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四阶段，从1918年6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第一师范）毕业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思想淬炼和道路选择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作者：魏德东

第四阶段，从1918年6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第一师范）毕业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思想淬炼和道路选择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和蔡和森、张昆弟等新民学会骨干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宅，一面自学，一面商讨今后的去向。他们除了商讨个人的出路和前途外，更多的时候在商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中国怎么办？湖南怎么办？自己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

就在他们迷茫之际，已经到北大任教的杨昌济致信毛泽东，要他去北大学习，并告诉他吴玉章和祭元培等人正组织法华教育会，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集新民学会骨干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十分必要，应尽快进行。会后，即派蔡和森到北京打前站，了解情况，联系工作。

8月15日，毛泽东与第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坐上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

到北京后，毛泽东没有去报考北大，也没有进入留法预科班学习，而是全力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为了能让毛泽东在北京立足，杨昌济老师帮他找到一份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工作。在这里，毛泽东利用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广泛地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想，如饥似渴地研读着介绍各种新学说的报章杂志和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不断地对各种学说进行研究、分析、比较和选择，抛弃陈旧的东西，吸收先进的思想。他还多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等地作调查，了解工人的疾苦。

毛泽东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国革命长期没有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问题，在俄国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了迅速而彻底的解决。这就促使他开始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学说”，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五十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可见，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他认为新民学要继续集合同志“改良人心风俗”，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之重任，就必须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只有先研究并掌握了中国古今学说制度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积极斗争，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他组织长沙各校学生游行示威，联合工商各界抵制日货；主导创办《湘江评论》，撰文宣传“最新思潮”；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并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撰写大量文章通过报刊揭露社会罪恶，反抗传统权威，积极唤醒民众。

五四运动后期，毛泽东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大，他主张通过民众的大联实现政治上的民主自治。

为了发动民众、联合民众，毛泽东开始写白话文章，他为《湘江评论》撰写的文章全是白话，文字通俗而富有激情。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直言不讳地喊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告诫人们：“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地飞跑。”

毛泽东用自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革命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气势，鼓舞人民群众冲决一切罗网，向腐朽黑暗的反动势力猛烈进攻。

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实行民众的大联合。他说：“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在提出了具体的实现途径，即“以小联合做基础”。他分别向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发出呼吁，呼吁各行各业先成立小联合，然后再进行大联合。

毛泽东对民众的大联合充满信心。他说：“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毛泽东倡导的“民众大联合”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实行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1936年10月，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对于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单单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是不够的，他要为实现心中的理想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各种主义“百家竞起，异说争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外，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等各种学说，纷纷登上中国政治思想舞台，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处于“隔着窗纱看晓雾”的迷茫状态，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

新民学会内部对于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出现了分裂。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萧子升为代表的另一派，主张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1920年冬天，毛泽东在建党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已经与蔡和森等旅法会员取得了一致的共识，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以政治目的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知道：无论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还是“用暴力对付以暴力压制人民的人”，“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这就需要寻求更多的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唤起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于是，他利用1921年春节回韶山过年的机会，说服弟弟、弟媳和妹妹，安排好家事后，义无反顾地带着全家人离开韶山，来到长沙，开始干这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事业。

1920年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等人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当伟大的1921年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了。

1921年7月，28岁的毛泽东，带着马克思主义信仰，来到中国第一个大工业城市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从此踏上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征途。

来源：魏氏易学微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