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板路接着水泥路，水泥路接着沥青路。每天早上七点，我从十里小镇骑电动车去县城上班，路过三个收费站，跨过两座大桥，用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到达那家保险公司。

石板路接着水泥路，水泥路接着沥青路。每天早上七点，我从十里小镇骑电动车去县城上班，路过三个收费站，跨过两座大桥，用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到达那家保险公司。

那是2019年，我已经在县城干了八年业务员。

按理说，一个从乡下爬出来的人，能在县城一个有空调的写字楼里坐着，已经是光宗耀祖的事了。但我坐在办公桌前，总感觉全身不自在，像是穿了件紧绷的衣服。

我桌上放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小女儿刚上小学，大儿子上初中，我穿着蓝色衬衫，春花——我老婆，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拍照那天，我特意带她去县城最大的商场买的，998块钱，当时她还说贵，舍不得。

这张照片上全家人都在笑。但拍完没多久，我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抽屉里有一张纸，那是春花的初中毕业证。她家里穷，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她总说自己上学那会笨，年纪小的时候我还不在意，但慢慢地，我越来越嫌弃她没文化。

“李明，客户打过来电话，你接一下。”同事小王把电话递给我。

“喂，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虽然电话那头看不见我，但我喜欢这种感觉，像模像样的。

“李经理，我们公司下个季度的团保，想再谈一下方案。”

“好的，周总，我马上过去。”

放下电话，我脑子里浮现出上个月春花给我打电话的样子。

“老李，鸡下蛋了，你晚上回来吃蛋炒饭不？”

我当时正在跟一个大客户谈业务，春花的电话打进来，我匆忙按掉。她又打，我只好接了，听筒里传来她那土里土气的乡音，周围人都听见了。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县城里新起的高楼，灯火辉煌。公司里的女同事，穿着时尚，说话带着我听不懂的网络词。

我看看手机里春花发来的信息——“买白菜了，五毛一斤，便宜”。

有没有搞错，什么年代了，还在那算计这种小钱？

回到家，春花笑眯眯地端出一盘蛋炒饭。细碎的葱花上还有几滴水珠，热气腾腾的炒饭上卧着两个荷包蛋，蛋黄微微凝固，颜色像傍晚的太阳。

“今天鸡多下了几个蛋，给你煎了两个。”春花笑着说，露出一颗有点发黄的门牙。

我冷着脸坐下，拿起筷子。

“今天怎么啦？不高兴？”春花坐在我对面，托着下巴看我。

“没事。”我敷衍地回答。

桌上有一本小学语文书，是小女儿的。春花手边压着一个蓝色的本子，上面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

原来她又在学习。

自从大儿子上小学，春花发现自己连辅导孩子功课都困难后，就开始偷偷跟着孩子们学习。她把孩子们的课本一本本看过去，遇到不会的字就问我，我嫌烦，她就自己查字典。

“等大嘎过两年毕业了，我也许能自学到初中水平，以后去镇上找个工作。”春花以前常这么说。“大嘎”是我儿子的小名。

我心想，就你这个学习速度，等儿子从初中毕业，你怕是连小学毕业证都拿不到。

这种想法让我自己也不舒服，但我就是控制不住。

吃完饭，我进了卧室，打开电视看新闻。台上的女主持人一口标准普通话，穿着得体，谈吐优雅。

我又想起下午的那个客户，他的秘书是个年轻女孩，会三种语言，刚从省城大学毕业。她给我倒水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涂着淡淡的指甲油。

而春花的手，总是粗糙发红，指甲里有时还有泥土。

那天晚上，我在黑暗中辗转反侧，终于下定决心。明天，我要跟春花说离婚的事。

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这些年，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觉得自己在不断进步，而她还停留在原地。我想要的生活，她给不了我。

第二天早上，春花照例给我准备了早饭。粥还是热的，馒头刚出锅，白生生的，旁边还放了几根咸菜。

我咬了一口馒头，想着怎么开口，手机突然响了。

“李哥，你来公司一趟，周总又打电话来了，好像是要签那个大单！”

我三下五除二扒完饭，抓起公文包就往外冲。春花在后面喊：“外面下雨了，带把伞！”

我没理她，骑上电动车就走了。

半路上开始下大雨，我浑身湿透，但心里全是那个大单。这要是签下来，我这个月的提成至少能多拿五千。

到了公司，我没顾上换衣服，直接去了经理办公室。大家都在，气氛诡异地安静。

“李明，坐。”经理脸色不太好看。

“周总呢？”我问。

“周总取消合作了。”经理直接说，“他们找了省城的一家保险公司。”

我一下子懵了，这单子我谈了大半年，眼看就要成了。

“为什么？”

“人家说了，要更专业的服务。”经理叹了口气，“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这点本事…”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座位上，感觉浑身发冷。同事小王递给我一杯热茶，小声说：“李哥，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我这才发现自己在发抖。

“没事，可能是淋雨了。”

下午三点，我撑不住了。头痛欲裂，全身发冷，最后直接倒在了公司。

醒来时，我已经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春花坐在床边，眼圈红红的。

“医生说你肺炎，还有点高烧。”她抹了抹眼睛，“你这人，下雨天也不知道带伞。”

我虚弱地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病情越来越重。不知是不是抵抗力下降，肺部感染越来越严重，最后确诊为肺纤维化。

医生说需要长期治疗，费用不菲。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春花每天守在床边，给我端水喂药。我的苦，她全看在眼里，我的难处，她都记在心上。

“没事的，”她总是这么说，“我们有存款，还有医保，会好起来的。”

但我知道，我们的存款不多，医保报销有限，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会是个无底洞。

更要命的是，保险公司那边说我病假太久，只能按基本工资发放，这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大幅度下降。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公司的同事来了。他们说，公司出了问题，老板被查出挪用公款，公司面临破产。员工们干了几个月没发工资，很多人已经离职了。

而我作为业务经理，被拖欠的工资和提成高达五十万。

这个数字几乎要了我的命。五十万，在县城能买一套像样的房子了。那是我这几年的血汗钱啊。

我病了，工作没了，钱也没了。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

春花听到这个消息，只是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没事，你先把病养好，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我没力气跟她吵，也没力气提离婚的事了。

医院的日子很难熬。针头扎进血管的疼痛，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对未来的担忧，一点一点消磨着我的意志。

春花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她每天给我带一些自己做的小菜，热腾腾的，装在保温盒里。

“医院的伙食不好，这个给你补补身子。”她把饭盒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

一次，我看到她手上的伤口，问她怎么回事。她笑着说不小心被菜刀划的。

后来，我偶然从儿子那里得知，春花去了镇上的服装厂上班，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做好饭，五点去上班，下午四点下班，然后赶到医院来陪我。

这么拼命，就为了一个月两千多的工资？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我拉住儿子的手问。

儿子支支吾吾，不肯说。孩子毕竟是孩子，经不住我的追问，最后说出了实情。

春花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包括她陪嫁的那对金耳环，那是她娘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她还去县城的夜市摆摊卖小吃，每天下了医院就去，通常忙到深夜。

“妈妈说，不能让你知道，不然你会担心，对病情不好。”儿子最后说。

我躺在病床上，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半年后，我的病情稳定了一些，可以出院回家调养。回到家，我发现家里的电视机不见了，冰箱换成了小的，连女儿心爱的玩具熊也不见了。

春花支支吾吾地解释说，东西都送人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知道她在撒谎。

那天晚上，我靠在床头，看着春花在灯下缝补衣服。她的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里夹杂着几根白发，但她的脸上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毅。

“春花，”我叫她，“这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放下针线，犹豫了一下，说：“没啥，就是去厂里上班，赚点钱。”

“除了这个，还有呢？”

她咬着嘴唇，不说话。

“你知道吗，我住院期间，每天晚上吃的那些小菜，都是你早上五点起来做的。”我艰难地开口，“你在服装厂上班，还在夜市摆摊，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就为了维持我的治疗费用和家里的开销。”

春花的眼睛湿了，但她还是强装镇定：“谁跟你说的？孩子吧？那小子，真是嘴上没把门的。”

“春花，对不起。”我忍不住流泪，“我以前…我以前总觉得你没文化，配不上我。我甚至…甚至想过要离婚。”

春花愣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我知道，”她抹着眼泪说，“我知道你嫌弃我。我笨，学不会说普通话，不认识几个字，不会用电脑，什么都不懂。”

“可我一直在学，李明，我真的一直在学。”她指着床头那摞书，“你看，这是我买的普通话教材，这是初中课本，我每天晚上睡前都在看。”

我突然发现，那个蓝色的本子上的字不再是歪歪扭扭的了，变得规整了许多。

“前段时间，有人找上门来，说是你们公司的债务催收员。”春花低着头说，“他们说，如果不还钱，就要告你，要查封咱们家的房子。”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然后呢？”

“然后我给他们写了保证书，说一定会还钱，请他们再给点时间。”春花抬起头，眼里闪着光，“你不知道，写那个保证书，我写了一整夜，写了好几张纸。”

“他们答应了？”我不敢相信。

“一开始没答应。后来我去找了镇上的律师，他帮我写了一份更正式的文件。”春花声音低了下去，“律师说，你们公司倒闭了，按照法律规定，员工的工资是第一顺位受偿的，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先还钱。”

我呆住了。春花什么时候懂这些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每个月拿出一部分钱去还债。”春花说，“我跟厂里借了一点，又从信用社贷了一点，再加上卖掉家里的东西，每个月能拿出七八千。”

“五十万啊，春花。”我苦笑，“这得还到什么时候？”

“已经还完了。”春花平静地说。

“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昨天最后一笔还完了。”春花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张纸，“这是他们给的收据。”

我接过那张纸，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李明所欠公司债务已全部还清，双方再无债务关系。”

日期是昨天。

“春花，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不敢相信。

春花犹豫了一下，说：“我去找了周总。”

“周总？就是那个取消合同的客户？”

“嗯。”春花点点头，“我知道他跟你有业务往来，就去他公司找他。”

“你怎么找到他的？”

“我问了你以前的同事。”春花说，“我去见他的时候，穿了那件红色连衣裙，就是拍全家福时买的那件。我把头发扎起来，还化了妆，像城里人那样。”

我心里一颤，想象着春花精心打扮去见客户的样子。

“周总人很好，听我说明情况后，答应帮忙。”春花继续说，“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他们公司做保洁。工资不高，但他额外给了我一些钱，说是对你以前工作的补偿。”

我的心像被重锤敲了一下。春花去做保洁？那个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周总，给了我老婆一份保洁的工作？

“春花，你不该这么做。”我哽咽着说。

“怎么不该？”春花反问，“你生病了，钱没了，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不这么做，难道等天上掉馅饼吗？”

她的声音很坚定，跟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农村妇女完全不同。

“你知道吗，周总后来跟我说，他取消你们公司的合同，不是因为你不够专业，而是因为你们公司老板的问题。”春花说，“他说你是个很有潜力的业务员，如果不是公司出问题，你会做得很好。”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所以，周总后来那笔钱…”

“嗯，他说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春花点点头，“但我知道，那是他可怜我们。”

我突然觉得很惭愧。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看不起没文化的春花。可现在，是她用自己的方式救了这个家。

“不过，李明，”春花突然笑了，眼睛亮亮的，“我现在也不是那么没文化了。你看！”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证书。我定睛一看，是一张培训证书，上面写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我去年开始学会计，就是想着以后能帮你算账。”春花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现在真用上了。周总说，等我熟悉了工作，可以去他们公司财务部做助理。”

我看着春花，突然发现她变了很多。不仅仅是那些学到的知识，更是那种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智慧。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愧和感动。

“春花，对不起，我以前真的很傻。”我握住她的手，“你比我想象中强大得多。”

春花笑了，依然是那个质朴的笑容，但在我眼里，这笑容比什么都珍贵。

“其实，”春花轻声说，“我知道你想离婚的事。”

我愣住了。

“那天早上，你走后，我收拾桌子的时候，发现你的笔记本落在餐桌上了。”春花说，“我不是故意要看的，但那页纸上写着’离婚理由’，我忍不住看了一眼。”

我感到一阵刺痛。那是我列的离婚理由，第一条就是”春花没文化”。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春花问我。

我摇摇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想，如果我能学会更多东西，变得更好，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我了？”春花轻声说，“所以我拼命学习，拼命工作，希望有一天能配得上你。”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这么多年，春花一直在努力，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

我曾经以为的那些不足，在真正的困难面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当初我嫌弃她的那些东西——乡下口音、不懂时尚、没什么见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什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她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没有抛弃我，而是用尽全力撑起了这个家。

“春花，”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我再也不会嫌弃你了。”

春花笑了，露出那颗微微发黄的门牙，在灯光下，那笑容比什么都美。

窗外下起了小雨，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轻轻的响声。春花起身去关窗户，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刚结婚时，她也是这样在雨夜里为我关窗户。

那时的我们，还住在乡下的土坯房里，房檐上挂着几串辣椒，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枣子熟了，红彤彤的，像春花的脸蛋。

时光荏苒，我们都变了。但春花身上那种朴实和坚韧，却从未改变。

我想起那天她给我打电话说鸡下蛋了的事，现在想来，那通电话里藏着多少生活的真味啊。那是春花的方式，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着最真挚的关心。

第二天，我找到了那本蓝色的笔记本，翻开看了起来。里面写满了春花的学习笔记，有拼音、汉字、数学公式，还有一些英语单词。

最后一页上，她用工整的字迹写着：“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家人。”

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化。

门外，春花正在院子里收衣服，阳光洒在她身上，她哼着一首我听不懂的歌。那大概是她们老家的民谣，简单却动人。

我走出去，站在她身边，轻轻地搭上她的肩膀。

“春花，”我说，“谢谢你。”

她回过头，笑着说：“谢啥呀，咱是一家人。”

一家人，多么简单的三个字，却道出了生活最本真的意义。

远处，村里的大喇叭响起来，播报着今天的天气预报。春花说，看样子明天会是个好天气。

是啊，明天会是个好天气。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