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来到湖北，调处与国民党军的军事摩擦，延缓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来到湖北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深入了解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知道大家心情激动，我的心情更激动！

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这个勤务员，今天能和衣食父母同桌进餐，心情怎能不激动呢！”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来到湖北，调处与国民党军的军事摩擦，延缓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来到湖北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深入了解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宣化店谈判，为中原部队突围赢得宝贵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均因蒋介石实行“谈打结合，以谈掩打”的反革命两手策略而遭到进攻。中原解放区位于全国各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强敌环视，形势日趋恶化。1946年1月，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国民党却利用停战协议，对中原解放军实行战略包围，并企图凭借优势的兵力和美式武器装备，一举将中原部队消灭在湖北大悟宣化店地区。

周恩来电告美方调停代表马歇尔，提议同到宣化店视察。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马歇尔只得派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美国人）和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随同周恩来到宣化店视察。1946年5月10日，迫于事实和中外舆论的压力，美方及国民党方代表被迫在汉口杨森花园，同中共代表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

《汉口协议》的签订，虽然没有改变蒋介石统治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但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为中原部队更充分地准备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1946年6月26日，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在这里打响，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威武雄壮的序幕。

曾担任周恩来秘书的宋平回忆了周恩来在宣化店谈判前后的经历：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领导同志于1946年5月3日由重庆抵南京，进驻南京梅园新村，我也随机到了南京。

这时国共之间实际已形成了表面谈判实际大打的局面，也就是拖中大打。国民党要谈，是为了拖延时间，要美国人帮他把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由西南运到东北、华北；我们谈是为了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并通过谈判表达我们始终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真诚地希望和平、要求民主的愿望，以争取广大群众，包括第三方面人士，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揭露其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独裁统治，延缓全面内战局面的到来。到了南京，周恩来最关心的是中原军区。那里集中了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由广东返回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359旅南下支队和从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的部队。这三支队伍合计9个旅，6万多人，原拟向京汉路以西转移，准备到安徽一带向新四军主力靠拢，接到“停战令”就停止前进，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待命。在方圆几十公里的狭小地带集中这样多的军队，无论是军事态势还是地形条件都是十分不利的。

国民党不顾停战协议，很快集中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30多万人，把我军这几支部队包围得像铁筒般，断绝粮药供应，准备一举全歼。在这万分紧急关头，周恩来一面呼吁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酿成大战；同时迫使美方和国民党同意组成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视察以图制止战争，解救中原军队脱围。

到南京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就向军事三人小组提出即派军事调处小组前往宣化店进行调处。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三人小组同意由周恩来同美方白鲁德将军和国民党徐永昌将军乘专机前往武汉转宣化店进行调处。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随行。

到了武汉，国民党行辕郭主任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中原本来没有战事”。他话一说完，我就提问说：“这次去宣化店视察是三方一致协议的，郭主任是否反对三人小组的一致协议，认为小组去宣化店是不必要的行动？”他看了我一眼问：“这位是……”有位记者说：“这位是新华社记者。”郭“嗯”了一声，改口说：“我没那个意思，去看看也好。”徐永昌托病留在武汉，改由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作为代表。从武汉改乘汽车，我方武汉军调小组也派了两位5师的同志一同前往。

去宣化店，道路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国民党军沿途修的碉堡工事、军队的频繁调动历历在目，使人感到大战前的窒息。车行至黄陂县境十棵松河边，因河水上涨临时搭的木桥被冲断，吉普车不能过河。王天鸣提出返回武汉，等水退了改日启程。周恩来坚持原地等候。我们在姚家大湾老百姓家休息。美方人员嫌农家脏，撑起自带帐篷，吃起罐头食品。第二天（5月8日）一早，河水仍不退，汽车不能通行。周恩来要我们的同志找老百姓想想办法。找来了保甲长，他也束手无策。这时，在河边聚集着一些老百姓，他们没见过吉普车，觉得新鲜，围着汽车看热闹。同行的任士舜同志曾任黄陂县委书记，很有群众工作经验，会讲当地话，同群众聊了起来。他说我们是到宣化店举行和平谈判的，现在过不了河，大家看有什么办法？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腼腆地说：“我看可以抬。”“行吗？”“可以试试。”美国人和国民党的代表觉得人抬汽车很可笑。周恩来说，可以试试，再请些老乡来，人多力量大。就这样在欢笑声中，把几辆吉普车抬过了河。美国人看到这个“奇迹”也高兴了。周恩来向老乡道了谢，脱掉鞋袜同大家一起涉水过河。

过河不远就到了解放区。解放区的路好走多了，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都用新土垫了，这里是另一个天地。我们在宣化店受到热烈欢迎，当晚举行了欢迎晚会。在欢迎会上李先念师长致欢迎辞，他没拿讲稿，话讲得简明扼要、恰如其分。他的讲话，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晚会上文艺工作者演出了文艺节目。

已经深夜了，周恩来主持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出席的有李先念、郑位三、王震、陈少敏、任质斌等同志。他们在煤油灯下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在双方军队对峙的态势下，我军决心突围，不抱任何幻想。会议还就突围的准备工作、周边的地形地貌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

匆匆吃过早饭，周恩来又神采奕奕地参加调处小组举行的会议。李先念先发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原军区形势十分严重，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国民党72师、22师、48师、47师、41师、10师、66师等部队向我中原军区合围，修筑了6000多个碉堡，形成了全面包围的态势。他们捕去我300多人员，现在备足了干粮，轻装，将有大的行动，形势十分紧张，要求执行小组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平毁碉堡，释放我被捕人员，让我军安全转移。王震补充说，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进攻几个月来没有停过，现仍在集结兵力，有全歼我军的企图，请小组查明真相，予以制止。

国民党王天鸣副参谋长要卢处长介绍国民党军情况。卢虚假地说：“这次来总有意义，什么事见了面总好说。武汉行辕最关心的是5师要走，要走的借口是我们要包围和打它。这使我们最感头痛。我的意见是不能走，现在他们还未走，这很好，问题容易解决。”

王天鸣说：“国军小部队换防是有的，大部队换防则没有。双方说的不一样。冲突确有，虽是些小冲突，然而总是感到遗憾。我可代表政府说，这绝非有意的。以后决不能再有。可回到武汉去，再从长计议。”

周恩来说：“李先念师长揭发的全是事实。应当看到，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就是宣告和平的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希望白鲁德、王天鸣二将军秉维护和平的精神，作出有益的贡献。”

当天下午，我们一行离开宣化店。我坐在敞篷吉普车的前座，两眼困得睁不开，不时用手指掰着眼皮，免得睡着了，被甩出去。天黑时，车子总算安全地到了汉口。我们下榻汉口杨森花园。

我前天没睡，昨天又陪着熬了一夜，实在困得没法，打算晚饭后好好睡一觉。可是，周恩来又交代要我起草一个书面声明，交他审阅。我把稿子写完交给周恩来，就去睡了，但周恩来仍在继续工作，考虑明天调处小组的会谈。他为人民事业不知疲倦的战斗精神，真是无与伦比，凡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没有不钦佩的。

5月10日，三方在汉口签订了停止中原内战的协议。协议中，最有实质性的内容是将我军2000多伤员及部分家属转移到河南安阳。这就减轻了部队转移的负担，也稍稍推迟了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的时间，无疑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转移是有利的。为了保护5师及中原部队，周恩来还带去了现金以补充军饷，并电请中央考虑，推迟山东部队对山东枣庄国民党军的反击等。但蒋介石还是于6月22日密令刘峙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一场全面内战终于打响了。中原部队已有了准备和部署。王树声将军率一部向东北突围，国民党以为我主力向东北方向新四军主力靠拢，迅速将大部主力部队向东北方向围堵。我军主力则由李先念、王震率领分三路向京汉路西突围。很快越过平汉路，向鄂西、陕南边界冲去。我军以极小代价，完成了突围任务。周恩来派我回延安汇报国共会谈情况。在延安枣园，我看到李先念已安坐在枣园的窑洞里了。

中央7月1日发出通知指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6月26日围攻新四军5师开始了，我将进行全面的反击。

中原解放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了半年多时间，牵制了30多万国民党军，极大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的业绩是十分光辉的。这支部队突出之后，经过无数战斗，在鄂西陕南站住了脚，建立了两块根据地。这次突围，以少胜多，以极小代价取得巨大成功，使蒋介石妄图制造的第二次皖南事变彻底破产。我们失去的是宣化店的弹丸之地，换来的是陕南、鄂西两片解放区。

在宣化店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将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与谈判桌上的政治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中原军区部队以极小代价，冲出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转移到安全地带，又通过谈判将国民党挑起内战反对和平的法西斯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无遗，既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第三方面的人士。

实地考察长江三峡，“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

兴建三峡工程、治理长江水患曾经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三峡工程决策论证工作，周恩来亦如此。1954年12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一同前往武汉视察工作，听取中共武汉市委的工作汇报，了解有关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问题。1958年2月26日至3月6日，周恩来再次来到武汉，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负责人及中外专家乘“江峡”轮自武汉溯江而上，对长江三峡直至重庆沿江地区进行考察。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当时陪同周恩来考察，以下是他的回忆：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武汉市的水位超过了造成巨大灾难的1931年。解放了的江汉平原人民特别是武汉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这场洪水，但是并未能根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严重的水患。应该有一个根治的办法。

毛主席、周总理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开始酝酿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不久，毛主席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兴建这个工程，并且协助规划，以求进一步治理开发长江。苏联及时派来了一些专家。于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全力开展了长江规划和三峡大坝工程的勘探设计研究，初步选定三斗坪作为坝址。

周总理是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但他认为要修建这样世界第一流巨大工程，必须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要认真经过科学论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起历史考验。195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他亲自带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和专家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我作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考察。周总理一面亲自观察现场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一面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总理的民主作风和细致周到的思想方法，大家都是熟知的，在他面前，每个人可以各抒己见，没有任何顾虑。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只是提醒发言人重复的意见尽可能少讲或不讲。总理在实地考察，听取了各种意见以后，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

同年3月25日，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讨论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文件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假如不是因为“大跃进”以及其他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当时的设想，可能早已在70年代中期建成开始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人民也不必再为洪水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了。我把在1958年随同他考察三峡地区时所写的日记，略加整理，公开发表。

2月26日

今天白天，周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坐火车到了汉口，我到大智门车站去接。只见总理轻装简从，谈笑风生，他不顾旅途劳顿，晚上就率领我们坐江峡号客轮出发，开始了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2月27日

上午在船上开会，总理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琤同志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经过讨论，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这个工程不但有防洪、发电、灌溉的效益，而且也是为修建三峡大坝练兵。

下午继续开会，总理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办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2月28日

今天，周总理实地考察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堤段。在堤上，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向他汇报了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被淹死），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很大可能。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

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来量的70％），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周总理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随下随化，地上积雪并不多，但大堤上天气相当冷。这时，总理戴起一顶皮帽，仿佛一个学者，更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3月1日

今天出了太阳，昨天下的雪已经化完，看来已开始开花的蚕豆、豌豆并未遭受冻害。

上午，总理率领我们先到南津关坝区，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这里是石灰岩，有溶洞（喀斯特），建大坝有可能漏水。水利专家们多数不赞成在这里建大坝，这只是供选择的坝址之一。

下午，看三斗坪坝址。总理和我们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了坝址，并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认真了解了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心。总理还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放到他办公室里陈列。

晚上总理利用不开会的时间，找荆州和宜昌两个地委的领导同志谈话，听了工作汇报。尽管忙了一个白天，总理仍然精神奕奕，对一些问题询问甚详。

3月2日

今天上午，总理主持开会，听取了长办苏联专家组长德米托利也夫斯基的汇报。他讲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又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做了客观的分析比较。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对两个坝址主张再进一步研究比较，未作肯定的建议。

下午没有开会，总理和我们在船边饱览巫峡雄伟而壮丽的景色。我为美人沱、神女峰拍了几张照片。

3月3日

今天在船上继续讨论。总理一再强调要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同志发言。他首先说，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同志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

接着，钱正英同志发言。她是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她不同意李锐同志的意见。她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认为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她认为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决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钱正英同志不仅是水电部的领导同志，也是一位水利专家。她的说理是充分的，态度是认真的。

苏联专家有6个人讲话，专家组长先后发言两次。参加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和我都发了言。水利水电航运方面的专家李镇南等同志也发表了意见。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写的书面报告在会上发给了大家。

这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通过今天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3月4日

下午到达丰都城，总理带领大家上岸去参观。在旧社会都传说人死了，灵魂要到丰都，到底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由这里的阎王爷决定。这里有奈何桥、阎王殿、望乡台，还塑造有惩罚罪人的油锅和挖鼻子挖眼睛的刽子手，执法的判官和小鬼等等。看到这些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迷信东西，周总理不时地哈哈大笑。作为反映某个侧面的古建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但是已经被过去的国民党驻军破坏得不成样子。

3月5日

今天，我们到了重庆。总理领着我们去狮子滩，参观了水电站。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比较大型的水电站，工程的确是很复杂的。

3月6日

上午由总理主持讨论《总结纪要》（即为中央文件写的草稿）。下午总理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这次通过实地考察，又连续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5年到20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大的成功。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才能做到充分和可靠。

对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本身的问题，总理也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他说，三峡大坝的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200米，不能高于这个高程，同时还应该研究190米、195米两个高程。在进行三峡工程的同时，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长江中下游各项防洪工程。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他还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方面的关系。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但把三峡工程作为主体的意见是对的，林一山同志书面报告的这个观点他是赞成的。总理还宣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总理表示，所有这些问题，要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之后才能执行。至此，辩论了几年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问题，算是有了结论。

在随从总理视察的10天中，我看到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主持会议那样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和各方面的群众接触，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和他偶有过接触的人，他差不多都能说得出名字来。他有超人的充沛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中午也不休息。我比他年轻20岁，也不能像他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理的高尚品德、认真精神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的。

视察应城红旗人民公社，叮嘱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之后，为克服农村生产分散、技术落后、资金和生产资料匮乏的不足，一些农民自发结成农业互助组，这一个个小小的互助组，正是日后全国争相兴办的人民公社的雏形。1958年4月20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诞生。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山东、河北广大农村，称赞“人民公社好”。随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时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良在应城盛滩蹲点期间，开始研究筹备建立红旗人民公社，1958年8月28日，湖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应城红旗人民公社在应城市南郊正式成立。红旗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把男女劳动力编为团、营、连、排，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生产上开展大兵团作战。兴办起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工资制和全面公费医疗。红旗人民公社成立后，干部群众精神焕发，铆足了劲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掀起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的热潮。

热火朝天搞生产的红旗人民公社，被《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广泛宣传，在湖北省以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新华通讯总社召集湖北、江苏、山东、河北等11个分社的摄影记者到红旗人民公社召开现场会，系统地拍摄公社在工农业生产、集体生活和福利事业等方面的景象，更使红旗人民公社声名远播，来公社参观、考察、访问、学习和采访的人员络绎不绝。

1958年11月26日，红旗人民公社吸引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的陪同下，金日成专程到应城红旗人民公社参观访问。

上午9时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周恩来与金日成一行抵达红旗人民公社。中朝领导人首先参观了群跃大队正在建设中的居民新村模型，随后又在群跃楼上进行座谈，听取公社党委书记胡银林的工作汇报。

胡银林见到周恩来与金日成既兴奋又紧张，拿笔记本的手有点儿颤抖，说话也有些拘谨。细心的周恩来见了，马上把胡银林拉到身边坐下，拉着他的手问：“小胡今年多大了？”

胡银林答道：“33岁。”

“只怕没有啊，看你红光满面的。”周恩来打趣说，“30多岁的书记，年轻有为，今天我们就随便聊聊，介绍下公社的基本情况和工农业生产就行了。”

周恩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让胡银林一下子消除了紧张情绪，他无拘无束地介绍起来。谈到大办钢铁时，周恩来嘱咐说：“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炼不出铁，就要把人从炼铁厂抽回来搞其他生产。”听到公社兴办各种事业时，周恩来强调要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他严肃地说：“我们国家还很穷，公社集体经济还很薄弱，大手大脚办不成大事。我们这次来，你们也要尽量少花钱，防止浪费。”

随后，中朝领导人一行视察了七星大队的科学试验田，到公社敬老院、幼儿园、卫生院和妇产院进行慰问。在妇产院里，金日成听说妇产科医生李俊明曾经参加过赴朝医疗队时，还热情地和她握手，并合影留念，朝鲜政府代表亲自把一枚“朝中友谊纪念章”戴在她的胸前。

为时4个小时的参观访问结束后，中朝领导人一行在七星大队双喜食堂进餐。

这餐饭与普通农户的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区别。原本应城县委准备了丰盛菜肴，但周恩来审查菜单时全部否定，强调只准四菜一汤。在大家一再要求下，周恩来才同意增加一个荤菜。最后，所有餐桌的菜谱清一色五菜一汤——一碗豆芽、一碗菠菜、一碗芹菜炒肉、一碗木耳炒猪肝、一碗鱼、一碗豆腐汤，主食是米饭和面条。

坐定后，周恩来高兴地请社员们先吃，社员们请周恩来先吃。看到这种情形，周恩来站起来拿过大家的碗，为他们不停地夹荤菜。周恩来说：“你们劳累辛苦，吃点鱼肉补身子。”社员们被深深打动，有人禁不住拭眼泪。周恩来见状，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大家心情激动，我的心情更激动！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我这个勤务员，今天能和衣食父母同桌进餐，心情怎能不激动呢！来，我也吃，我也吃。”说着往自己碗里夹豆芽、菠菜。

“一个桌上吃了半天饭，还讲什么总理不总理的，这不好。”周恩来为大家挑面条，不知谁也趁机为他挑了一碗面条，他端着碗，边吃边说话，桌上渐渐传出了笑声。

周恩来吃完后，笑哈哈地朝另一张饭桌上的金日成问道：“饭吃得香不香？”金日成乐呵呵地答道：“吃得香，吃得香，今天的饭吃得最香，有抗美援朝的同志陪我，又有公社的社员陪我，我高兴啊！”周恩来也高兴地和道：“是啊，有他们陪我们吃，胃口大开呀！我吃了一碗米饭，又吃了一碗面条，肚皮才大啰！”一席话引得满堂笑语。

下午3时半，中朝领导人离开应城赶往武汉。临走时，周恩来叮嘱胡银林：“小胡，感谢你们的款待。你是干部，今后一定要把社员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啊！”

社员们又在道路两旁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送行，周恩来对胡银林说：“叫他们回去吧，风太大了。”

车慢慢行远了，但公社的干部群众仍站在风里，依依不舍。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