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瑞来，史学博士，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是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文献学以及思想史。自1979年发表第1篇论文始，4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宋宰辅编年录

感谢王瑞来老师赐稿

原文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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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宋代转折及其历史意义

文 / 王瑞来

王瑞来，史学博士，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是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文献学以及思想史。自1979年发表第1篇论文始，4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等31种中、日文版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300余篇。2015年出版5卷本《王瑞来学术文丛》，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述论》为题。2023年以来出版有《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大宋名臣赵抃》《宋代的皇帝、文臣与武将》《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等著作。

摘 要：在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科举从隋代开启，终唐迄宋初，每榜取士人数极少。进入太宗朝，伴随着疆域的基本统一，重文抑武的战略转换，取代各级留用旧官僚的实际需要，呼应了崇文的潜流。宋太宗即位伊始，便毅然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从此，作为一项国策，科举规模扩大化被持续下来。科举出身的知识精英掌控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新型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还波及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促成了儒学的转型，唤醒了读书人的独立精神，加速了全社会文化的普及。科举规模扩大化积蓄出庞大的士人阶层，在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合一的特殊背景下，推动了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引导中国由近世走向近代。投向更为广阔的时空观察，宋代的科举转折，又奠定了此后元明清的科举制度形态，并且影响到宋朝周边民族政权，泽被东亚汉字文化圈。

关键词：科举；宋代；士大夫政治；君臣共治；独立精神

引言

7世纪肇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行政实践的一大发明。作为行政管理人员再生产的工具，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千年之间，无论王朝鼎革、江山易主，还是承平与动乱，实际的需求，都让科举顽强地生存下来，直至20世纪初完成使命，与现代接轨。科举的实施，在近代以前，就有着范围广泛的辐射。从周边民族政权到汉字文化圈覆盖的地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当世界步入近代，中国的科举又对西方的公务员选考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科举的意义还不仅局限于产出行政人才，还改变了政治生态，带动了向学，促进了全社会文化水准的提升。

然而，科举制度诞生之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不断完善。其中，宋代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关于科举在宋代这一节点产生的飞跃性巨变，以及由此巨变所带来的意义，历来很少有学者结合时代背景加以阐述，以下略作发覆。

一、科举在隋唐的创制发展与基本特征

尽管具有科举要素的明经选考在汉代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滥觞还是在隋代。魏晋南北朝后期，世家大族衰微，庶族崛起。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出现了改变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选官方式。重新实现统一后，因应这一趋势，隋文帝时期开始打破九品中正制，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取士，科举制度正式创立。科举制是吸取了先秦以来各种选官制度的长处，总结南北朝以来的各种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不过，历史没有留给短暂的隋朝更多的时间，来完善这项全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的唐朝,则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唐朝科举设置的科目颇为细密，每年举行一次的常科就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明经又细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最初以明经、进士二科尊贵，后来在尚文的风潮之下，独贵进士一科。除常举之外，还设有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制举。这些基本制度与风尚也遗传到了宋世。

然而，终隋唐之世，士庶势力沉浮交织，唐代还有《氏族谱》之修，并发生过反映士庶之争的“牛李党争”。传统的惯力让隋唐的科举制与两汉以来的察举制还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除了具体制度规定上可以看到察举制的痕迹之外，官员的举荐仍然在科举取士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不过，隋唐创立并发展的科举制，毕竟让九品中正制的门第观念已经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以文取士”的原则，真正把“学而优则仕”的意识付诸于具体实践。“文以干禄”的科举制，从此奠定了传统文官制度的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

唐中期以后持续动乱，藩镇割据，武人势力上升。这样的局面一直绵延到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兴替。长时期的动乱，打破了旧有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社会向平民化发展加速。这一时期的特点，被归纳为唐宋变革。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科举的成功为读书人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与满足，雁塔题名也成为深深的文化记忆。唐末五代的长久动乱，武人跋扈，也没有让崇文的潜流消失。因为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来，以汉字为媒体的文牍支撑着王朝的各级官府运作，文官因此不可或缺。我们观察至今出土的秦汉简牍，绝大部分都是政府文牍。这些文牍就折射着大量文人官吏的背后存在。

科举的出现，为文官的再生产提供了极大的动力。正因为如此，传统的惯力与实际的需要，让唐末五代武人纵横跋扈乱象之下，科举还在各地乃至各个政权之下，多数时期都有条不紊地持续实行。金榜题名的荣耀与利益诱惑，依然对读书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五代时期的著名诗人罗隐屡败屡考，落第十次还要考，说什么也要拿一个功名。 这就折射了科举的魅力和崇文的潜流。

无论时局如何动荡，都没有处于无政府状态。各个层级从官员到胥吏，都是像在五代时期担任地方州县的掌书记赵普那样，由拥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来维持运作。武人执政不仅需要文人在其中实际运营，更需要文牍来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何冠环先生指出：“从中唐以来新兴的武人阶层，并没有改变文人主导的状况。” 因此，行政管理的需求，也一直让科举在分裂的状态下得以持续。

二、科举在宋代规模扩大化的背景与实际意义

科举从隋代开启，终唐之世，每榜取士人数极少，荣誉和影响大于实际意义。这种状况一直到北宋初期太祖朝也没有改变，一次登第人数一般只有十几人，至多不过几十人。进入太宗朝，伴随着疆域的基本统一，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避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重文抑武的战略转换，取代各级留用旧官僚的实际需要，便呼应了崇文的潜流。宋太宗即位伊始，毅然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科取士109人，超过了太祖朝取士最多的开宝八年（975）的三倍以上，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达到整整500人。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一八记载了这次盛事：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先是，诸道所发贡士凡五千三百余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张洎、右补阙石熙载试进士，左赞善大夫侯陶等试诸科，户部郎中侯陟监之。

于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复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复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

取士扩大到如此规模，是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前所未有之壮举，不啻一场革命。对此，连当时的宰相薛居正等人都不甚理解，曾提出过异议，上引《长编》同条载：“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太宗没有理会反对意见，因为他的“兴文教，抑武事”的重文抑武战略目标已经是既定方针。

其实，宋太宗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也是政策的延续。太祖朝尽管没有具体着手，但崇文已开其渐。重文抑武是宋朝立国以来的国策。宋太祖不仅说过“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的话， 更是具体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太祖让他身边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读书人赵普长期担任宰相。发现了赵普受贿，也宽容且无奈地安慰说：“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 在太祖朝，优待多次落榜者的特奏名做法开始出现，作为科举三级考试制度的殿试也被确立下来。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宋太宗扩大科举取士规模，除了国策的延续，还顺应了即使是五代乱世也没有中断的崇文的潜流。历代的文治实施，隋唐以来科举的功名荣耀，经济发展带来的知识需求，汇成崇文潜流，在五代乱象之下涌动。承平时期的到来，潜流便成为涌出地面的大潮。因此，从根本上说，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

没有受过多少战争洗礼的宋太宗，对文人充满钦羡。他对担任翰林学士的张洎讲道:“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 崇文的潜流无疑对包括皇帝在内全社会的多数人都产生着影响。既定的国策，加之崇文的影响，让北征屡屡败绩的太宗放弃了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企图，专注于内政。于是，崇尚文治便成为朝廷的政策主导方针。在太宗在位期间，与扩大科举规模同为政策方针的一环，还组织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 后来其子宋真宗又主持编纂了《册府元龟》，与上述三书合称宋初四大书。这些作为，不仅体现了当时朝廷的政策取向，也在客观上为中国古典文献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前引《长编》在讲述太宗扩大科举规模的考虑时，说太宗“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广振淹滞”就是把沉滞于民间有才干的读书人更多地挖掘出来，吸收到各级行政管理层，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份子。这正是重文抑武的具体施策。在太宗及其谋士的共同策划下，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便成为势所必行。这样的施策，等于是不问出身门第，把全社会的知识精英都吸收到行政机构之中，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统治基础，真正让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的期待成为了现实。宋人王栐就指出过扩大科举在这一层面的意义：“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科举规模的扩大，给了所有读书人一个通过金榜题名可能实现飞黄腾达的目标。

从此，作为一项祖宗法，科举规模扩大取士增多被持续下来，并且是规模越来越大，取士总数一次超过上千人的也不乏见。当时的王禹偁就讲述了从太祖朝到太宗朝科举规模的变化：“隋、唐始有科试，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重以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睹其如此。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 “太宗毓德王藩，睹其如此”之语，表明宋太宗在即位之前便有扩大科举考试规模的考虑。这种考虑，终于在即位之后得以实施。

伴随着科举规模扩大，科举制度也前所未有地走向完善详密。在太宗朝，及第进士分等由开始的三甲定型为五甲。真宗朝对殿试又颁布有《亲试进士条制》的具体规定。 在考试与评判程序上，也逐步建立了锁院、别头试、封弥、誊录等制度。

宋代科举考试先承唐制，每年一次，后来又经历四年一次、间岁举行，到英宗朝三年开科，遂成定制。跟开科频度无关，科举规模扩大化自太宗即位伊始发轫，便成为一项“祖宗法”，一直持续了两宋三百年。科举作为官僚再生产装置，产出10万人以上登第者， 充实在宋朝的各级行政机关。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政王朝建立以来，直至二十世纪初叶帝政终结，在传统中国，帝国只有一个。改朝换代，江山鼎革，犹如政府换届，不论统治者的族属、身份如何，历代皆行秦政事。不仅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这样中央行政系统两千年间基本没有改变，历代历朝所创例的具体施政，也成为一种“故事”，不分朝代，被后世所遵循。在宋代，以前朝皇帝名义实施的事情，被称为“祖宗法”，具有极大的权威与效力。超越王朝的“故事”，则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祖宗法”，同样成为行政的参考和遵循的范例，拥有一定的权威性。科举的千年延续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科举历宋代而一变，此后历代历朝所实施的模式，遵循的都是在宋代完善的科举制度，将之作为“故事”承袭下来。尽管因时因地略有因革，但基本做法直至科举制度终结都没有大的变化。科举制度不仅启发和影响了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宋代科举的具体做法至今为止也被广泛借鉴实施。

三、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化的客观意义

以上所述，可以看作是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化所体现的实际意义。其实，深入思考，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化的意义，还远远不仅限于制度实际操作的层面。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化这一基于现实考虑的技术性操作，无意中在客观上改变了宋代历史，引领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以文人取代武将，以宋王朝自己培养的新官僚取代留用旧官僚，这是基本完成疆域统一后，太宗及其谋臣扩大科举规模的初衷。持续进行大规模开科取士，这一目标很快就得以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各级机构的主宰，知识精英掌控了行政。这样的状况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有别于以往贵族主宰的新型士大夫政治。可以这样讲，科举规模扩大的直接产物是造就了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在科举规模扩大化的太宗朝便已初见曙光。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李沆、寇准已经登上政治金字塔的顶峰，进入决策中枢，先后成为参知政事。度过太祖、太宗建国期，一百年来第一位以皇太子名分正常继统的真宗即位，宋王朝进入了制度建设期。在这一时期，李沆、寇准和同年进士王旦，以及太宗淳化三年（992）进士的王钦若、丁谓，先后成为宰相主政，标志着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

与历史上既有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不同，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是由通过科举从全社会选拔出来的知识精英构成的。新型的士大夫政治也让君主制政体下君主独裁的名与实悄然发生了变化。士大夫对行政的全面掌控，挤压了皇权行使的空间。从制度规定与具体行为上看，宋代的皇帝似乎像是走向了政务处理的前台，然而透过实际的政治运作来看，实质上是宰辅专政， 即由处于顶层的士大夫精英宰相和执政大臣构成的执政集团进行决策，再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这种形态，按神宗朝宰相文彦博的话说，就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也就是君臣共治。这种状况，让皇权进一步走向象征化，更多地是以巨大的权威性来为士大夫政治增加分量。 这种形式的共治是皇帝的象征力与士大夫的政治力的充分结合，摆脱了特定集团或个人的权力独运。

士大夫政治下的君臣共治，与东晋时期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分享不同，是以行政全掌控的实力与皇帝形成的共治。宋代的士大夫按照适合士大夫政治的方向形塑了皇权。汲取先秦思想资源，把文献中诸如“民为贵，君为轻” 等限制诸侯国国君的“君”概念挪移，指代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的皇帝，对皇权加以规范。这一点，由科举登上政坛顶峰的贫寒之士范仲淹的言论很有代表性。

同时，宋代的士大夫重视经筵教育，程颐就说过“君德成就责经筵”。 士大夫以儒学思想熏陶君主，用自己的好尚引导君主，目的既是让皇帝成为有道之君，也试图把皇帝改造成士大夫中的一员，可以进行精神沟通，一同共事。参与编纂君主教科书《资治通鉴》和亲自编纂《唐鉴》的范祖禹对因夏天炎热不愿意听经筵讲课的年轻宋哲宗讲过一段话：“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謟，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 君主好学，与士大夫好尚接近，同类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士大夫就会对君主有好感，愿意同在朝廷，一起干一番事业。

宋代之所以能够形成士大夫政治主宰的君臣共治，这表明士大夫精英改造君主的努力还是比较成功的，宋代皇帝的确基本上是朝着士大夫精英引导的方向走的。在多数情况下，君主制下表面规定的绝对君权并没有对士大夫政治的实态形成太大的阻碍和干扰，而是表现为和谐共治。最为成功的就是，在士大夫政治走向全盛的时期，塑造了“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 无为而治，放手让士大夫们纵横驰骋。尽管其间曾一度出现过剧烈的党争，但在宋代历史上，毕竟是澶渊之盟后相对政治平静、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四十年。

由于君主与士大夫处于同一个统治集团之中，历史上常常出现的皇权与相权之争，在宋代已不再成为主要矛盾。反倒是士大夫这一群体本身会因政见、利益的纠葛而频发党争。在党争剧烈的特殊时期，皇帝也不免卷入其中，成为一定势力集团的代言人，皇权被党争恶用。以南宋为烈，权臣频出。与以往历代的权臣不同，宋代的权臣多是士大夫出身。因此，权臣专权可以视为是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或变质。权臣专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皇权的利用，是一种扭曲的君臣共治。剧烈党争与权臣专权，都不是政治的常态。士大夫政治只是对一种政治状态的描述，是一个非褒非贬的中性词。不过，在宋代的大部分时期，秉持主流精神的少数士大夫精英向积极的方向引领了士大夫政治。

四、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化带给后世的深远意义

科举并不仅仅是“鲤鱼跳龙门”改变命运的跳台，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考试，也让应试的士人在习举业的过程中接受了有形无形的熏陶，让进入仕途的士大夫拥有一定的道德意识。关于这一点，就连走向汉化的女真人皇帝金世宗都有明确认识：“起身刀笔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 当然，也必须认识到，士大夫是一个复杂的群体，由一个个拥有人性弱点的具体的人构成，士大夫中也不乏无耻之徒。不过，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也跟代表主流精神的士大夫精英一样，都是少数。士大夫中的多数是顺应潮流、循规蹈矩的“循吏”。其中的士大夫精英则是潮流的引导者。

对政治实现全面主宰的现实，让通过科举成功入仕的士大夫充满自豪感和自信心，也激发起士大夫精英高度的使命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心。

经历了制度建设的真宗朝，进入精神建设期的仁宗朝，迎来了士大夫政治的初期兴盛。这一时期，在各个领域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政治上有庆历新政，思想上有理学的创生，文学上有诗文革新、古文运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还主持了道德重建，对五代转仕多朝的冯道等贰臣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这一切都是在士大夫政治的氛围下出现的。日本学者关注到这些新气象，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理学的兴起呼应了士大夫政治的理论需求。一直沉睡在《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八条目被重新挖掘出来，加以强调。 在宋代以前的多数时期，儒学所赋予读书人积极入世的精神长期被压抑，秉持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读书人无奈转向内在，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功夫。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下，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被激发出来，得以构成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家到世界完整的理想追求。

科举造就的士大夫政治激发起士人的雄心壮志，更是超越了政治层面，张载发出了那个时代读书人高亢的宣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看这四个目标，立心是为天地，立命是为生民，继绝学是为往圣，开太平是为万世。这是何等的气魄，傲睨万物，纵横时空，唯我独尊，继往开来，哪里还有帝王的影子。思想意识的产生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横渠四句”所张扬的自信、自豪与自我的精神觉醒，无疑是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激发出来的。宋初赵普对宋太祖讲的那句“道理最大”， 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下被做了理论性的诠释。从理学到道学，强化了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而作为政治主宰的士大夫正是经典诠释的权威。

在君臣关系中，士大夫在地位上是臣子，在学问上是师友。皇帝也要服从士大夫的经典解释。因此，士大夫就占据了一个理论与道德的高位，使道统高于政统，除了神道设教的天，还有“道理最大”的道，压在皇帝的头上。从而，作为道的诠释者，士大夫便有了极大的权威。面对名义上至高无上的皇帝，王安石就说“南面为王，北面而问”。 就是说，位于九五之尊的王者也要降贵纡尊，谦虚地不耻下问。秉承道统，士大夫在道义上就高出了君主一头。

宋代以后，中国历史历元入明至清，族属不同，政治生态发生很大的变化，士大夫政治若隐若现，但支撑士大夫政治理论基础的儒学，以道学大宗朱子学为主，一直作为近代以前历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存在。 可以这样看，没有科举规模的扩大化，没有因科举的刺激不断生成的广阔的士人层，没有士大夫政治全面实施所激发出的知识人的昂扬自信，在思想领域也就不会有两宋从理学到道学强势一统天下。由理学而道学，这一在宋代产生的儒学新形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精英和凡庶，还占据了此后几个世纪的思想时空。

更为可贵的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激发出的读书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无论时移事变，都已经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为不少读书人所传承，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各个领域践行，成为“中国的脊梁”。

从社会层面上看，科举取士的扩大化，每年产出近万人规模的士人。 持续增多，积蓄出数量庞大的士人层。变换视角观察，正如日本学者近藤一成教授所言，“科举是产生大量的落第者的制度”。 的确，根据笔者的统计，两宋共有10万多人的登第者，以千分之一的概率计算，这10多万人的背后，名落孙山的就有着1亿人次以上。 大量的应举与不事举业的士人，构成庞大的士人层。以成功入仕的士大夫为主，逐渐形成了有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士族。新士族既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威，又具有强劲的地域基因，以诗书传家，经营家产、族产，互相联姻，拥有联系广泛的人脉网络。尽管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势家大族的部曲家丁那样紧密的人身依附，在新士族周围也依附有大量未入仕的士人。以新士族为主体，根植于地域的士大夫与士人构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群体。

在政治场发生位移的南宋，仿佛是南朝的再现，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合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科举之路难行，仕途升迁不易，与北宋士人致力于入仕的向上流动不同，大量士人被经济繁荣的地域所吸纳，以多种途径谋生，形成流向多元化的势头。士农工商，历史的文化传统承，士大夫政治的现实，让士大夫、士人在社会上占据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士人即使没有成为官僚，官府也对他们区别于普通平民，高看一等。承继北宋以来的积淀，在官与归乡的士大夫与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士人，以政治权威与知识优势，主导了地方建设，不仅是维持治安、兴修水利、赈济救灾的主持者，还是承载道学使命、发掘乡贤、教化民众的精神指导者。

由宋入元，政治的变动并没有停滞一直持续的社会转型进程。并且，由于疆域一统，社会转型的浪潮又漫溢向全国更为广阔的领域。经历宋元，主导地方的新士族以及有势力的士人层便顺其自然地过渡为明清时代乡绅。继唐宋变革之后，新一轮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开启了中国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历程。

宋代的科举转折，不仅改变了北南两宋的政治生态、社会面貌，还波及以汉族为主的两宋区域的周边。宋辽“澶渊之盟”的缔结，天有二日的现实，对传统的华夷观形成巨大的冲击。所以宋真宗要伪造天书来维持心理平衡，宣示正统。不过，“澶渊之盟”的缔结，“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和平环境规避了剧烈冲突，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便减少了阻碍。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从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到党项的西夏，都有不同程度的科举实施。宋朝日臻完善的科举制度，成为各个周边政权科举实施的样板。周张二程等宋人的儒学著作也在周边区域有着习学传承，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的诗文作品也被奉为经典。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次被尊为帝，居然是在党项人的西夏。 “用夏变夷”， 以文化蛮，文化的力量，让周边各个民族迅速且大幅度地走向汉化。关于这方面，我们仅从近些年来发掘的辽金墓葬中壁画人物身着的汉族衣冠，便可见一斑。

正统不再仅仅以中原地域为标志，而主要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汉字文化来彰显。以科举弘扬的先进文化，宣示着正统。政权虽分立，文化渐趋同。过去以中国与四夷来描述天下，科举的广范围实施，儒学经典成为主要的考试内容，汉语诗文成为水准的认定，夷夏界限模糊，中国逐渐与天下合二为一。正是存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从南宋开启的新一轮宋元变革大潮，才有可能漫卷辽金旧地，在全域铺开，让基本定型的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生态不同的明清时期，按既定方向继续发展。这一切，没有宋代科举转折所注入的催化剂，则难以实现。

更为广域地观察，文以致远，以文来远，也成为宋代科举转折造就的一个特征。科举刺激了文化的繁荣，印刷业从北宋到南宋日益普及。民间书坊蜂起，从科举时文、儒释道经典，到童蒙历算，书籍大量刊刻出版。刊行书籍不仅在文化下移的潮流中为精英与凡庶所共享，还作为商品大量流向海外，泽被昔日的汉字文化圈。宋朝犹如一个强力的磁场，吸引着周边的人们。比隋唐时代遣隋使、遣唐使的官方交流更为深入广泛。从宋代开始，出现了更为普遍的像入宋僧等民间交流与经贸往来。从此，尽管像明代也有政府主导的勘合贸易，但民间的交往成为主流的事实则一直没有改变。

从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到宋元社会转型，追寻改变中国历史重大变化的源头，追寻传统中国对近代以前世界的巨大影响，犹如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居然都与北宋的科举转折息息相关。

结 语

基于现实考量而实施的科举规模扩大化，这样的技术性操作，在客观上造就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并不仅仅止于行政施策，影响波及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且，金榜题名的荣耀，光宗耀祖的愿望，改变命运的企求，还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除了“学而优则仕”，在平民化趋势之下，全社会的向学，也带来了教育的普及，提升了全民的文化水准。

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化造就的士大夫政治，改变了当世的政治生态，促成了儒学的转型，唤醒了读书人的独立精神，加速了全社会文化的普及，影响了近世以后的历史。持续的士大夫政治造就的庞大士人层，又以南宋建立为契机，在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合一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形成地方的主导势力，引领了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由宋代的科举转折所造就的繁荣文化，以及以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了精神道德的高位，从而让宋朝做到了“附近以仁，来远以德”。 由内及外，影响漫溢于宋朝周边的民族地区，并波及于海外，“以文来远，率土宾王”， 让中国真正以文化的力量成为众所仰慕的中央之国。关于科举在宋代转折的这一层重大意义，似乎很少有人专门阐释，因略作发覆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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