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放、自信、文明的中国，应该可以容纳一个有争议的胡适
1947年，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的大三学生陈之藩（学者、散文家），因听了胡适的一段广播，便给其写信，把一个青年学子的苦闷、疑问与感想和盘托出，向胡适请教。之后他们书信往返，成了忘年之交。后来，陈之藩把那些信件编辑成书，即是《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也成了陈
余英时
周鲁：《古文尚书》之历史公案与胡适、余英时之臆说
阎若璩先生，字百诗，是饱读《诗》《书》的清代学问家；胡适先生，字适之，是名满天下的现代社会活动家。由适之先生对于百诗先生著作原文之转述，即可管窥吾国近四百年来学术、政治与风俗之变迁。
有“真正的”“美女”吗？
日常语言之中，或隐或显，拢集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如果说科学语言、文学语言等，从一个较宽的视野看，不过是种种部落语言的话，那么日常语言的适用范围，无疑较广。想想，在一个大学，每个院系内部，分享一套部落式的学术语言；但大学能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人们在种种部落语言之外
王汎森 | 回忆导师余英时：不让挂名发论文
1985年，我从士官学校退伍，准备申请到中研院工作。当时思想史在台湾学术界如日中天，史语所愿意招揽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极其幸运地以硕士身份进入这个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审查者之一，竟是余英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