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尽管皇帝长期缺席朝会，明朝却未立即崩溃，甚至完成了“万历三大征”等重大军事行动。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既有张居正改革的深远影响，也暗藏明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机制。

明神宗朱翊钧长达28年的“怠政”行为，常被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然而，尽管皇帝长期缺席朝会，明朝却未立即崩溃，甚至完成了“万历三大征”等重大军事行动。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既有张居正改革的深远影响，也暗藏明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机制。

一、张居正改革的制度遗产

1. 财政体系的重构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将赋役货币化，简化税收流程，极大提升了财政效率。至万历十年（1582年），太仓银库存银达800万两，粮食可支十年。

这一改革为后续国家运转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即便万历后期财政恶化，仍能支撑军事行动。

2. 考成法与官僚体系重塑

张居正创设的“考成法”以“六科控制六部，内阁控制六科”为原则，强化中央集权。通过定期考核官员政绩，裁撤庸吏，明朝官僚体系的执行力显著提升。即便万历后期疏于朝政，这套制度仍能维持基础政务运转。

3. 边防与军事改革

张居正任内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整顿九边防御体系。戚继光在蓟州修建空心敌台、李成梁在辽东建立的骑兵部队，为万历中后期的抗倭、援朝、平叛等军事行动埋下伏笔。

二、文官系统的自我运转

1. 内阁制度的成熟

明朝内阁在万历时期已形成“票拟—批红”的成熟决策机制。申时行、王锡爵等首辅虽无张居正之威权，但通过协调六部与司礼监，仍能处理日常政务。万历虽不上朝，却通过批阅奏折保留最终决策权，形成“垂拱而治”的隐性统治。

2. 科道言官的制衡作用

明朝言官系统发达，御史、给事中群体通过弹劾、谏议形成权力制衡。即便皇帝怠政，官员间的监督与博弈仍能防止权臣或宦官专权。万历朝未出现严嵩、魏忠贤式的人物，与此制度设计密切相关。

3. 地方行政的惯性延续

张居正改革后，地方官员考核与赋税征收均实现标准化。万历虽疏于理政，但各省布政使司、府县仍按既有章程运作，基层治理未完全瘫痪。

三、万历的隐性控权策略

1. “奏折治国”的权术

万历虽不临朝，但通过批阅奏折掌握核心政务。据《明神宗实录》统计，万历二十年至四十年间，他平均每日批阅奏章20余份，重点过问军事、财政及官员任免。

2. 权力平衡术的运用

万历通过扶植申时行、沈一贯等温和派首辅，既避免权臣再现，又防止宦官干政。对矿税太监的纵容，实为以宦官制衡文官集团的权谋手段。

3. 军事行动的精准介入

在“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播州之役、抗倭援朝）中，万历亲自调遣将领、拨付军饷，展现对军权的绝对掌控。抗倭援朝期间，他力排众议坚持跨海作战，最终击退丰臣秀吉，巩固东亚霸权。

四、改革暗藏的危机与矛盾

1. 财政透支的隐患

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依赖土地清丈与税收强化，但万历后期土地兼并加剧，税基萎缩。三大征耗银超2000万两，太仓存银至万历末年仅剩150万两，埋下财政崩溃伏笔。

2. 党争的萌芽

张居正死后遭清算，导致官员对改革的信任危机。万历为压制言官而长期空缺内阁职位，至万历四十五年，六部尚书空缺率超60%，催生东林党与浙党、楚党的对立。

3. 皇权与制度的冲突

张居正改革本质是“以相权强化皇权”，但万历废除首辅实权后，制度性权力出现真空。其“怠政”实为对文官集团的消极对抗，最终导致行政效率断崖式下降。

五、历史启示：制度惯性与人治局限

张居正改革的“制度红利”让明朝在皇帝缺位时仍能惯性运转数十年，但过度依赖个人权威的顶层设计，终难抵御系统性腐败与权力失衡。

万历的怠政并非全然“懒惰”，而是皇权与文官集团博弈的极端表现。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结语

万历朝的“稳定”实为改革遗产与制度惯性的短暂平衡。张居正的玄机，在于用十年强权为明朝续命五十年，却也因未能触及根本矛盾，终将帝国推向“其亡也忽焉”的深渊。

来源：眾說烽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