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历史上的“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可能大多数人都略知一二。因为其悲壮艰辛的具体情景，在影视作品中都有生动再现。

说起历史上的“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可能大多数人都略知一二。因为其悲壮艰辛的具体情景，在影视作品中都有生动再现。

诸如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以及《走西口的哥哥没回来》《大盛魁》《西口在望》；《雾锁南洋》《南洋女儿情》；《闯关东中篇》《闯关东前传》等影视作品，曾红火一时。

而那首凄婉悲切的歌曲《哥哥你走西口》，更有着绕梁三日的感染力，总能唱得人眼角湿润。

除了这些影视剧和歌曲，与此相关的文字资料和文学作品也很多。

实际上，从明清至民国，在中华大地及海洋上，大规模的移民有五次，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蹚古道”“赴金山（旧金山）”。

这其中“下南洋”与“赴金山”是向境外移民，国内规模最大的“闯关东”和“走西口”均发生在大陆腹地北方。

而这“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并不是官方组织的，而是三次自发性移民潮。但它源于自然灾害战乱和封建统治腐败压榨。

概括这三次大规模民众无奈迁徙潮的目的，似乎就是两个字：“谋生”。

作为一名东北人，笔者也是“闯关东”流民的后代。据老父亲说，是曾祖父那一辈从山东登州府迁徙至东北的。

可以想象。众多的东北人和居住在内蒙古的汉族家庭以及广东福建沿海的广大同胞，上朔几辈，或许都能与“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扯上关系。

@“走西口”的历史比较早，应该从明朝中期开始，直到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算结束。前后经历十几代人，跨度400余年。

在这段历史中，几百万晋陕农民，因农耕年代“十年九不收”的生存压力被迫背井离乡，冒死走出口外，用血泪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生存通道，最终定居在莽莽草原。

从历史进步意义上说，“走西口”不仅为贫困百姓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推动了河套平原从牧区变为“塞上江南”，进而带动了草原地区的繁荣和进步，更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几个版本的民歌《走西口》传唱数百年，这里的西口的“口”，指的是山西境内的“杀虎口”。

“杀虎口”在明朝时称作“杀胡口”。这里自古便是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中原的必经之路，中原的士兵想要北征作战，也必须从这里经过。

关口常年刀光剑影、战火纷飞，为了表达对胡人入侵的愤怒，明朝人就把这里称为“杀胡口”。

到了清朝，女真后裔入主中原，满蒙不分家，康熙皇帝亲笔将其改名叫“杀虎口”。

因为这个关口在长城西边，张家口在长城的东边，所以人们习惯称张家口为“东口”，称杀虎口为“西口”。

早期阶段的“走西口”与“闯关东”大不相同，它源于商贸活动。是以晋商为主导的个体行为，并非贫民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晋商陕商们带着精美的中原物产，毅然踏上生死未卜的北上冒险之旅，他们穿过“杀虎口”，来到蒙古大草原赚取财富。

有资料统计，从明朝末年到民国，参与“走西口”的山西陕西人多达几百万。其中有几十万人出了口外音讯皆无，甚至连尸骨都找不到。所以当时这两省的人认为，“走西口”都是拿生命在豪赌。

如今山西保留的很多大院，诸如太谷县曹家三多堂、东阳镇常家庄园、祁县的渠家大院和乔家大院等，他们的祖先都是到口外做生意的成功者，最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

光绪元年到四年之间，华北地区遭遇到百年难遇的旱灾饥荒。1875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晋陕一带更是整村整村饿殍遍地。

腐朽的满清王朝面对如此旱灾，竟无法给百姓提供有效的救济，迫使2000余万灾民变为流民，为生存四处奔走。

清廷为了缓解多方压力，宣布放宽对蒙古地区的封禁，允许山西等地百姓进入蒙古草原，开垦农田定居。

朝廷放禁政策的实施，使“走西口”人数骤增，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流民大迁徙。

有则故事描述：清光绪初年，山西右玉县的王老汉一家蜷缩在破败的土窑中，望着龟裂的农田长嘘短叹。连续三年的旱灾，让此地寸草不生，尸横遍野。村里流传着一句话：“杀虎口外有地可耕。”王老汉抹去泪痕，咬牙带着妻儿推起独轮车，裹着破棉袄，在春寒中踏上了“走西口”征程。

“杀虎口”的寒风如刀，但关外草原果真藏着生机。王老汉的儿子历经波折，终于在包头开了间杂货铺，一家人在开口外重获新生。

勤劳的山西农户将中原的犁铧带入草原，开垦出连片的农田。他们用面食、米醋与蒙古牧民交换毛皮，用山西人的淳朴换来蒙古族牧民的真挚，渐渐形成了“蒙汉杂居，农牧兼营”的独特景象。

@秦皇岛市境内山海关古长城的东门，界定着关内关外。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修建山海关城堡，这里依山靠海，是万里长城东端起点。

山海关城楼修的巍峨雄伟，它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冷兵器时代，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自此，山海关以内称“关里”，关外是辽阔的东北大地，统统被称为“关东”。

追溯到战国时期，关外的辽西（辽河以西），和北京地区、河北北部一样，曾经是燕国的属地。南北朝时期，前燕和后燕也分别管辖这里。而辽东至明代仍属山东府管治。

满清入关，将辽东与山东分开管辖。自康熙年间起，“关东”一词逐渐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这是“东三省”名称之始。

除“东北”、“关东”、“东三省”外，还有一些俗称。如胶东半岛一带以渤海湾为界，称东北为“海北”，称山东为“海南”。另外，东北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代称：“白山黑水”。

十九世纪末，中原地区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一个饱和状态，山东、直隶两省的人与耕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前往关东某条生路，成为贫困农民的唯一选择。

“闯关东”路途遥远，东北的冬季气候险恶，为什么大多数灾民不去江浙地区，反而去东北呢？

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国是农耕社会，江浙地区早已经没有没有多余的土地可耕种，而东北则地广人稀，土地肥沃。

随着开禁放垦，人口早已经饱和且正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乱的百姓“闯关东”，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人群构成以山东、河北的农民和小买卖人为主。

因黄河水患、土地贫瘠及战乱，先后约有3000万人涌入关东。

移民闯过山海关，开发黑土地，至1949年，东北地区总人口达4000万，以汉族为主体。

当年，相当一部分山东人“闯关东”选择了走水路。他们从山东出海，随波逐浪漂到大连，再从旅顺、金州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

在“闯关东”过程中，早期的旅大是一个重要中转站。

我国著名民商法学家、教育家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北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山东与东北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在晚清民国那段特殊岁月，战火纷飞，灾害频发是常态，每一个闯关东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辛酸故事和经历。

据一位闯关东老人回忆：他8岁的时候在哈尔滨，日寇侵入，要求其去读日本书，一家人气愤拒绝，决定离开东北，返回山东老家。对于这个老人来说，闯关东除了给自己留下一串串不堪回首的艰难往事，就是那里动荡不安的环境。

电视剧《闯关东》展现的故事更有说服力。“闯关东”对于那些别乡离土的农民来说，既是一个艰苦的岁月，也是一个奋斗的征程。

也正是因为“闯关东”，才使东北从满清荒蛮的“龙兴禁地”变为粮仓，并抵御了沙俄侵蚀。

同样有一则故事，说的是：1905年山东菏泽，黄河决堤淹没了李家的麦田。农民李大山用草绳捆起棉被，背着老母，牵着幼子，加入了“闯关东”的人流。

山海关的城墙下，逃荒者的队伍蜿蜒如龙。他们穿越辽西走廊，在奉天的荒原上搭起窝棚，用关内的豆种播下第一茬庄稼。

东北的严寒，冻裂了手脚，却冻不住希望。山东人带去了深耕细作的农法，将北大荒的荒野变成了良田。

来到关东的父老兄弟，伐木筑路，在渔村哈尔滨建起巴洛克风格的中华巴洛克街区。他们与满族、朝鲜族通婚，让猪肉炖粉条的香气飘进家家户户。

至1931年，东北的3000万人口中，有2000万是移民后代。

当日寇铁蹄踏来，这些“闯关东”的老客与抗联战士并肩作战，用血肉护卫这片丰饶的山河土地。

历史轮回，在二十一世纪的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这些当年闯关东的主要发祥地，却又各自成了东北人为摆脱贫困打工挣钱，谋求异地发展的主要落脚点

@“下南洋”指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华南沿海民众为了讨生活或因躲避战乱困苦等原因，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的海洋移民现象。

“下南洋”在闽南语系也称为“过番”，主要群体包括闽南人、海陆丰人、潮汕人、客家人、广府人等。

“下南洋”的壮举，造就了超3500万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今日东南亚华裔经济与文化格局。

大量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贸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

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

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促进当地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一直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以上。

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们用血汗挖出来的。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国人逐渐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

与此同时，很多“下南洋”人也在奋斗中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再缀一则描述“下南洋”的小故事：19世纪末的广东潮州，台风卷走了陈阿婆家的茅屋。儿子阿强攥着一张卖身契，被“猪仔头”哄骗上了开往槟城的货船。

船舱内，数百华工如沙丁鱼般挤在昏暗的底仓，酸腐的气味与死亡的阴影交织。

阿强侥幸存活，在马来亚的锡矿中成为一名“契约劳工”，每日劳作14小时。

血泪之下亦有微光。熬过十年苦役的阿强攒下银钱，在吉隆坡开了一间小杂货店。

他经销中国景德镇的瓷器、福建的茶叶，渐渐富裕起来并融入当地。

像阿强这样的华人还有许多。他们在东南亚拓荒、经商、办学，将中华的稻作技术带入雨林，让妈祖庙与清真寺比邻而立。

至二十世纪初，东南亚华人已达500万，他们不仅重塑了南洋的经济版图，更成为反哺祖国的革命力量。据说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中，七成来自南洋华侨捐助。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仍是东南亚华人。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下南洋”开拓者的后代。

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移民迁徙，殊途同归。

“走西口”的晋陕移民，让草原升起炊烟；

“下南洋”的闽粤儿女在异邦扎下根系；

“闯关东”的齐鲁子弟，把荒原垦作粮仓。

他们不是史书上的王侯将相，却是版图缝合者、文化传播者、边疆守护者。

今日东北的方言里，依旧藏着抹不去的山东味道。

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朔源竟是福建药膳。

内蒙呼和浩特的烧麦，融合了晋蒙风味···

而这些，无一不是外来谋生者留给历史的印记。

近现代中国的民族融合、边疆巩固、海外华裔社会的形成，始终镌刻着这三场迁徙的烙印。

正如一首民谣所唱：“命如草芥，根连九州”。

千万里闯荡谋生的苦辣酸甜，最终汇成了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

来源：掌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