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于1949年7月在长春市出生，我的先祖是在1800年从山东省禹城夏庄挑八股绳来到伊通河边安家落户的，在我的印象中山东没有家族的人与我们有过交流，所以在我小的时候的信息源只有家庭、大杂院和学校。

1966年，我第一次上北京

作者：悟甲（吉林长春）

我于1949年7月在长春市出生，我的先祖是在1800年从山东省禹城夏庄挑八股绳来到伊通河边安家落户的，在我的印象中山东没有家族的人与我们有过交流，所以在我小的时候的信息源只有家庭、大杂院和学校。

1959年六一儿童节后，我们学校集体在长春市儿童电影院看了中法合拍的电影《风筝》。那时候我正好10岁，读小学三年级，可是看过这部电影以后，我好像一下子长成大人了，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和记在我心里的法国、北京；外国人、北京人；法国的街道、大树和挂在大树上的小猫和从中国北京飘过来的“孙悟空”风筝，帮助法国小朋友摘下风筝的消防员、消防车和中国北京天安门、故宫太和殿、北海、天坛……看见了和我差不多一般大的法国小朋友和北京小朋友在北京聚会。看见了长春市以外的世界，也第一次大胆想象：长大了我要去北京、去法国、去更大的世界。我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孙悟空，懂得因为有了中国古老的文化，有了孙悟空，我才有了更大的理想。

我爸爸是小学教员，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他就常和我说：“有机会带你去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去玩儿”，我理解了电影《风筝》后，就和我爸爸说：“爸爸，你领我去北京吧，那里就能看见巴黎。”

我爸爸说：“上北京得过山海关，是关里，太远了，当天回不来，你长大后自己去吧。”

1964年冬天，我舅舅出差去了北京，回来给我们送来了北京果脯。我说：“舅，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去过北京的人，你和我们说说北京的天安门、故宫、太和殿、北海、天坛都啥样？”

舅舅说：“时间紧，任务重，我只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我第一次看到从北头到南头得走5分钟的大广场，广场的东侧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侧是人民大会堂，正中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时候我已经15岁了，在长春八中读初三。第二年是毕业期，5月份，学校教学楼门口柱墙上就陆续粘上了一些全国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广告”，我专注意北京学校的。最后报考了北京水力发电学校。

中考我考得很好，到了八月中下旬，有的学校就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我就上学校打听。一天我还要去学校，可是早晨长春八中的副校长、副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三人突然到我家来了。副校长告诉我爸爸：我已经被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录取，但是，前几年我校高考成绩不尽人意，希望三年以后我校实现高考升学率大翻身。学校决定，上级批准：在今年初中毕业的十二个班中，挑选出100名基础扎实、中考成绩好的学生充填高中一年级班，我被选中了，并且根据我家实际经济状况，学校决定：在高中学习期间，每月发给我二等助学金、每月5元。

我父母也没有问我的意见，就欣然同意，很快就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当时我家有我奶奶，我们兄妹六人，我妈没有工作，全靠我爸每月58.5元工资生活。中考报考前，我父母的意见：让我继续读高中，“砸锅卖铁也供你”，将来考大学。

转年，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当时我正沉迷在我的大学梦中：高一高二学完高中全部课程，高三复习一年，进攻北大、清华，因此5月22日学校停课，我就在家“逍遥”。

5月29日我来到学校领最后一次助学金，偶遇胳膊上戴着红卫兵红袖标的两名去年考取了北京水力发电学校的校友，他俩告诉我：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了。

当晚，经过我爸妈默许，我手里拿着总务处主任用钢笔写在一张16K白纸上的《介绍信》：全国各地接待站：兹有我校高中一年三班学生XXX到贵市（县）开展革命串联，呈请接洽。此致 长春市第八中学校（盖章），我把毛巾，牙刷、少半袋“老火车头牌”牙粉，两块玉米面发糕、一本我三姨夫给我的小笔记本和钢笔和手纸塞进书包里背着，就与另一名同学在长春火车站乘上了开往北京的普通学生专列，共11节车厢，拿东北方言说：二千多个学生撞粘豆包一样挤在各节车厢里、连接处上……开始我坐在三人座椅靠板顶上，一会儿就把我拥上了行李架上，逼得我只好躺下，这时就听见站台上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趴在行李架上搭拉着脑袋往外看，同时答应着“在这儿呢”，好不容易看见我的同学过来了，他仰脸告诉我：“我肚子疼，不去了”，车开了，我怕摔下来，就把行李架上的三角拉架扎进了皮裤腰带里。

列车行驶25个小时，第二天晚上5月30日21点多，终于停在了北京永定门车站，可是还没等火车停稳，就有人喊：“这里不是北京，离北京还很远，大家不要下车。”接着又有两位某大学的男生挤进来说：“大家注意了，现在列车停在了北京城外面，咱们在无水、无食物中度过了一个大整天，大家都疲惫不堪，再往北京城里走咱们不但不识路，而且也走不动了，咱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大家要团结起来，一定让铁路把咱们送到北京站。”就这样两千多“迷路学生”又稀里糊涂的在车厢里又挤了“一宿”。5月31日，天刚亮，铁道部来了领导，才有人打开车门大家下了车。

走出车站，正是大街上密集的大树上的蝉发出的“知了、知了”声音的高峰时间段，声音一声响比一声高，就像几个锣鼓队在体育馆里拉歌一样，振耳发聩，我感觉一脚就陷进了封闭的铁桶中一样烦躁、无奈，我捂着耳朵先找地方方便，然后喝口水，化6分钱买了一个芝麻团吃了。

一个小时以后，二十多辆崭新的豆绿色大客车开来，在站前广场排成一列好不壮观。车上挂着上海车牌，风挡玻璃上贴着目的地单位名称。我们站好队有人领着分批上了车。我被拉到了南锣鼓巷中国戏剧学院大院里。青色教学楼二层练功厅的地板上铺着草垫子，上面摆着行李。领我们50多人进来的校方中年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你们随便住”。我们也没办任何手续，她说了一句话转身就要走，突然又站住了转身告诉我们“你们谁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到校门口传达室找‘接待办’值班人员。”

我就在身后的地铺上躺了一会儿，我一转身无意中看到各个地铺上都没有枕头、整齐的被子薄厚不均，我枕的被子是一床红色绣花真丝被面的新被子。我躺下就困得难受，可是闭上眼睛打个盹儿，一翻身就精神了，心急火燎就是急着要去看新世界。

我下楼最先看到的是在大门东侧的一栋红砖房，十几个房间的门上都贴着，在写有“xxx黑窝”黑字的名字上打着红X的大白纸。好奇心使我想看看里面的人，可是门都掩着，还是锁着？我不得而知，到底一个人脸也没有看见。

我茫然地走出大门，转圈都是小胡同，我有点分不清东西南北，见人就问路“请问，上天安门的车站在哪儿？”“往哪边走？”，弄得我竟走错路，就得再问路，人家没烦，我自己倒烦了。说心里话当时北京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无论老少和年轻人，开口就说：“您”，都特别亲切，最后是一位老大妈一路聊着陪我走了50多米，一直把我送到鼓楼东大街上开往天安门的公交车门前。上车后原则是凭学校的《介绍信》免费乘车。

我到了天安门广场，四处望去心旷神怡，激动地朝天大喊“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然后我朝着长春市的方向又大声喊一声：“爸爸妈妈，我现在就在天安门广场上，你们放心，我已经来到了北京！”

当下我发现故宫不开放，转圈寻思上哪儿去时，感到肚子饿了。一位东北学生告诉我：“我刚在前门大街‘都一处’吃的饭”，按照他的指点我向南经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阳门、箭楼，走上前门大街，然后找到了都一处，花了7分钱吃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一碗小米粥，免费的一碟咸菜条。当时都一处给我的印象很深：房屋都是木结构、二层圈楼，上面是四面窗户的楼顶亭，大厅宽敞、干净、明亮。

我问饭桌对面吃饭的北京老人：“麻烦你，你知道故宫哪天开放吗？”

老人家抬头看看我，说：“开着呢，得从后面神武门进。”

于是，我乘公交车到了神武门前，进去观看了四川美术学院创作的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接着就游览了北海公园，在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就住在北海南面的中海、南海西岸的中南海大院子里。

6月1日，我一早在胡同花了1角5分钱买了一碗豆腐脑，一个油饼，就去了北大，不知道坐的哪路公交车？好像在一条胡同里从古色古香的校门进去的，后来才知道是北大西门，是北大标志性建筑之一，因为是由北大校友捐资修建的，所以也叫“校友门”。9点多钟我来到了未名湖西岸，四处打听“叫什么湖？”“这个湖有多大面积？”“北大建校前这个湖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以后的人工湖？”“塔叫什么塔？有什么故事？”围观的多数是外地学生，一个人告诉我“是昆明湖”，只有一位南方的女生告诉我“叫未名湖”，并且告诉我是哪三个字，说完就和伙伴们走了。

我在那儿磨蹭有十来分钟，就在我要往别处走时，一位20多岁东北口音的女大学生问我：“你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因为她听口音判断出我俩是老乡，她告诉我，她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毕业的，是今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生。

她说：未名湖的面积约为四十多亩，约合2万7千平方米；未名湖不是在建校后建成的人工湖，而是在建校前人工建成的，建湖以前是清代著名园林“淑春园”中的水田。乾隆皇帝把淑春园赐给和珅为私家园林后，园中水田被开凿为人工湖，“未名湖”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湖泊。“未名湖”建成后一直无名，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在建设新校园时，钱穆教授提议称之为“未名湖”，意为“尚未命名之湖”，这一名称被采纳并沿用至今， 1952年，在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其院系被并入其他高校，校园则划归北京大学使用。

她说，关于塔：1924年，燕京大学在未名湖东南侧挖掘了一口深井，井深164尺（约55米），水质清澈且水源充足。为了将井水提升并输送到校园各处，需要建造一座水塔。为了使水塔与未名湖及校园的整体古典建筑风格相协调，校方决定将其设计成一座中式宝塔的形式，参照了通州燃灯塔的样式建造，塔高37米，共13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内部设有螺旋楼梯直通塔顶。这座塔主要由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捐资兴建，为了纪念博晨光家族的贡献，塔以其姓氏“博雅”命名；还有另一层意思，《论语》中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体现了北京大学追求博学、崇尚礼仪的教育理念。

这位同乡老大姐就像在中国的最高学府，请我吃了一顿东北大菜猪肉炖粉条一样，即可口、又实惠，终生不忘。说完她就急着走，又赶忙和我说：“有困难到中文系毕业班找我，就说找长春的老牛。”

我离开未名湖，就想上图书馆看看，当我走到一条宽路上看见有不少人疾步往北走，我以为他们是去围观批斗会，就没有理会，可是身边走过来两名小伙子在议论着“聂元梓”，引起了我的注意，聂元梓可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一代枭雄。我加快了脚步，当我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看见东面一个小坡上有一大群人好像是从会场刚走出来，中间那位穿一身黑衣服的小个子、盘发的中年女人和报纸上聂元梓的照片一样，就是她。她左手拿个纸卷，边走边说话，她神态很沉稳，不打手势、也看不出面部有什么显露的表情。她们经过十字路口向西走去，她们说什么？听不清楚，围观的人有的已经走在了聂元梓的前面，多数都散了。

大概有10点多钟了，我从图书馆前厅出来去了当时北大最热闹的地方大饭堂，那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和忙忙碌碌的大学生。

中午，我赶到了王府井走了个遍，最后在东兴商城一进去不远靠，北面的柜台上花两角钱买了一罐装在白底蓝字瓷罐中的酸奶，粗纸包的黄砂糖需要单买，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喝酸奶，非常可口、舒服，我用营业员给我的小木板把瓷罐的底刮得干干净净，然后，还打了一个饱嗝，我想再喝一罐，可是怕闹肚子，就在东兴商城门前一个临街的副食店又话两角钱买了一根大棒骨，骨头上都是瘦肉，吃得很香，肚子也造个了个多半饱。接着我从灯市口大街走到了东单，路过协和医院时，我很惊讶“原来大名鼎鼎的协和医院在这儿呀！”感到开了眼界。路旁有一个里面贴着北京地图的橱窗，这时我找到北京站就在附近，北京市政府离着也不远，但是青龙桥离得很远。

出了东单我觉得天太热，脱下外衣塞进书包里，拿出毛巾在路旁的自来水投一下，擦了脸和脖子，接着就顺着长安街往西溜达，走到路边大树下人行道北面的长靠背椅前，抬头看到眼前是北京饭店，心想这儿就是王府井，往前走过天安门，往西有公交车站，就再坐车到西单看看，在那儿再买罐酸奶喝，买根棒骨吃，也买点别的吃，也想到北京水力发电学校看看，证明我当时没有选错，可是，今早我在中国戏剧学院门卫室打听到这个学校在海淀区颐和园西北，风景很美，但是很远不想去了，等以后再来时去看看。这时觉得有点累了，两条腿也感到没有那么有劲了，就在椅子上躺下了。

此时听到的就是已经领教过了的树上的蝉在太阳光下刺激下，发出阵阵的“知了、知了”声，虽然不是很强，但是也能盖住长安街上的其他声响。

我屏住呼吸地听到身边有几个好像南方的男女学生在说话，一位男生说：“我有事儿，在这坐车回学校，我们学校宿舍的电话、地址你们记住了吧？”

一位女生说：“你说，我记下来。”

接着就是找纸、找笔，只找到了纸，着急没有找到笔。

我听到他们要找笔，仿佛本能地坐了起来，在书包里掏钢笔，对他们说：“我有钢笔，给你们用吧。”

一会儿，刚才说话的大男生来还笔，道谢之后，说了句“你是东北人吧？”

然后告诉我：刚才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听到一个好消息：市政府从今天起给来北京串联的各地学生免费发给回家路上的食品。并且告诉我，他们是湖北武汉人。

下午3点多钟，我很快就找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2号的北京市政府机关，在机关大院西面大楼地下室大食堂里，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名学生来领食品。在南侧的一个大窗口外，我把我的《介绍信》递给里面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同志，她认真地看了一眼，然后，盖上一个大母手指盖大的蓝色章，在案子上夹起几片苤蓝疙瘩咸菜放在大约半斤来重的一张白面单饼上卷在一张黄包装纸里，看着我说“长春，就是一宿的火车”，我嘴里留着口水，心里想肚子正饿着呢，这一张饼到哪儿？就顺口说出：“从长春到北京来的时候，在火车上挤了25个小时呢！”女同志惊讶的“啊”了一声，寻思一下，看了一眼我这个1米80多的大个子小伙子，就把手里的饼放下，拿起一根不太大的咸黄瓜放在一张单饼里，卷好后，两张饼捏在一起递给了我，我高兴地连说：“谢谢你，谢谢你，北京人真好！”

我从北京市政府门口往南走到东交民巷，在圣弥厄尔教堂前面的一个副食品商店又买了一罐装在白底蓝字瓷罐中的酸奶，然后在马路边上我就着咸黄瓜吃一张饼，一会儿又渴了，只好在路旁的公共厕所里喝了一口水，出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突然很想家。

晚上，我在北京站前面最大的的副食店花了一块八角钱买了花花绿绿六小盒用纸绳捆在一起的“北京特产”，夜里10点来钟，我挤上了59次直达长春的特快列车硬座车厢，四个人坐在三人座上。没等车开我就记下来了自5月29日至6月1日，其中3天时间里，30日晚上在永定门火车站和列车上的情况；6月1-2日全天活动内容。

6月2日早晨7点多钟我就到了家，把5元助学金花剩下的2元4角2分钱交给了妈妈，结束了我人生首次北京之行。

转载自《悟甲美篇》

来源：北方都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