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委的主要负责人胡服、朱德、董必武、彭真和各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华北地区多数地委和晋察冀野战军各旅代表,共107人。
我们今天聊聊土改工作会议和天津讲话。
任何时代任何单位，正副领导之间的关系都不太好相处。
教员与胡服是伟人，当然不能以常人眼光视之，但伟人也是人，终究还有平常的这一面。
作为正职，你什么事都抓在手里，会被人视作霸道，不给副职空间；有时放一放呢，副职习惯了，又会越位。
作为副职，过于努力，管事太多，会被认为有想法，急于上位；躺平了，又会被认为不配合，不担担子。
这需要掌握一个分寸感！
分寸感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几乎没人可以将其说明白，因为它会因时因地因人而不断变化！
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教员与胡服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正副职相处的楷模！
教员胸怀宽广，收放自如；胡服兢兢业业，进退有度！
但这里面仍然有分寸感的问题。
我们先来说说这两件事。
教员转战陕北时，胡服领导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推出《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委的主要负责人胡服、朱德、董必武、彭真和各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华北地区多数地委和晋察冀野战军各旅代表,共107人。
会议由胡服主持,历时近两月。
胡服在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目的和任务,强调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连续两天作了长篇报告,指出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会议最后审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正式颁布实行。
应该说，这次会议及会议出台的大纲总结了以往土改工作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土地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到1947年11、12月间，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广大群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这次会议和大纲在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各地农民在感到分财产和分土地好处的同时，恨不得将所有土地多的，财产多的，都当作地主打击，中间出现了许多偏差。主要出现乱打乱杀、侵害中农利益、对地主富农未加区别、普遍侵犯工商业利益等现象。
骆驼对于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觉察较早。他从1947年7月小河会议后边转战边搜集土改情况，并为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东北局、五台局、太行局电，要求各地上报土改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即如何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材料。
1948年1月12日，骆驼受中央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全面系统地就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等六大亟待解决的问题，阐明了中央政策。
骆驼的这篇报告在理论上高屋建瓴，在政策上切中实际，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当天，教员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
教员在此期间也开始大力纠偏，对一些原则表述进行纠正，厘清了一些模糊概念。
1948年2月5日，教员指出：“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凡事不能走极端。”
2月11日，教员在文章中指出：“发动群众，是革命胜利的秘诀。但群众运动极易失去控制，失掉分寸。”“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2月15日，教员发文要求：“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
2月27日，教员教导大家：“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3月1日，教员提出：“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教员在这一系列文字中论述了土改工作中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
（一）右倾：有的地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甚至群众有了革命的呼声，反而停滞不前，不予支持和鼓励。这是右倾的表现。
（二）左倾：有的地方单纯依靠贫雇农，无限扩大地主富农，重于分财而不是分地，不顾中农意愿，一口气分田到人，破坏团结。甚至刚刚打下的解放区，立足未稳，就急于组建贫农团、分田分财，导致敌人反扑后大肆捕杀群众。这是左倾的表现。
就目前公开的资料而言，胡服与教员共有8份电报商讨过这个大纲内容。
根据胡服在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检讨及后来教员对其它人谈话的内容来看，工委与前委在电报交流中仍然没有将一些内容说得特别清楚。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那么多内容，很难一字不拉地进行研究，何况是战时。
这事得从正反两方面来说。一是胡服作为直接领导人，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负有责任；二是谁来推动这项工作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天津讲话。
天津讲话这件事网上资料比较多，我们不再赘述。摘录其中部分讲话内容如下：
“你们（资本家）必须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
“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
“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
在资本家讲无法摸清共产党的底时，胡服表示“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
几十年后，我们再看这段讲话，仍然感觉它是符合教员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神实质的。
但是，有些字眼和话语确实比较刺激，作为二号人物是否适合在那种公众场合下讲？值得商榷。
教员与胡服在处理这些事时，双方都很克制、忍让，但这不代表事情就过去了。
事实上，1966年10月24日，教员与几个领导讲话时就认为土改时胡服自张主张，有时使用高级干部事先没沟通就直接任命了。
来源：独一无二的驰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