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将《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列为重点任务。这一决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直销行业历经近二十年发展后，监管体系与市场需求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回溯历史，自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与《直销管理条例》同步出台以

2025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将《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列为重点任务。这一决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直销行业历经近二十年发展后，监管体系与市场需求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回溯历史，自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与《直销管理条例》同步出台以来，中国对直销与传销的二元监管框架虽在初期有效遏制了非法传销活动，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商业模式的迭代，现行法规对于现在的商业模式相对滞后。

此次修订的核心动因在于三方面：其一，传统传销模式借社交电商、微商等新形态死灰复燃，团队计酬与拉人头的模糊界定导致监管盲区；其二，直销企业变相转让牌照、交叉持股等行为频发，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的专项核查显示，行业规范性亟待强化；其三，国际经验表明，美国、日本等国通过立法区分直销与金字塔模式，既保障市场活力又防范风险，中国亟需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接轨。

重点立法项目列表

在《禁止传销条例》修订的同时，商务部重启直销牌照审批的呼声渐高。这一决策背后，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对消费潜力释放与就业结构优化的战略考量。数据显示，直销行业曾在2019年前创造超千万就业岗位，但牌照暂停后，市场主体活跃度骤降，灰色产业链借机滋生。重启牌照不仅能规范市场秩序，更能激活内需，助力“双循环”战略。

从国际对比看，直销模式在欧美国家占商品零售总额的5%-10%，而中国仅为1%不到，市场潜力巨大。商务部2024年立法调研显示，直销企业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提升产品直达率，可降低流通成本15%-20%，这对缓解中小企业库存压力、促进消费升级具有积极意义。此外，直销行业的灵活就业特性，契合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导向，尤其在疫情后就业市场复苏背景下，其社会价值进一步凸显。

自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催生了移动支付、直播电商、社交营销等新型商业模式，传统直销行业的经营场景与消费需求被彻底重塑；其次直销与传销的模糊界定始终是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现行条例虽明确直销为“单层次计酬”，但实践中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普遍采用隐蔽性更强的团队计酬模式，导致“形式合规、实质违规”现象频发。中国政法大学孙选中教授指出，国际通行的直销模式普遍允许多层次激励机制，而我国因2005年加入WTO时的特殊背景，将“多层次”与传销简单绑定，形成“一刀切”式监管，既限制了行业创新，又增加了执法成本。数据显示，2013-2023年，全国因“涉嫌传销”被查处的直销企业达62家，其中43%的案例最终因证据不足未被定性，凸显法律适用的困境。

若直销牌照重启，与之配套的《直销管理条例》即将也会大概率修订将重构行业规则。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立法思路，修订方向将聚焦三大突破：一、严格市场准入，降低注册资本门槛，允许外资持股比例优化；二、创新计酬模式，在严控金字塔结构的前提下，探索多层次直销试点，允许合理团队计酬；三、强化信用监管，建立直销企业黑白名单制度，完善信息披露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尽管政策红利可期，但直销行业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消费者对直销与传销的认知混淆短期内难以消除，需通过教育宣传重塑行业信任；其次，企业合规成本将大幅增加，注册资本、保证金、培训体系等要求可能淘汰中小主体，加速行业整合；再者，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直播电商、私域流量运营等新技能成为核心竞争力。直销正在被大量的线上的流通项目所冲击，短视频、直播以及微商转型的私域等等项目不断蚕食直销增量的市场，可见未来在新的电商模式上，直销正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转型。

在《禁止传销条例》修订被列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重点立法任务的背景下，直销牌照重启的呼声再度升温。自2019年“权健事件”后，商务部暂停直销审批已逾五年，行业长期处于牌照冻结状态。然而，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将“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变更审批”明确纳入中央事权，为牌照重启预留了制度空间；另一方面，经济转型期内需提振与灵活就业需求凸显，直销模式的渠道扁平化优势被重新评估。尽管政策落地仍需立法程序的完善，但监管部门对“培育世界级直销企业”的表态，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积极探索，均释放出市场环境优化的信号。可以预见，随着法规框架的成熟与行业生态的净化，直销牌照重启或将成为激活万亿消费市场的关键也就不远了。

来源：zhixiao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