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更年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我追问妈妈。她想了一会儿，讲到我刚刚离开家上大学那年。我开学了，她在自家的书店里面整理成堆的新书，突然哭得喘不上气，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她打电话给一位性格爽朗的老朋友，对方听她哭得不像样子，觉得又可怜又不可思

接到更年期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打了个电话给妈妈。我说起正在采访更年期门诊，她说，“你要是早点做这个题目就好了，但我十年前就绝经了”。

“更年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我追问妈妈。她想了一会儿，讲到我刚刚离开家上大学那年。我开学了，她在自家的书店里面整理成堆的新书，突然哭得喘不上气，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她打电话给一位性格爽朗的老朋友，对方听她哭得不像样子，觉得又可怜又不可思议，哈哈大笑。那一年，她46岁。“现在一想，当时未免也太激动了。那应该就是更年期的开始。”妈妈说。

相似的故事，南西也给我讲了一遍。南西是叙事医学播客“Women’s Health万象更新”的主理人，自身有医学从业背景。她开播客的契机就和她妈妈的更年期有关。

南西长年在海外学习工作，她妈妈经常去国外看她。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她和妈妈在伦敦一起生活了九个月，发现过去风风火火的她，身形开始佝偻，性格变得犹豫，连生活里的简单决策也要问她的意见。直到偷听到妈妈在电话里和朋友谈到摘掉绝育环的问题，她才发现妈妈的月经已经开始不规律了。

叙事医学播客“Women’s Health万象更新”的主理人南西，她访谈了近2000名更年期女性（蔡扬医生 摄）

南西这才开始深入了解更年期，母女二人一起复盘过去十年的各种迹象：妈妈的高血压、神经性胃痛、焦虑、恐慌、喉咙异物感、恐惧猝死，包括反复出入急诊，却总找不到确切的病因，都串成了一条线。“围绝经期”这个概念浮现出来，为一切找到了解释。南西觉得很惭愧，也觉得这种忽视触目惊心：即使是日常和专业医疗团队合作的她，也没有注意到妈妈身体内部的重大变化。

我问南西，为什么很少有女性主动谈论更年期？究竟是社会偏见让女性有意隐瞒，还是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南西觉得，很多更年期女性其实有强烈的诉说欲，但她们担心别人的眼光。四年下来，南西访谈了近2000名更年期女性，她觉得自己能取得这么多人的信任，主要是因为站在医疗从业者的身份，从科研的立场说话，这种客观感正是更年期女性需要的。“性交痛、漏尿这些词，我都是直接用专业术语说出来的。可能这让她们觉得我没有审判的眼光，也不是在好奇地打探她们的私生活。”南西说。

另一重挑战是，更年期的影响弥散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女性自身也不清楚该从何谈起。南西总结出一个诀窍，从她们生活中的问题入手：你和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和伴侣的关系怎么样？耗时最长的一次，她和访谈对象从伦敦西头走到东头，听她讲了整整七个小时作为职场高管、妈妈、女儿、妻子、患者的故事。真正的更年期症状，往往隐藏在这些生活波折的缝隙里。更年期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女性身体内部的变化。

即使中年女性愿意倾诉，她们的烦恼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更年期，不是忍忍就好》的作者，美国记者珍西·唐恩对此有一段精到的解释：“由于每次讨论更年期的时候都无法避免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事实上，这些问题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没有人知道应该把更年期置于当前文化中的何种位置。”

《请回答1988》剧照

从2021年开始，南西的播客每周更新，已经做了100多期节目，算是更年期这个赛道上的知名节目。直到现在，她们依然很难进入App的推荐页。因为播客的受众主要以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你很难说服平台，这些妈妈辈的事情会有听众感兴趣。

世界上一半的人是女性，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大多数女性都会经历更年期，人生的后三分之一都要在绝经期中度过，她们的声音理应被听见。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早就应该明白。

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就在我跟妈妈聊更年期的那个晚上，她给我发来一条主持人李静讲述自己更年期的视频：“真好，现在大家都说出来了。”

阮祥燕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科创始主任，首席专家。1999年，她牵头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更年期综合指导中心。

中国女性对更年期的认知，在过去2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年前，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大众，人们对更年期的认知度都很低。

阮祥燕告诉我，当时，国内大多数妇产科医生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生殖和围产期管理上，绝经后女性的健康管理被严重忽视，而且国际和国内都还未出台规范的更年期管理指南，大众观念也还停留在一些刻板印象上。“不管是女性自己，还是社会大众，都把它和‘脾气暴躁’‘不可理喻’联系起来。”阮祥燕说。

这种情况是有来由的。更年期研究的历史并不长。直到1929年，德国科学家布特南特才成功提取出雌激素。到20世纪中期，从怀孕母马尿液中提取雌激素制作的“倍美力”风靡一时。激素替代治疗（HRT）被奉为延缓衰老的神奇手段。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次大型临床试验“女性健康倡议研究”（WHI1），让风靡一时的HRT受到了巨大打击。2002年公布的试验结果，把HRT和“致癌”关联起来。其实，WHI1的实验设计并不完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可靠，同期进行的WHI2实验证明，只要选对激素的种类，风险控制得当，补充激素仍然是缓解更年期症状的绝佳办法。但观念的扭转非常困难，负面影响已经形成。十几年过去，仍有许多人对激素疗法谈之色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科创始主任阮祥燕 （黄宇 摄）

最近几年，阮祥燕能感觉到，中国女性对更年期的认知度明显提高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更年期问题，也能渐渐接受科学的激素补充疗法。一些更年期症状还不明显的女性，也会来找她，想知道怎么延缓衰老，或者希望改善性生活质量。毕竟，更年期不只影响女性，也影响她们与伴侣的关系，以及在家庭中和职场上的表现。“关心自己”，不再是“没事找事”或“小题大做”。

目前国内的更年期门诊通常设在妇科，但它要求医生具备全科思维，简单点说，就是把患者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解读。既“横向地看”，考虑到激素水平对女性身体各个系统的影响，也“纵向地看”，关注女性绝经后直到老年的生活。

我跟着阮祥燕旁听了一早上的门诊，30多个病人中，约三分之一患者的问题与更年期直接相关。在阮祥燕的诊室里，我见到一位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的女性。她受到失眠和潮热的困扰，感觉“班上不下去了”。阮祥燕温和地安抚她，“想哭就哭出来。”她的眼泪突然像洪流突破了堤坝，两只手去接都来不及，阮祥燕赶紧让周围人帮忙拿纸巾。

“我能理解你。”是阮祥燕常用的一句话。在有限的门诊时间里，她会多花几分钟听来访者说说生活里的烦恼，让她们把情绪释放出来。“更年期管理不仅仅是疾病的治疗，更是帮助女性平稳、健康地度过人生的重要阶段。”阮祥燕说。

珍西·唐恩在书里写：“其实没有‘经历’更年期这个说法，只有‘进入’更年期并一直停留在绝经状态中。”更年期的影响不会随着绝经而远去，它不是生命中的一个片段，而是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影响着女性漫长的后半生。

《少年派》剧照

我们讨论今天的女性更年期，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现在进入更年期的，是一群怎样的女性？她们的更年期困境，会和上一代人有什么不同？

按照女性进入围绝经期的平均年龄46岁计算，今天正在进入更年期的，是一批“70后”女性。她很可能恰好是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母亲，一个仍在职场打拼的中高层员工，同时还要照顾逐渐老去的父母。

计迎春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她从十多年前开始关注中国家庭制度特别是代际关系的转型，研究对象从“剩女”到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的父母们，再到城乡家庭合作育儿的两代人、城市独生女家庭的新型母女关系，等等。在她看来，中国有自己本土的“女性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别和家庭观念的杂糅交织下，中国女性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点，在“70后”女性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70后”成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左右，她们拥抱迅猛的开放潮流，迎来自己职业的上升期。其中也出现了许多追求独立，不婚不育的女性。也是这一代人，既受到精细育儿的观念影响，又面临公有育儿机构锐减的局面，开始独自、精心地养育自己的孩子。不过不管生不生孩子，等她们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多半会是照顾老人的主力军。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她对国内女性的复杂处境有深入观察（受访者 供图）

计迎春也是“70后”。她来自苏北，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出过省。凭着优秀的成绩，她考上大学，获得了去国外留学的机会，最后留在了上海。和身边很多同龄人一样，她相信自身努力会有回报，也确实赶上了好时代，获得了向上走的机会。

计迎春觉得自己这代女性，有一种比较统一的思维模式，“你自己要努力，如果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那一定是你不够努力，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跟市场化、全球化的影响有关系。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又要求女性必须是一个好母亲，好女儿。在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的大前提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意味着她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身处其中的女性，往往看不到结构性的问题，就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于自身”。

女性拥有更多机会是好事，这也意味着她们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期待。但更年期的发生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当身体发出警报，而心智仍在向上攀登，这种拉扯给女性的自信心带来冲击，也让更年期的人生转型变得困难。

南西对我讲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在她的访谈对象里面，基层女性反而比一部分精英女性好沟通，基层女性往往心态很开放，愿意接受新知识。而有的时候，精英女性会和她“争一争”。比如当南西告诉她们一些更年期的科普知识，她会说，“我原来看过一本书，书上不是这么说的”。

这种抵抗的态度，正好折射出职场女性无数次自我证明的挣扎。南西觉得，“女性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她们可能都经历过太多质疑，太多不满意，因此总是感到不自信，会下意识地反抗”。反过来说，当她们脆弱时，也更难找到倾诉的渠道。在一次南西组织的交流活动中，有人提出了“破防”这个词。那是一位女高管，她在工作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但是不敢对任何人讲，只能在更年期交流小组里说出来。

计迎春更愿意看到更年期带给女性的积极一面。在她看来，更年期也是那些长期忙碌的女性开始关注自己、开启人生新阶段的契机。不知是不是巧合，和我聊完之后，计迎春发现自己的生活里，关于更年期的声音居然不少，甚至有两个朋友在电话里主动和她提起了自己正在经历更年期。

计迎春觉得，“愿意主动谈论更年期，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尽管说出来以后，问题依然复杂，“这种解脱也意味着，你要接受和面对女性外表上的衰老、身体机能的下降，这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不过，它已经是一个开始。现在正进入更年期的，是更有知识、更有斗志，也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的一代女性。

《团地的二人》剧照

更年期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klimak-terikos”，含义为一个梯子的台阶。17世纪，欧洲占星家借用这个词汇，来标记人生晚年的重要阶段，63岁。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它变成一个泛指的名词，指代女性从围绝经期到绝经后的漫长时期。每个女性的更年期长度不同，最多可能长达十余年。

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更年期是一座分水岭。从生理上，它标志着生育能力的彻底终结，意味着身体从荷尔蒙主导的起伏状态，进入一个新的恒定阶段；从心理上，它往往伴随着身份的转变——孩子长大离巢，职业生涯接近尾声，女性终于有时间，更多地回归自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在更年期门诊的见闻里面，最打动我的是一些从更年期症状中走出来的女性。她们的故事是相似的：前半生为了家人、孩子、工作而活，更年期让她们不得不踩下刹车，因为无暇他顾，而开始专注自身感受。重新建立自我的过程极其痛苦，但她们学会了一件事：学会对自己好。

这种“好”不是要争取更高的职位，更好的生活条件，更高的成就。而是简简单单地承认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重新寻找让自己舒服的办法。

我在珍西·唐恩的书里看到一个有趣的片段。她说，女性生命历程中的其他部分都会得到重视，比如为即将成人的女孩举行成人礼，也会举行婚礼、迎婴派对等庆祝仪式，并借着仪式的机会交换信息，帮助女孩们为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但是，并没有更年期洗礼，即将迎来更年期的女性也不会收到颈霜、便携式风扇和阴道润滑剂等礼物。”

或许，真的应该为更年期设计一场派对。今天，更年期不再是一个隐匿的话题，它可以被谈论，也开始被听见了。但让更年期女性的处境真正被看见，让更年期的意义被充分地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伦敦生活》剧照

我的同事孙若茜围绕“更年期的性”这个话题，与几位女性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女性的身体在告别性激素，但不意味着她们就告别了性魅力和性生活。更年期的女性也有自己的性需求，也可以从性里面获得快乐。在她们身上，能看到“身为女性”这件事的复杂层次。

近年来，以“中女”为话题的影视剧作品越来越多，更年期女性也能成为荧幕或者舞台的主角，这是更年期被看见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的同事刘敏采访了《出走的决心》的编剧，话剧《游移的月亮》的主创团队和纪录片《女人五十》的导演。她们都试图表现中年妇女的真实生活，但究竟如何讲好她们的故事，讲出来给谁看，仍然是难解的问题。

也有的人在更年期找到了和从前不一样的社交方式。段弄玉采访了在网上找到搭子的中年女性们。她们在和搭子出游时不谈老公和孩子，唯一的目标是“开心就好”。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已经长大，工作生涯也接近尾声，女性的生活中可以没有那么多责任。更年期对她们来说，成为洒脱的第二人生。

更多基层女性还在沉默中苦熬着她们的更年期。驳静去采访了基层医院的更年期大夫，与家政阿姨、医院护工和月嫂们聊了聊。她们自己或许从未意识到更年期的存在，但关节疼痛、失眠、潮热，那些未命名的痛苦直接影响着她们的生计。

在采访《闭经记》的作者伊藤比吕美的时候，她对我说了一段话，大意如下：女性在人生的前半段，可能选择完全大相径庭的生活轨迹。但是在更年期，她们的感受或多或少统一起来，都与激素的衰退相连。

或许这就是更年期给予女性的礼物。走过这段自然的变化历程，我们会更接近人最本质的样子，变得更智慧，更清醒，更有勇气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俗女养成记》剧照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