会熄灭。而那几个月，我不止没见过夕阳，甚至没见过亮着的路灯。我踏着黑暗回家，面前只有手机手电筒的光，还要小心不能踩到隔壁邻居养的鸡留下的粪便。
躺在出租屋木板床上的时候，我总是在黑暗中抬头看向天花板。有时候飞虫会扑向侧着的手机屏幕，它扑腾着，翻飞着，在白色的墙壁上把自己变成一头森森巨兽。如果你也把手举起来，墙壁上就会又长出一棵朦胧的树，你屈伸，它生长。
《花水木》剧照
这种黑暗和孤寂时时缠绕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不工作，我好像也丧失了一切生活，我开始莫名其妙地流泪，只要开始工作，我就开始流泪。我一边工作一边流泪，但我的工作依然做得很不错，领导和同事都觉得我很能干。现在，我一个人做三个岗位的事情。我好像越哭，越做更多的工作。
我终于崩溃了。
六那天是周六的凌晨一点半，前一天晚上，我十点半才下班。而这个周末，是我当月唯一一个得以休息和喘息的周末，但我忘了关震动。
于是我接到了领导的电话，他指出今天的某篇稿件标题过长，不太合适，而这篇稿件的作者并不是我，我仅仅作了校对。标题也并不是我拟定的，而是另外一个领导给出的意见。
我坐在床上，明明不冷，但我浑身发抖。
领导在单位大群艾特我，于是我在群里发：我能力确实有限，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第二天早上八点，另外一个领导大约是看见了群消息，打电话给我说和，我只沉默，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周一例会上，这个事件再一次爆发。领导在会上说：“某些同志可能家里条件还不错，没吃过什么苦，但人要有点情怀，吃苦是正常的。”
我的弦彻底崩断了，我大声回道：“不用某些，直接指名道姓说我就行。”
《北京女子图鉴之助理女王》剧照
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争论的细节，我只记得一片混乱，而我又哭又笑，当场发疯，同事们或怜悯或关心或嘲笑的脸围绕着我，所有人都在劝说我这个已然崩溃的“疯子”。平和地说“我的工作太多了”不能带来改变，但我的发疯带来了整整两天的假期。
我很痛苦，但是我时常不知道我为什么痛苦。
我从小成绩尚可，学了适合女孩子的专业，毕业后没几年就考上了编制，我父母疼爱、工作体面。
我似乎走在非常正确的道路上，所有同龄的女孩子都应该羡慕我的正确，再过两年，我结婚生子，儿女双全，我的人生至此像一个完美的圆。
但是我还是很痛苦，我的痛苦不识好歹、时时到来，我有点儿喘不过气。
七妈妈打来了电话，她说：“实在不行，我们就不干了吧，我们回家吧。”
其实妈妈才是最希望我拥有编制的那个人，我仍然在坚持，也是因为不想让她失望。妈妈的工作不太稳定，所以她希望我可以顺遂地过一生，但她依然和我说：“要不然不干了吧”。
我依然无法与所有事情和解，但是开始学会了“凑合”。有些工作，凑合点做也没关系，晚点做也没关系，我总说做新闻要“爱具体的人”，但之前的我忘记了，“我”本身也是“具体的人”。
《凪的新生活》剧照
我开始努力调整作息，调整饮食，调整因为工作胖了二十斤的体重，我买了健身年卡，寻找与压力共处的方法论，并且开始明确地表达必须增加人手的需求。
我不再绷着神经等待一句回复，因为我终于知道，我应该奉为圭臬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他者的意见。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报了架子鼓课，已经学会了怎么敲“动次打次”，我一开始不敢大声地敲，老师总说“没事的，大声一点”，于是我就敲得一次比一次更大声，震耳欲聋的声音带给我震耳欲聋的喜悦，明天，我就要去学新的歌啦。
来源：创意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