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军队望风披靡，地方官员也纷纷南逃。敌人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半壁大好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丁（树本）陈（明韶）部队的前前后后

作者：李一帆

一、丁树本要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军队望风披靡，地方官员也纷纷南逃。敌人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半壁大好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河北省濮阳（现属河南省）专区的专员丁树本却没有南逃，并声言要抗日救国。

丁树本

这在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中是少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当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直南特委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的拥护。

很快在濮阳、清丰、南乐、东明、长垣一带建成了两个旅(一、二旅)，旗号是“冀鲁豫保安军”，丁树本为司令，陈明韶为副司令(陈后兼第三旅旅长)。所以，当时称之为“丁、陈部队”。

在共产党帮助下，丁树本提出了“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的三大主张。

丁、陈部队的总政治部和三个旅的政治部的干部都是共产党派去的。

总政治部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晁哲甫，和几个部长都是共产党员。

当时大名以南的五个县（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没有敌人，丁、陈部队及其政权得以较快的发展和巩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团体—抗日救国会，各县、区都成立了。掀起了一个抗日宣传的高潮，抗日歌声到处可闻，抗日标语村村可见，一派轰轰烈烈的抗日景象。

二、陈明韶的第三旅

1938年春，丁树本的副司令兼第三旅旅长、大名县长陈明韶，带了一个连队(从二旅借的)到了大名城南北张(属南乐管)，一面筹建县政府，一面动员参军，成立第三旅。

二三月份，大名县二区(今魏县)救国会成立了，负责人是我弟弟李荆园(现名李介夫)。我也在救国会工作。

一次，我到救国总会(清丰梁村)谈工作，总会一位负责人刘桐芳(后改名刘欣，是大名师范同学)告诉我:

陈明韶很开明，对救国会有帮助，现在他成立了第三旅。

总会决定：派我和冯洋舟、陈镜三〔陈是大名师范同学)到三旅政治部工作。

他还告诉我，解蕴山已到陈明韶的县政府当民训科长了。

当年五六月份，我和冯洋舟、陈镜三到了三旅政治部。冯洋舟任组织科长，我任宣传科长，陈镜三任民运科长，后到的孙汉章任总务科长，白映秋在宣传科。

政治部有个副主任陈子敬，不久就离去了，主任暂缺，后来由我代理。

当时一般青年学生抗日热情很高，大名三个中等学校(七师、十一中、五女师)的学生，纷纷到政治部要求工作。我们除了充实政治部本身外，又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队长是江书声(大名江马陵村人)。

仅仅半年的时间，第三旅的建制初具规模：

七团团长丁培尧（丁树本的侄)，八团团长魏汉池(南乐县长魏汉彬的弟弟)，九团团长杨朝卿(魏县杨柴曲人)。

到1938年底，各团虽不满员，已有两三干人。

三旅政治部向各团、营、连都派了政工人员。

陈明韶动员了河岸上大地主申家，给三旅全体官兵捐了一套军装，安置了申介亭在三旅军需处工作。

三旅经常活动在大名城东南和西南一带。县政府由秘书杨钟祥主持，不随军活动。

三、丁树本夜过陇海路投靠国民党

1938年底，丁树本骑马夜间过了陇海路，到河南某地（洛阳 编者注）和国民党（高层 编者注）接触了。

丁回到濮阳以后，宣布受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仲麟领导，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恢复了他的旧官僚旧军阀的本来面目。

国民党给丁树本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安敦信。原来的主任、副主任罗士高和晁哲甫被丁任命为参议，都成了挂虚名的闲员。

三旅派来了一个姓王的政治部主任。原来的政治部、宣传部和连队的指导员都停止了工作，而且受到一些军官的白眼、诽谤和迫害。

到一九三九年春，听说丁树本要办政工人员集训班，我便写信给二区救国会、我弟弟李荆园，要求救国会快把我要走。

但我弟弟回信却说:“你是要离开的，但现在不要走，你在三旅可以了解丁、陈的情况，陈明韶对你还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这对陈的斗争有利…”等等，我只好勉强呆下去。

这时有些党员离去了，但并没有全部离去，袁韵韶(南乐人)是三旅党的负责人，还参加了丁树本的濮阳集训。

这时国民党在各县设立了县党部，大名县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崔炳南、高卓如、王警民(原名王朝选，魏县王夹河人)等人。

王警民还担任了二区(今魏县)动委会主任，和我救国会对抗。他们宣传蒋介石三民主义，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

濮阳到大名一带三青团负责人是武冠军(又名武干卿，魏县简庄人)，丁树本下令解散救国会，我二区救国会没有解散，坚持同丁、陈斗争到底。

陈明韶这个人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在一九三八年就在（直南特委书记 编者注）朱则民同志直接领导下，成了一名秘密党员。

但他作为丁树本的副司令，在表面上也不能不跟丁树本走，据我所知，自丁树本反动以后，他处于进步思想和反动身份的矛盾之中，他一时还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的决心和勇气，在某些事件的处理上，得不到人们的谅解。

但如果把陈明韶和丁树本相提并论，也是不公平的。

当时和他们经常接触的共产党员，有唐哲明(四支队司令员，后为三专署专员》和朱则民(中共直南特委的同志)二人。

唐哲明

1939年春，在三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七团团长丁培尧向旅长陈明韶报告，说政治部派到七团的指导员权雳霆同志把一支枪弄跑了，要求陈明韶以军法惩处，以严军纪。

一天，陈明韶将我和陈镜三同志叫去，说一同到七团参加个大会。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会。

到了七团,会场在一个庙院里，院里站满了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

我们坐了下来，陈明韶说:“怎么回事?你们说吧。”

丁团长向一个连长示意，这个连长说:“权雳霆把自己的枪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一个人接着说:“政工人员把武器弄跑了，这是大事，应该枪毙!”

陈明韶让权雳霆谈谈情况。权说:‘一天夜行军，在一个村东头庙院里休息，我把枪靠在墙上小便，便后去拿枪，枪不见了。”

这时，陈明韶很生气，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向大家伙说:“你们真胡闹！散会。”

我和陈镜三倒为权雳霆捏了一把汗。

从这件事，我们看出了陈明韶，还不象其他军官随便欺负政工人员，特别是当着我和陈镜三的面，办事还是公正的。

他曾向我说过：我们和濮阳要竞赛、要斗争。他所说的濮阳，即指丁树本。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丁树本反动之后)，一天陈明韶要我向一个团全体官兵讲革命的人生观问题，他也在一旁听。

当时我没有准备，同时也有顾虑，不敢讲革命道理太多。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人生观。接着说一个人离不开国家和社会，衣食住行都是劳动人民供给的，所以，做一个人，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现在国难当头，必须坚持“抗战到底”(丁树本三大主张之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有了国家才能有个人的一切，所以，抗战是每个中国人不能推卸的责任。

我讲以后，可以看出陈明韶是很满意的。说明他传播革命思想的要求，希望我能多讲一些革命道理。

还有一件事，在丁树本投靠国民党反共以后，陈明韶还要我党党员李x农给他派一个政治部主任。

后来(1938年底或1939年初)，真的介绍一个人叫浦修东(后曾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到了三旅政治部。不久，陈明韶将他送到濮阳了。显然是陈明韶有顾虑不敢任用。

四、濮阳集训

1939年4、5月间，丁树本将总政治部主任和三个旅的政治部工作人员，集中到濮阳城内，来了一次集训，目的是动员参加国民党。

集训期间，丁树本讲了一次话，诬蔑“民先”是私生子，不允许“民先”合法存在;

胡说共产党把“擁護”二字写成“拥护”，意思是用你时把你举起来耍，不用你时把你推出门外；

把国家的“国”字写成一个大“口”，里边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可爱？……等等。

鹿钟麟给丁树本派的参谋长也讲了一次话，大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等。

三青团负贵人武冠军讲话，给共产党定了一条罪状，说共产党要消灭中国的方块文字。

除了几次讲话之外，就是用个别谈话的办法，动员受训人参加国民党。个别谈是在晚上，每人谈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他们派了一个人和我谈了三十分钟，先问我“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

他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没有不革命的三民主义。”

我说：“我拥护包括‘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对旧三民主义的补充和发展，符合世界形势和革命需要。”

他说：“你受了别人宣传的影响，希望你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不要听别人的宣传。”

我说：“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我是爱国的，要救国就不能不考虑国内和国际形势，救国就得有一个能救国的方法，这是一般爱国青年的想法，不是听了别人的宣传。”

他说:“好，我问你丁司令是不是爱国救国的?”

我说:“是，我拥护丁司令的‘三大主张’，所以参加了第三旅。”(丁树本反动以后已不让提“三大主张”了，主要是取消了“统一战线”这一条〕。

他说:“丁司令了不起，能果断地拥护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坚信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应该象丁司令一样参加国民党。”

我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坚决抗战到底。为了抗日，可以牺牲一切，别的我不考虑。”

他看我态度坚定，不是他们的发展对象，就不再谈了。

从发展国民党来说，（他们）这次集训是失败了。我们第三旅参加集训的有三十多人，只有一个很落后的宣传队员张香池(五十六岁了)参加了国党民。

在集训期间，大家都看不起参加国民党的人，常常讽刺地间:

“听说你们已‘赌咒’(指集体宣誓)了，是不是?”

被问的人都面红耳赤，不敢正面回答。

集训时不让唱国共合作歌曲，学员不听那一套，一人领头，大家昂首高声唱起来。

当唱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故意把“国民党”三字唱得很低，“共产党”三字唱得很高，领导集训的官老爷们无可奈何。

1939年6月中旬集训结束，凡是国民党员都分配了工作，剩下的多数人编了三个“政工团”，分别派到三个旅。

我是派到二旅的“政工团”团长，副团长是白映秋同志(后到中央党校工作)。

到二旅没几天，丁树本扬言，七月初敌人将分五路进攻濮阳，部队要转移，非战斗人员马上解散。

这对我简直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和好机会。

我和几位事先约好的同志(现在想起来的有关楷轩，后改名关键，郜建才，步奔潮等五六人。)，马上离开了二旅所在地清丰城西一个农村，先到了大名城北四区救国会，将五位同志交给了冯洋舟同志，由他转送到三专署去。

我回到了二区救国会，我弟弟告诉我，直南待委已把我介绍到三专署了。

在我去三专署以前，先到了第三旅，想把陈镜三同志拉出来，一同到三专署去。

到了三旅，见了陈明韶旅长，向他辞行。

陈问我什么时候走，我告诉他买了自行车就走，他这时叫人从军需处取了五十元给了我，让我买自行车。

陈镜三同志和我一起，到三专署了。我现在的名子就是那时开始用的。

五、丁与陈走了两条路

1940年，河北省有几股顽军和我们搞磨擦，其中有石友三、张荫梧等，丁树本也是一个。

石友三

1940年1月，（八路军）赶跑石友三后，丁、陈部队也南逃了。

这时，陈明韶脱离了丁树本，投奔了高树勋。

丁树本没远走，驻在东明县，等待中央军打过来，重返濮阳。

陈明韶于1945年随高树勋在豫北战役（平汉战役 编者注）光荣起义。

1946年我回到三专署工作时，陈明韶和五、六个随行人员，在肥乡城内见了我。

他一见面就说:“咱二人一左一右，现在又会合了。”

接着，又说:“高树勋起义，是我劝说的。”

我问他:“现在到哪里去?”

他说到东明，劝说丁树本过来。

我问他“丁会不会过来?”

他说，这很难说，他一方面要完成领导上交给他的这一任务;一方面也算尽了自己和丁一段关系的情谊。

过了几天，陈明韶又到了肥乡，告诉我，丁树本不见他。

解放东明时，丁树本被我军俘虏了。

濮阳集训以后，在三旅的政工人员，党员和进步青年都先后离开了、陈部队，几个不进步的女同志却和三旅的军官结婚了，有的嫁给了军需处长，有的嫁给了法官，有的和三青团负责人结了婚。副旅长魏汉池抽起了鸦片，成了一个大烟鬼。

还有一个大笑话，丁树本本人要和“丁小姐”结婚，闹得濮阳一时满城风雨。

“丁小姐”是丁树本部下一个军官的妻子，这个军官因公被土匪打死了，丁树本在追悼会上说:

“你（指死去军官）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妻子，就是我的嫂侄……。”

从此，这位官太太长住在丁公馆，大家称她为“丁小姐”。

1940年，丁树本提出要和这位“丁小姐”结婚，当时因为丁部高级军官不同意，丁树本大发牢骚说:

“你们娶两个、三个、四个太太都可以(二旅旅长有四个太太)，我结一次婚都不行?”

大家看到丁的态度很坚决，为了使结婚不成，就偷偷把这位“丁小姐”介绍给三旅参谋长卫紫熙结婚了(此段丑闻是晁哲甫于1940年在三专署向我谈的)。

总之，丁树本反动以后，其党、政、军官员完全变成了军阀和官僚了，和1938年以前“三大主张”时大不相同了。

最后再交代一下陈明韶。

陈明韶随高树勋起义以后，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战争时去了朝鲜。

从朝鲜回国后患了重病，经医治无效，于1960年前后，病故在大连的一所医院里。

当时，我们党组织还想把他接到北京继续医治，一位医界权威人士说，此病已不能再好，不要再动他了，故没有再接他到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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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寻梦冀鲁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