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7月25日，正在读研究生的李昀鋆突然接到家人电话，得知母亲中风入院。她匆忙赶到病房，而母亲已经被送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她不肯离开医院寸步，每天向神灵祈祷，“哪怕要放弃学业，成为一个照护者，也没有关系”。但这一切无济于事，四天后，母亲永远离开了她。
2014年7月25日，正在读研究生的李昀鋆突然接到家人电话，得知母亲中风入院。她匆忙赶到病房，而母亲已经被送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她不肯离开医院寸步，每天向神灵祈祷，“哪怕要放弃学业，成为一个照护者，也没有关系”。但这一切无济于事，四天后，母亲永远离开了她。
“我的人生以2014年7月29日为分界线，被清晰地劈开成了两段”。李昀鋆这样形容失去母亲的感受。在外人看来，她的生活在经历短暂的动荡后，似乎恢复一切如常的节奏：顺利完成在复旦大学的学业，又申请上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但在她的内心深处，痛苦时刻都没有过去，她感到难以进食，常常独自一人哭到眼睛痛。
相比于同龄人更早地失去父母，这份哀痛意味着什么？学习社会科学的李昀鋆本能地希望反思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她决定将此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从2017年到2018年，她访谈了44位年轻人，他们都在青少年时期或者成年初期（10-39岁）经历了父母的离世。
对李昀鋆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研究。相较于谈话过程中倾听种种令人心碎的哀痛，如何真正走进经历丧亲的年轻人是更敏感而困难的一步。同样研究父母在初中时突然离世的年轻子女的台湾学者张淑容曾在网络上公开发布招募信息，但截止到论文完成时，访谈对象也仅仅只有3人。在一个避讳谈论死亡的文化环境里，向一个陌生人袒露丧亲的哀痛需要极大的勇气。
尽管会担心影响研究的客观性，李昀鋆还是决定向受访者分享自己同样作为丧亲者的经历。这种袒露让她的受访者更加打开了心扉，更开始主动过问她的情绪。“我的哀痛仿佛把我困在一个有隐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气球里，气球就那样明晃晃地放置在马路中央，周围的人来来往往，但无论我在里面怎样哀痛、发狂，甚至嘶吼，他们即使看到气球，也看不见我，更没有人来撕破气球救我。”李昀鋆曾如此形容自己经历的哀痛，向受访者袒露自身经历产生的变化，也让她意识到这种被困于气球一般的体验，并不仅仅属于她个人。
一些受访的年轻人告诉李昀鋆，在父母离世之后，他们“没空哀悼”，而是十分懂事地迅速承担起了治丧的事务，同时，还要尽全力安慰其他家人的情绪。随着葬礼结束，失去亲人的“后劲”袭来，他们却发现，家人都不愿意继续谈论逝者；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完整地讲述自己丧亲的感受，尽管他们有自己亲密的朋友甚至伴侣，但他们时常感到自己与他人“格格不入”而不愿打开心扉……经历刚刚步入成年时承担的社会期待，这个年龄段独特的心理特征，以及忌讳谈论死亡的氛围，从各个角度压抑着失去父母的年轻人心中的哀痛。
1917年，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了《哀悼与忧郁》。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体如果希望从丧亲之痛中复原，必须完成“哀伤工作”（grief work），即撤回投注在逝者身上的力比多，与逝者实现情感分离。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我们常常用“节哀顺变”“一切都会过去”来安慰经历丧亲的年轻人。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鼓励”经历丧亲的人将哀痛视作一道必须被治愈的伤疤。但在李昀鋆看来，丧亲年轻人的哀痛并不会“过去”，而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不断“循环”。父母的逝去是一道指向未来漫长生活的射线，在清明节、春节，在参加同龄好友的婚礼时，甚至在街上突然遇到一个和自己的父母长相相似的路人时，这种哀痛都会被重新唤起。
在李昀鋆看来，这是理论与个体经验之间的鸿沟，也是哀痛与爱之间的纠葛。即使对于弗洛伊德本人来说，也是如此。在写信给经历丧子的友人的信中，弗洛伊德说道：“虽然知道即使在经历这样的失去后，我们哀伤的急性期也会迅速消退，我们也知道应该保持伤心欲绝的状态，永远不会有替代品。无论是什么可能来填补我们的这个损失，即使它可以填补得一丝不漏，它依然属于别的东西。事实上，这才是事情本来的样子，这是我们想要不放弃这份永存之爱的唯一途径”。
清明节到来之际，我们和李昀鋆做了一次谈话。她提到电影《寻梦环游记》，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人真正的死亡真的如这部电影所说，是被世界遗忘。尽管失去父母的哀痛常常并不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一次次地循环，但大多数受访的年轻人都愿意继续铭记这份哀伤，与哀伤共处。“我的博士生导师陈智豪教授说，哀伤就是爱，你爱上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以下是本刊与李昀鋆的对话。
李昀鋆，一位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也是一个在日常对话中喜欢猝不及防聊起深刻生命议题的人，同时还是家中可爱猫咪的照顾者（之一）。2020年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丧亲、哀伤以及长者照顾。目前仍在探索人生方向，但很确定自己希望未来能陪伴丧亲者、临终病人，以及那些正在生命苦难中挣扎的人。
年轻人丧亲的哀痛，
更容易遭到忽视
新京报：在你的写作中，我在很多地方感受到了你对对话的方式方法、研究的形式本身的反思。在进行这样一个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很“艰难”的话题时，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相比于研究前的一些预设，他们谈论死亡的方式给你什么新的启发？
李昀鋆：在我做完博士论文的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哀伤并没有过去，而我也确定，自己选择接纳了那份对母亲突然离世的无法释怀。这份研究最初是源于我的个人困惑。作为一个受社会工作训练的研究者，过去我对死亡和哀伤的理解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但当我亲身经历丧亲，我才意识到，这种失去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曾以为自己可以很好地处理哀伤，但现实是，即使我看起来依然正常地学习、社交、生活，内心却因母亲的离世而深陷痛苦：曾经的我其实很少哭，但母亲去世后，眼泪几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常常独自躲起来哭，甚至哭到眼睛痛、头痛，但我不愿让人看到自己“不正常”的一面。
因为在社会期待中，丧亲者往往被要求“坚强”，尤其在面对治丧事务时，必须打起精神，强迫自己“看起来正常”。但事实是，真正的哀伤往往是在这些忙碌结束后，悄然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缝隙里。比如，葬礼结束，我回到原本熟悉的生活轨迹，却在各种不经意的瞬间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母亲去世了”。
那可能是某天，我下意识地想拨通母亲的电话，却猛然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人接听；可能是推开家门，发现屋子里不再有她的身影，不再有人在等我回家；可能是打开冰箱，看到母亲之前做的、还没吃完的菜，突然明白——吃完这一顿，这个味道就永远消失了。这些琐碎的日常，原本是习以为常的存在，却在母亲去世后，一点一滴地重塑我的世界，让我无可逃避地意识到——她真的走了。也往往是这些毫不起眼的细节，成为让我泪崩的瞬间。
虽然有研究对象告诉我，他们会经历某种“顿悟”时刻——曾经觉得完全无法走出的痛苦，突然在某一刻有那么一丝松动。我自己做社工实务时，也听过一个老爷爷的分享，和他相伴走过50年的妻子离世了，他感觉非常痛苦；突然他忽然意识到：“如果不是她去世，而是我，那么现在受苦的人就是她”，而比起让妻子经历这样的痛苦，他宁愿自己来承受。那一刻，他找到了哀伤的意义，接纳了自己的失去。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个瞬间是怎么发生的（我倾向于相信这样的顿悟会出现，至少意味着你长时间在心里反复咀嚼过你的哀伤），但出现这个时刻之后，人的状态整个就变得不一样了。可惜，对我来说，这种状态一直没有出现。
后来我开始慢慢接纳了这种“放不下”。通过这个研究，我和我的哀伤“相处”了很久，也对它越来越了解了，大概能明白困住我的是一份“不公平”感。因为我妈妈属于突然死亡（Sudden death），她完全被剥夺了知情权，甚至来不及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好好告别。我觉得这对她太不公平了。所以，总的来说，我并不想赋予我的博士论文过多的意义，它首先是我自我解惑的过程——尽管最终它并没有明显地疗愈我，但至少，我让很多同样承受哀伤的人有机会讲出他们的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哀伤，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有很多人也在经历哀伤，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开展这个研究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里当然有相当的困难。大家特别害怕触碰哀伤，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甚至都会非常谨慎，因为害怕自己“说错话”。其实这种小心翼翼的状态有时候恰恰会让丧亲者觉得自己特别脆弱，或者是自己身上带着一层奇怪的东西一样。
死亡对日常秩序的冲击力，以及我们对与死亡相关哀痛的避讳，也让常规的访谈陷入一些困境。比如，直接让他们自由地陈述自己的“哀伤经历”，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言说的。我自己对此的反思是，在一个普遍避谈哀伤的环境里，丧亲者往往缺乏足够的空间去梳理和反思自己的情绪。因此，他们的哀伤常常是零散的、潜藏的，甚至连他们自己都难以清晰地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倾向于从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谈起，比如“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通过这些问题，慢慢让他们进入对逝者的回忆，而不是直接让他们直面“丧亲”本身。我从和我的研究对象的交谈里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不要把去世的人当成一个“死人”来对待，但我们依然要把他们和生者连在一起。
社会的周遭都把逝去的亲人当作和这个世界无关的“死人”。这的确是现实，但这种态度常常会让丧亲者感到特别受伤。事实上，死亡的确结束了亲人的生命，但无法结束生者和逝者的关系。对于丧亲者来说，爱与思念不会因死亡而停止，而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李昀鋆在英国偶然走进一片墓地，意外地被触动。她看到墓碑上亲人留下的文字：逝去的家人一直都在。那一刻，她感受到，爱与思念并不会因死亡而消失。
新京报：你访谈的人群，大多是在10-30岁间经历父母的离世，且接受访谈时处于成人初显期（18-29岁）。你觉得年龄范围对这项研究的影响如何？相比于更年长或者更年幼的群体，这一时段的年轻人经历丧亲之痛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李昀鋆：其实在现有的研究中，我感觉我们对于丧亲的哀伤是有一套评价体系的——有一些哀伤更被重视，但有一些则被认为应该会“快点结束”。比如，很多研究都把关注点放在失独老人身上。白发人送黑发人，普遍被认为是最痛苦的经历。在西方的研究里，有关丧偶哀痛经验的研究也很多。Holmes和Rahe两位学者曾编订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SRRS），对各种生活事件进行了压力评分，并发现配偶去世在所有事件中压力最大，得分为100分（最高分）。后续研究（如Miller & Rahe, 1997）虽有所调整，但丧偶仍然被认为是最具压力的生活事件之一。除此之外，10岁以下的儿童失去父母，也会被人们认为是非常巨大的不幸，也会激活社会支持的体系。在我实习的社工机构，几乎每周都会接到相关求助。当儿童的一位父/母去世后，无论是另外一位父/母，还是学校，都会很担心给儿童的长期发展带来影响，因此通常会主动联系社工，寻求支持。
与之相对，我调研的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恰恰是求助比例非常低的人群。他们即使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往往也不愿意求助，不论是向家人或朋友倾诉，还是求助专业人士。这里面可能涉及社会压力的因素。相对儿童来说，周围的人普遍认为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和较强的心理应对能力。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更在意社会评价，把“当一个大人”“成熟”“懂事”当作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觉得包括治丧等一系列的事务需要立马被自己承担起来。所以我们会发现，尤其是中式丧礼里面，即便另外一位父母依然在，年轻子女都会主动站出来，承担相当多部分治丧的事务，想要更多照顾家人。这个过程也在无形中压抑着他们的哀伤。
此外，在这个年龄段中，年轻人正在经历身份认同的发展，他们逐渐形成完整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包括建立亲密关系或是自己的家庭。也正因此，父母在这一阶段“不合时宜”的离世（而非在他们已成家立业之后），对生活秩序的打乱就会更加根本，甚至会触动到有关生活意义的根基性问题。年轻人正是思索人生意义的年龄，旁人会告诉他们，人生的轨迹是要结婚、生子，找份好工作，但亲历至亲的濒死、死亡和身后事，会让他们对这些既定模式产生质疑。比如，你以前可能觉得赚钱很重要，但只要真实经历过一次至亲的死亡（比如在火化室亲手拾起尚有余温的骨头时），你就会特别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人离开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这种体验可能让他们对“努力生活”的意义产生前所未有的质疑。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李昀鋆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2月。
新京报：你提到学界对失独人群关注的更多，似乎确实如此。之前听一些人讨论这个话题，人们会觉得失独的父母更痛苦，可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未来希望的寄托。但对于失去亲人的年轻人来说，往后还有很多重建生活的机会。但其实并非如此。
李昀鋆：丧亲的痛苦往往是周期性的，会在很多不同的人生节点被触发。在社会时间的框架里，有很多场合父母“理应”会陪伴在身边，比如毕业典礼、婚礼、生育。这些不同的节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根据你和父母的关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所以我才会说，哀伤并不会“过去”，而是会“循环”，在每个关键性的、父母被期待陪伴在身边的时刻，它都可能会被触发。而且这种触发都不只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年轻人的认知也在发展，哀伤本身也会生长。可能一个人在年少时经历至亲的离世，那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明白在社会的语境中，失去爸爸或者妈妈，意味着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不断向他们传递“你和别人不一样”的信号，使得这份哀伤不断循环出现在他们的人生里，而且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关于对未来的希望，如我前面说的，真正经历这种哀痛的人，经历的可能是更深层次的意义危机。至亲之人可能是他和人生的意义发生关联的具体媒介。当这个媒介失去了，意义变成了一个难以抓住的、很空泛的东西。比如我自己，在拿到博士生涯的第一份“工资”时，我一时竟不知道该给谁花，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再把它花在妈妈身上了（我不太相信烧纸的意义）。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人生里有些原本理所当然的归属感，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一些研究对象也告诉我，父母的离世不仅改变了他们的情感体验，还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许多面向。比如去世的是妈妈，有人会突然感觉和爸爸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独自和爸爸相处、沟通的时间、空间大大增多，甚至会让他们觉得爸爸产生“这个人好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爸爸”的陌生感。
这种虚无感和我们日常对生活的“丧”或自嘲式的虚无感不同；或许因为它与死亡紧密相连，它特别难以被沟通和分享，就连亲历者自己也很难完全理清自己的反应，更难说主动控制它。在我经历母亲的离世后，过了大概两年，我的奶奶也过世了。而且那段时间其实我已经开始研究哀伤了，本以为自己能以更理性的方式面对死亡，但奶奶的去世依然让我大概有两周的时间也不受控地陷入抑郁。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哀伤，但当哀伤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理性所能掌控的范畴。所以，我内心深处始终觉得，哀伤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因为它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即使你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依然可能被它席卷、吞噬。
电影《破·地狱》剧照。
哀痛就像海浪，在人生不同时刻向你打来
新京报：像你所说，每一次哀痛的唤起，可能对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哀痛在生长，我们也在成长。在你的观察里，哀痛的每一次循环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会在循环的过程里慢慢“降级”吗？
李昀鋆：我的一个研究对象，经历母亲去世，后面有了自己的小孩，身边的人觉得对她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新的阶段了，仿佛对逝者的哀伤应该在淡化了。她跟我说，她很清醒地知道，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其实现有的一些丧亲研究的确发现，丧亲的哀痛在1-2年之内虽然会循环，会有不同的高低起伏，但是整体强度会逐渐减弱，丧亲者会慢慢学会适应这个没有“她/他”的世界，可以将哀伤整合到自己的生活里。但通过访谈，我越发相信的一点是：每个人的哀痛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具体而深刻，难以被简单归类或比较。我们不应该凭直觉去假设哪一种失去“更值得”哀悼。这种比较不仅无助于理解丧亲者的处境，反而可能让他们的哀伤被忽视甚至否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痛苦不被世界认可。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经典哀伤理论影响其实很大，它的假设和倡导，都是“哀伤应该过去”，认为哀伤会经历一个激烈到温和，再到淡忘的过程。就像我们常常用来安慰他人，但其实被安慰的人很不愿意听到的话——“节哀顺变”“时间会治愈一切”。我并不是要否认这种传统的哀伤理论，但至少我们应该看到和意识到，哀伤并不只有一种轨迹。
很多人的痛苦并没有在循环中“降级”，至亲逝世在持续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一旦触碰，仍然会激起很大波澜。有人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丧亲的哀伤就像波浪，一道一道，在人生不同时刻向你打过来；当你第一次经历它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人都要被淹死了，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它过去了，然后你知道了，哀伤来了，终会短暂褪去，但它还会再来。你甚至会有了预备，比如春节、好友的婚礼，这些时刻就像海浪的预警，你又要全神贯注地应对它的到来，这个日子可能你需要给自己创造一点空间，再沉浸在哀伤里缅怀一下逝去的那位亲人。
经历丧亲的年轻人，其实就是这样慢慢学会应对海浪的。但如果我问他们，你希望这个海浪消失吗？这样你就永远不用担心它下一次来了。他们其实是不希望的。这是很矛盾的心理，哀痛的潮水每一次的到来都令人痛苦，但他们却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希望潮水还能来，因为它来了，说明你还爱着那个人。你还爱着他，潮水才会如约而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哀就是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听别人用“节哀顺变”劝慰自己。尽管这些话语带有善意，意在提醒丧亲者保重身体，但如果细究其含义，会发现它并没有真正给予丧亲者足够的哀悼空间和时间。它隐含着一种社会期待，希望年轻人能“放下”哀伤，把哀伤往下压，这里面也隐含着对哀伤的一种否定性态度。而事实上，哀伤可能不仅不会“过去”，人们也不希望它过去。
电影《破·地狱》剧照。
哀痛也是一种与逝者保持联系的方式
新京报：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悲痛后，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心理咨询。面对丧亲之痛，年轻人最需要的心理支持是什么？如今不论是中西方，宗教甚至是各种类型的“玄学”热都在兴起，在中国社会，转向灵性安慰或是终极关怀对年轻人应对这种哀痛有帮助吗？
李昀鋆：我在访谈的时候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经历丧亲的年轻人是抗拒做心理咨询的。当然，这可能和目前心理咨询的接受度有关。而更重要的，就像我前面说的，丧亲者会担心，如果我见心理咨询师，最后我不哀伤了，那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忘了她/他？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说的那样，一个人真正的死亡，就是被世界遗忘，那我的遗忘是不是把我的亲人推向了真正的死亡？我的一位研究对象，经历丧亲后做了三年的哀悼梦，不断在梦境里和母亲反复分离。她承认这种体验很痛苦，但同时，她也并不希望梦境停止，但她也不想通过心理咨询让自己“走出来”，觉得这样至少她还记得母亲的样子。
因为这本书的契机，我的一个朋友也和我分享了他和阿婆（奶奶）的故事。阿婆去世的时候，他虽然一路陪伴在身边，甚至送阿婆去了医院，但他也没有预料到那次简单挥手真的就是天人两隔。在火葬场看到阿婆的遗体，他也没有掉泪。他说脑子里很理智地觉得眼前的遗体只是阿婆曾经的身体，真正的她已经离开了。但之后，之后的许多个午后（直到今天），他总是在午睡时梦见阿婆。梦里的阿婆和过去一样跟他聊天，嘱咐他要好好生活。而他每次醒来，都会发现枕头被泪水浸湿。我问他：“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你会想改变当时在医院和阿婆最后挥手的方式吗？”他摇头：“不会。”又说，“如果改了，我怕就梦不到她了。”他的父亲知道他时常梦到阿婆，还会心生羡慕，说自己也想梦到。其实，说实话，我也很羡慕他。
这可能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但如我们前面说的，哀和爱相连，对很多丧亲的年轻人来说，哀伤不仅仅是痛苦，更是一种与逝者保持联系的方式。因此，当我们谈论心理辅导时，丧亲者的态度往往是复杂的，他们既渴望支持，希望自己的哀伤有一个出口，又害怕“被治愈”意味着遗忘。事实上，我也想澄清，哀伤辅导的目标并不是要“治愈”哀伤，也不是要让丧亲者割裂与逝者的联系，而是帮助他们学会与哀伤共处。我自己目前的辅导方式也更倾向于陪伴，而非“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在他们走这段路时，给予温柔的支持和理解；甚至在即将结案时，丧亲者感觉自己已经“好”了很多，我也会主动提醒她/他，未来的某些时刻，哀伤仍会不时浮现，这并不意味着“有问题”，而是思念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哀伤留出空间，允许自己去感受、去思念，而不是逼迫自己“彻底放下”。
除此之外，我认为面对经历死亡哀痛的心理咨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社会面对死亡的态度其实已经形塑了我们的观念。可能包括咨询师在内，都会难以抵抗去“帮他放下哀伤”的冲动，因为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与哀伤共处”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事实上，对哀伤的否定，反而会让丧亲者更难去真正面对自己的情绪。对于开展哀伤辅导的人来说，这是很需要反思和敏感性的——我们究竟是在帮助丧亲者，还是在推着他们“向前走”？
相比于心理辅导，宗教或是一些民间玄学确实是很多人会去求助的对象。年轻人其实是反思性极强、也极其在意意义感的人群，他们凡事希望追根究底，这往往非常难以抵抗至亲离世这种“人间直通”的打击，这种荒谬感会击碎年轻人的观念。原生家庭、社会结构……一切可以被归因的事情都归因完了，发现自己还是想不通，最后就求助于更超越性的依托。在我的研究对象的表达里，许多人提到“命”这个概念——“我爸命不好，没有办法”“我妈是这个命”……相比其他解释，命运本身是一个模糊且无法证实的概念，但正因为它没有确切的意义，反而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哀伤中的一个“停泊点”，让他们暂时停止对意义的执着追问，歇歇脚，得到些许安慰，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但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会更加执着于理性的解释，比如用基因来解释，试图找到逝者生病或去世的“科学原因”，试图去对抗这种荒谬。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特的哀痛，也有独特的和哀痛相处的方式。
李昀鋆把“时间不会过去”刻在iPad上。
年轻人，无法在葬礼上哭泣
新京报：在中国社会，葬礼对年轻人来说往往并不是一个可以合理宣泄心中悲伤的地方，而是一个高度仪式化的场合，需要表现出某种被社会规范建构的悲伤。此前我看到一些报道，年轻人对没有在葬礼上“好好哭一场”感到非常遗憾。年轻人对葬礼的感情会不会是更为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可能如你的研究所述，知晓葬礼更仪式化一面的意义，另一方面，葬礼对“节哀”的要求也会构成某种终生的遗憾？
李昀鋆：葬礼首先是一个距离经历丧亲的哀痛非常近的时间点，但它并不总是一个真正让人表达哀思的空间。人的情绪其实是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比如，和逝去亲人的关系，以及死亡方式。如果你此前一直陪伴在离去的至亲身边，见证了她/他迈向死亡的过程，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即学术上说的预期性哀伤（Anticipatory grief）。但在我访谈的年轻人看来，死亡从来不会真的“不突然”，即便是长期卧病在床的亲人，面对真正离世那一刻，仍然是觉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面对“死亡”的预期真的难以建立。
还有一类就是突然性死亡（Sudden death），因为疾病或是意外，这种猝不及防的冲击更为剧烈，没有留给亲人太多的情绪缓冲。在宣告死亡后，亲人可能马上就要开始处理后事。这种情况下，直到葬礼仪式，当事人可能都是麻木的。在很多地区，如果人是因为突然间的疾病去世的话，家人都是不愿意做解剖的，不想破坏他的尸体完整性。这时候可能很多年轻人自始至终不知道亲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人就没了。而如果死亡方式是自杀，情况就更复杂，还涉及到承受周围社会关系的污名化问题，使哀伤更加复杂。
以上这几种情况，里面都涉及到的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葬礼实在太“快”了。在现代社会，死亡被高度标准化，葬礼流程追求高效与程序化，使得丧亲者往往还未能消化情绪，就已经“被推动着”要去处理后事的忙碌状态。我自己在香港参加义工培训的时候，医院的社工分享，在香港医院，如果丧亲者家属希望有一个和离世的亲属告别的时间，是可以允许遗体在病房停留4个小时，如果有特别需要（比如为亲人念经），甚至可以延长到8小时。我觉得，在病房资源极度紧张的现代医疗体系里，这已经算是一种相当“慢下来”的特别安排。
而我自己的经验里，我记得我母亲被宣告死亡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一系列事情接连发生，我根本来不及消化。医院的护工迅速过来帮我妈妈擦洗身体（但我真的很感激那位大叔，如果不是他，我会更手足无措），随后，我母亲就被推去太平间。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就已经是要进行告别式了。我其实是一个很害怕鬼或者奇怪东西的人，但是看到母亲的遗体时，我一点都不害怕，她看起来依然很温柔慈祥。我按照我们俩以前的习惯，亲了她，但紧接着她又被推走了，整件事情迅速被推进告别仪式的流程里。在整个过程里，其实我还是懵的，虽然我一直在哭，宣泄着自己的哀伤，但我其实是在整个流程推着走，没有时间停下来和母亲真正告别。
看电影《破·地狱》的时候，我内心最深的触动是，我和我妈妈最后相处的时间真的好少。哪怕那只是母亲的遗体，但那仍然是她，是我唯一能再靠近她的机会。而我，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好好道别。
这可能是一个很感性的认识，现代标准化的丧礼很难给你那种想象中的人文关怀，而只是反复提醒你：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丧礼和现在社会追逐效率与速度的步调似乎是同频的。这些都会导致，其实丧礼本身并不太能帮助年轻人表达和释放哀思。往往是等到葬礼结束后，大家才开始慢慢体会到什么叫这个人“真的离开了”。我的一些研究对象告诉我，他们在葬礼上哭不出来，甚至会自责：“是不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爱家人？”我自己的解释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葬礼的节奏太快，让你的大脑来不及意识到死亡的到来。
电影《破·地狱》剧照。
新京报：在书的最后，你对经历丧亲的年轻人自身、他们的家庭、所处的社区、宏观政策等层面给出了一些建议。还有一个群体：丧亲的年轻人身边的挚友，可能也会面对很多困惑。当朋友的生活经历突如其来的悲伤，朋友应该做些什么？
李昀鋆：其实我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的想法一直都是以“自救指南”作为收尾，而没有太多着墨于家人、社区的支持建议。因为面对身边各种“哀痛总会过去”的言论，我的态度一直偏消极——我觉得痛苦确实没有那么容易过去，远水救不了近火，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但让我意外的是，当研究完成并出版后，尤其是在上海的讲座上，很多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买这本书是送给经历丧亲的朋友的。我真的超级感动，当时对每一个人都说：“谢谢你愿意关心你的朋友！”这让我开始有了一点新的希望——或许，随着社会慢慢发展，真的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去关心丧亲者。即使谈论丧亲和哀伤是一件很沉重也很困难的事情，但不论是当事人自身，还是身边的朋友，再到更大的社区、学校、社会制度，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让哀伤不至于成为完全孤立的体验。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正在经历丧亲的痛苦，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思路，可以尝试用非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支持。我们的社会并不擅长谈论丧亲，面对哀伤时，很多人习惯说“善意的安慰”，比如“时间会治愈一切”“一切都是命/要看开点” （否则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会变得词穷）。这些话看似鼓励，实际上往往是在压抑或回避丧亲者的情绪。比起可能“无意中伤害对方的语言安慰”，我其实鼓励大家不如尝试非语言表达。具体在场的陪伴和拥抱是很真实的。在朋友身边，不要玩手机，专心聆听，这就是最朴实和最重要的安慰。许多研究对象告诉我，在刚刚经历哀伤的阶段，情绪很激烈，却无法清晰表达任何思绪，这时候语言真的很难安慰到他们。但他们始终记得那个阶段，一些朋友简简单单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出席了父母的葬礼，或者只是一起坐着、散步、吃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陪伴，其实是让他们感到被接住、被理解的关键。
在一个对死亡比较避讳的环境里，刚刚经历丧亲的年轻人尤其需要自己的情绪被接纳。所以，不必急着用语言“开解”对方，可以简单而真诚地表达鼓励和支持，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哀伤，不要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任何的不妥。每个人的哀伤都很独特，尽量避免说“一切都会过去”或者“我其实很理解你” ——时间未必能带走所有的痛苦，而即便曾经历相似的哀伤，每个人的感受仍是不同的。
如果可以，和朋友一起记住对她/他来说重要的日子，比如亲人的忌日,或是父亲节、母亲节。在这一天，可以给她/他发条信息：“今天可能是一个对你来说有些难过的日子。如果你想聊聊，或者不想说话，只是找个人一起待着，随时告诉我。”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