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崇祯七年，杨嗣昌出任宣大总督期间，自认为对军事颇有研究，便向崇祯皇帝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一些措施确实取得了成效，例如通过官方开矿招工的方式，成功瓦解了私矿矿工的叛乱等。

崇祯皇帝常感叹“按下葫芦浮起瓢”，深感朝廷缺乏能臣干吏。经过一番斟酌，他最终选择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太顺遂，他出生于武陵（今湖南常德）。他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其父为杨鹤，曾在崇祯初年主张招抚政策，但最终被革职下狱。

崇祯七年，杨嗣昌出任宣大总督期间，自认为对军事颇有研究，便向崇祯皇帝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一些措施确实取得了成效，例如通过官方开矿招工的方式，成功瓦解了私矿矿工的叛乱等。

后来，因父亲杨鹤去世，杨嗣昌回家守丧。然而，刚守完父丧，他的母亲又不幸离世。在此期间，兵部尚书一职出现空缺（原尚书张凤翼因畏罪自杀），于是崇祯帝下令让杨嗣昌“夺情”，即免除守丧之责，重新复职。

杨嗣昌出身进士，擅长书法与文书，口才极佳。他在崇祯帝面前对答如流，天文地理、五行兵法无所不谈，这让皇帝颇为信服。每次召见时，君臣二人往往密谈许久，崇祯帝常常感慨：“朕用卿太晚！”

在“盗匪”活动猖獗且清廷压力日益增大的形势下，杨嗣昌提出了“安内方能攘外”的方针。

杨嗣昌为围剿农民军设计了“四正六隅”的“十面张网”计划。具体来说，把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视为“四正”，由四位巡抚分别承担剿灭和防守的任务；

而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则被划为“六隅”，这六个地方的巡抚主要负责协防与配合围剿工作。这样的安排意在构建严密的“十面张网”，使“流寇”无处藏身。

从理论角度看，杨嗣昌的战略没有显著漏洞。但是，该战略存在过于理想化的问题，未能充分结合实际状况。同时，明朝各地将领与官员的真实执行能力也对该策略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施“十面之网”需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就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为该计划涉及增兵十余万，而军队扩充必然要求相应的军饷。

然而，崇祯皇帝明确告知杨嗣昌：“内帑空虚”，国库已无余钱。于是，只能通过摊派和转嫁的方式筹集饷银。

原本如果采纳卢象升提出的“因粮”政策（即根据土地多少让地主多缴纳粮食），或许不会造成太大负面影响。遗憾的是，杨嗣昌在情急之下改“因粮”为“均输”，即将负担平摊到普通百姓身上。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社会矛盾激化，迫使许多本就生活困苦的平民最终选择加入“流贼”行列。

崇祯皇帝任用杨嗣昌本就是个错误，而杨嗣昌在用人方面更是出现了重大失误。他认为河南总督王家桢能力不足、软弱无能，于是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接替这一职位。

然而，熊文灿不过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行事虚妄不实之人。他在担任福建巡抚时，惯于用金银财宝推行“收买”策略，通过招安海盗郑芝龙等方式，采用“以贼制贼”的手段解决了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

后来，熊文灿在两广总督任上依旧倚重郑芝龙的力量，最终剿灭了大海盗刘香。由于长期在闽广地区为官，他积累了众多奇珍异宝，并将其中不少送进了京城权贵之家，企图借此巩固自己镇守岭南的地位，享受一方富贵荣华。

在此期间，崇祯皇帝怀疑海盗头目刘香并未真正死亡，便派太监以采购货物为名前往广东，暗中调查真相，同时观察熊文灿的品行。

这位“中央特派员”抵达后，熊文灿用金山银山般的礼物热情招待，留其饮酒作乐达十日之久，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其间，公公提到中原地区的“流贼”气焰正盛。

当时熊文灿饮酒过量，已至醉态。他猛地拍案而起，怒气冲冲地骂道：“都是那些大臣耽误了国家！要是派我熊文灿去处理，怎会让他们如此嚣张放肆！”

一旁的太监听后心中大喜，赶忙拱手说道：“我此次前来，并非为了采买货物，而是受皇上之命来考察熊公您的品行与能力。熊公您是当今难得的人才，只有您才能平定中原的流寇。”

这话一出，熊文灿顿时清醒了几分，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满是懊悔。他急忙列举出自己前往中原剿匪所面临的“五难四不可”，试图以此推卸责任。

然而，那位公公却笑着回应道：“熊公不必再推辞了，我回去之后自会如实向陛下汇报。若是皇上决定任命您，您可千万不要拒绝啊。”

此事传到崇祯帝耳中，他询问杨嗣昌的意见。杨嗣昌毫不犹豫地力荐熊文灿，称其绝对是一代人才，适合承担此项重任。

实际上，杨嗣昌对熊文灿的为人并不了解。他在朝中的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关系，因此劝说杨嗣昌将熊文灿视为心腹助手加以重用，这才有了对熊文灿的推荐。

于是，明廷下诏，任命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等地军务。

熊文灿接到任命后，得知明将左良玉麾下兵力精锐，便立即调遣其六千精兵作为自己的贴身护卫，同时招募了两千多名广东本地人，携带当时先进的火器奔赴任所。

途经庐山时，熊文灿遇到了昔日的好友高僧空隐。这位大和尚劝诫他说：“流贼不同于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易施行。若出师不利，性命堪忧。”听罢此言，熊文灿追悔莫及，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左良玉乃是一位性格刚烈的老将军，他率领的部队与广东士兵因方言不同而难以交流。行军过程中，双方每日互相咒骂、打斗，致使队伍一片混乱。

熊文灿对此束手无策，只能解散广东士兵。然而，左良玉的部队依然不服从他的指挥。杨嗣昌知晓此事后，另调五千边防军交由熊文灿统领。

杨嗣昌在崇祯帝面前信誓旦旦地保证：“三个月内定能平定叛乱。”他确实全心投入，严格整顿军纪，做到赏罚分明。

同时，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皆智勇兼备，在甘肃、四川等地对李自成部连连重创，几乎摧毁了农民军的主力力量。

从崇祯十一年秋天到十三年秋天的两年间，李自成率领的队伍仅有一百多人，在河南的深山老林中艰难辗转。官府普遍认为他要么已死，要么身受重伤，因此对其动向几乎不再关注。

与此同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和“过天星”等农民军势力正盛，但随着官军的大规模围剿，这些部队逐渐陷入困境。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们开始考虑投降。

然而，如果面对洪承畴或孙传庭这样的将领，投降请求很可能不会被接受。毕竟，农民军历史上多次假降诈降，此时若不趁势歼灭这股“穷寇”，恐怕会错失良机。

恰在此时，熊文灿这位一向偏好“安抚”政策的“总理”登场了。他见京营军队屡战屡胜，而自己却毫无建树，内心焦急万分。于是，刚到安庆，他就派人前往湖北麻城一带，试图招降张献忠和刘国能。

刘国能在母亲的劝说下率先投降，这位出身庠生的“贼头”选择了真心归顺。而张献忠则心存侥幸，四处流窜，甚至一度差点被左良玉击毙。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表示愿意投降，并向熊文灿送上大量奇珍异宝以示诚意。消息传至朝中，杨嗣昌担心张献忠可能诈降，主张立即剿杀。

然而，关键时刻，崇祯帝亲自干预，下令以安抚为主。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建造数百间房屋，购买土地耕种，与百姓进行贸易往来，表面上看似放下武器、回归田园，实则暗中蓄势待发，伺机再起。

崇祯十一年至十二年五月期间，受张献忠、刘国能投降的“示范效应”影响，农民军领袖罗汝才（绰号“曹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愿意归降。然而，这些投降者并未立即被解散，而是分营驻扎在当地等待后续处理。这一时期，实际上为农民军提供了宝贵的休整机会。

尤其是张献忠，在与明政府议和过程中表现得极为精明。他一面狮子大开口索要粮饷，一面保持高度戒备，军队始终刀不离身。在熊文灿与杨嗣昌的斡旋下，张献忠成功获取了土地、官职以及防务权力。而罗汝才虽未在房县索要粮饷，但其部队始终保持战时编制，仅暂时停止与官军交战及掠夺百姓。

此前一直主张对农民军采取强硬剿灭政策的杨嗣昌，此时也因迎合崇祯皇帝的态度，转而支持熊文灿的招抚政策。然而，也有地方官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上密奏，建议朝廷要求农民军缴械后再伺机剿杀，以绝后患。虽然这一建议符合崇祯朝廷的心意，但由于边疆警报骤起，皇太极率清兵大举入侵，明朝一时无暇顾及这些表面上归顺但仍具威胁的农民军。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皇太极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在大凌河一带佯装大举进攻，成功牵制了大量明军。与此同时，豪格、岳托和多尔衮分别率领主力部队深入明朝内地展开攻势。

岳托所部直逼密云，突破长城边墙进入内地。理论上，密云的墙子岭长城地势险峻，本应易守难攻，但当时驻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却因监军邓公公生日而大摆宴席，士兵们正忙于祝寿饮酒，毫无防备。清军趁虚而入，迅速攻破防线。多尔衮所部同样进展顺利，在青山关突破长城后与岳托部会师于通州。两支部队随后放弃攻打北京，转而在涿州分兵南下，在华北平原上肆意驰骋，造成巨大破坏。

崇祯皇帝立即下令京师进入戒严状态，并召集各地兵马勤王。这是清军第四次入侵劫掠。此次防御重任交给了宣大总督卢象升。

卢象升是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的进士。尽管出身文人，但他不仅精通骑射，还擅长军事谋略和治军之道，是一位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起，卢象升以按察使的身份在山西等地平定农民军，屡建奇功，成为农民军最畏惧的统帅。清军入侵时，卢象升正因父亲去世守孝。他接到诏令后，立即披上孝服督师出征。

得知朝廷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与清廷议和，卢象升愤慨不已。他入宫觐见崇祯皇帝，慷慨陈词主张作战。年轻的皇帝听后备受鼓舞，拨发万金犒劳军队，支持卢象升与清军正面交锋。

然而，由于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的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未能实现。他名义上统领“天下援兵”，但实际上手中仅有一万多兵马。

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同样被要求停止守孝视事）到达昌平。此时，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都身着孝服，此兆不祥。卢象升不得不分兵给陈新甲，这使得自己的兵力更加单薄。

面对清军的强势进攻，卢象升提出集结多路援军共同抗击的策略，但崇祯帝并未采纳。在缺乏支援与粮饷的情况下，卢象升手下仅有数千疲惫不堪的士兵，在巨鹿附近驻扎。

畿南三郡的百姓听闻后，恳求卢象升召集民兵，整顿后再战。

卢象升感动落泪：“自从我与流寇交战以来，历经数十上百场战斗从未败北。如今手下仅剩五千疲卒，强敌当前，而援军却被阻隔于东方，行动受制于朝廷，加之粮草耗尽，生死就在顷刻之间！即便如此，为国为民，我也不愿连累百姓陷入战乱。”村民们听后悲痛万分，纷纷献出家中所剩无几的粮食作为军粮。

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率军抵达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率领关宁铁骑大军驻扎在五十里外的鸡泽，卢象升派人请求支援，但高公公因怯战而拒绝出兵。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时，突然遭遇大批清军，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从半夜一直打到天明，数万清军铁骑将卢象升所率的几千明军重重包围。

卢象升指挥士兵拼死抵抗，“从辰时到未时”（持续六个小时），直至火炮箭矢耗尽。最终，明军全军覆没，只剩下卢象升一人。他身负多处重伤，仍手持长剑亲手斩杀数十名清兵。在刀光剑影中，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这位英勇牺牲的大明英雄，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却隐瞒了他的英勇事迹。杨嗣昌这个小人甚至想上报“下落不明”，以构陷卢象升“临阵脱逃”。后来，当地百姓找到了卢象升的遗体，而杨嗣昌竟拖延八十多天既不验尸也不上报，对死者也充满仇恨，其奸诈阴险可见一斑。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家族中有百余人因国难而丧生，堪称一门忠烈。

清军在河北地区大肆劫掠后，迅速进军至山东境内。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成功攻下了坚固的济南城，并活捉了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在济南，清军实施了惨烈的大屠杀，近十六万无辜百姓丧生，整座城市被洗劫一空。

此时，明朝各地勤王军队已集结了十多万兵力，由大学士刘宇亮和陈新甲指挥。尽管人数众多，但明军却表现得极为怯懦，只敢远远尾随清军行动，始终不敢主动发起进攻。

次年二月，多尔衮率领清军带着海量金银财宝以及数十万掳掠而来的汉人百姓和牲畜，从天津渡河返回东北。

明朝将领们依旧只是远距离观望，无人敢于趁清军渡河之际发动突袭，只能眼睁睁看着清军满载战利品安然离去。

在这次对河北、山东的侵扰中，清军共攻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死明朝官员与将领一百余人，俘虏包括德王在内的三位宗室成员，另有二十多万平民惨遭杀害。

之后，在崇祯十五年的深秋，松锦大战结束后，清军再次入侵山东。此役中，鲁王朱以派被俘后自杀身亡。清军转战八个多月，掳掠近四十万汉人百姓，获取了大量财物后凯旋而归。这也是清军入关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侵扰行动。

自杨嗣昌掌权以来，明朝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接连出现军队溃败、国土沦陷的情况。对此，言官们纷纷上奏章对其进行弹劾。然而，崇祯皇帝性格刚愎自用，他认为杨嗣昌是自己亲自提拔重用的大臣，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于是将上书弹劾的言官贬谪驱逐。

与此同时，崇祯对杨嗣昌依然宠信有加，甚至委任他负责评定“文武诸臣失事之罪”，追究清兵入关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为此竭尽全力，制定了一份详细的五级罪名清单：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丧失主帅、纵敌出塞。随后，他依据这些罪名展开大规模抓捕和惩处行动，最终处死了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三十六名官员。然而，在这一系列问责中，作为最高指挥者的杨嗣昌却毫发无损，未被追究任何责任，这引发了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清军在大肆劫掠后撤退，明朝朝廷暂时松了一口气。然而，杨嗣昌并未闲着，他在崇祯十二年初提出了一项新计划：从各镇边防部队中抽调精锐士兵进行训练，组建一支庞大的精锐部队。经过一番“精密”计算，他认为可以练就七十余万精兵。

崇祯皇帝对这个数字感到非常满意，认为如果真能掌握七十多万虎狼之师，平定内乱（“贼”）和抵御外敌（“虏”）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训练如此规模的军队，军饷从何而来？事实上，早在崇祯十年，朝廷就已经加征了所谓的“剿饷”税，原本声称只征收一年，但实际上从未停止。如今，又新增了一笔巨额开支。

对此，杨嗣昌自有办法：再次加派“练饷”。通过这一手段，他迅速搜刮到了七百多万两白银。然而，这些血汗钱大多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和官员借机虚报兵员数量，以此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真正用于练兵的银两少之又少。

更严重的后果在于，横征暴敛让本就困苦不堪的饥民更加雪上加霜，纷纷弃田逃亡。因此，崇祯十三年表面上看似是空前的“自然灾害”，但实际上却是因加派“练饷”而引发的人祸。结果，不仅精兵没有练成，反而导致更多农民流离失所，不少人投奔农民军，使得明政府得不偿失。

随着清兵进犯的压力逐渐减弱，明朝朝廷将注意力转向谷城附近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企图一举彻底解决这些势力。

然而，张献忠作为狡诈多端之人，在官军内部安插了不少耳目。得知朝廷的图谋后，他抢先一步，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再次起兵，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后迅速响应，几路合兵，成功攻克房县。

值得庆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位首领，出于对反复无常的羞耻感，歃血为盟，效忠朝廷，从而确保了均州的安全。

“总理”熊文灿收受了张献忠大量的金银财宝，当听说“贼军”再度反叛时，犹如遭受五雷轰顶，仓促派遣左良玉部从襄阳出发，向房县进发。

然而，这支明军因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一路上除了杀马充饥外，还不得不采摘野果度日。经过十天的艰难行军，他们抵达房县，却在播箕寨不幸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最终，一万多人被歼灭，仅左良玉带着一千余人侥幸逃脱。消息传开后，均州地区先前投降的农民军（除王光恩外）全部再次叛变。

崇祯皇帝被气得几乎丧失理智，立刻革去熊文灿的官职，并将其投入大牢。熊文灿坐在监牢中懊悔不已，又撞墙又自掴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面前夸下海口。若非如此，此时他本应在两广享受荣华富贵。

杨嗣昌精明老练，自然不会再为熊文灿求情（虽然他在奏疏中提到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不过是借机暗中庇护老熊，以凸显自己无过）。

熊文灿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最终被判死刑。秋决时，他被押赴西市斩首。

然而，崇祯帝左思右想，认为“流贼”再次猖獗，导致天下局势堪忧，朝中实在缺乏可用之人，于是直接下令让他的心腹爱臣杨嗣昌以阁臣身份出京督军（当时杨嗣昌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暂代），担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杨嗣昌在朝中充当“智囊”多年，尽管多次误导皇帝却未受责罚。如今被委以重任，他也无法推辞。他急忙进宫，假装忠诚勇敢地表态：“君命如山，臣即刻启程！”

崇祯皇帝听后非常高兴，称赞道：“卿能如此尽忠，朕复何忧！”

于是，君臣二人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感人”戏码。

次日，崇祯皇帝颁布诏书，对杨嗣昌进行重赏，包括大量金银、绸缎等，并设宴为他送行。席间，崇祯亲自为其斟酒三杯，还御赐一首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诗中的“盐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常被用来比喻宰相，这里意指杨嗣昌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大将，期待他能像汉代名将周亚夫驻守细柳营一样建立不朽功勋。同时，崇祯也希望杨嗣昌能够凯旋归来，继续辅佐自己治理国家、教化百姓。

如此隆重地为臣子送行并赐诗，在崇祯一朝堪称绝无仅有。杨嗣昌深受感动，一边叩拜一边流泪，发誓一定不辜负圣恩，定要取得成功。临别之际，他还享用了皇帝特意赐予的御膳。随后，杨嗣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直抵襄阳，沿途军旗飘扬，“盐梅上将”的旗帜格外醒目。

农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抵达襄阳并设立大本营。十月初一，他召集全军举行盛大的誓师仪式，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将领纷纷前来参见并听命于他。其中，左良玉因言辞慷慨激昂且善于表达，给杨嗣昌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嗣昌认为此人可用，于是向崇祯上疏，建议授予左良玉“平贼将军”的印信，给予特殊荣誉。此举不仅是为了分化将领之间的权力，也为了笼络人心，让左良玉日后更加效忠于自己。

左良玉收到崇祯皇帝从宫中颁发的“平贼将军”印后，仿佛打了鸡血一般，表现得异常积极。他并未遵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部队驻扎在兴安（今陕西安康）附近的指令，而是集结精锐部队，直接从渔渡进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重创了张献忠的部队。

在这场战役中，张献忠的家人共有七人被官军俘虏。

接连失利后，一个月过去，张献忠在逃亡途中又被陕西官军贺人龙部袭击，其左右营将领率两千多人投降。

情急之下，张献忠只能躲进深山老林，像野兽一样靠采摘野果为生，身边仅剩下数百残兵。

杨嗣昌得知战报后精神大振，催促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希望他彻底消灭张献忠的残余势力。

然而，左良玉虽为悍将，却自恃聪明且功高，根本不听指挥，安心躺在营帐中，拒绝继续深入山林搜捕。

杨嗣昌心胸狭隘，立刻写信给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让陕西总兵贺人龙取代左良玉担任“平贼将军”。这枚印章意义非凡，持有者可以统帅各部，连同级将领也要服从其命令。崇祯皇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当即下诏批准。

但杨嗣昌优柔寡断，很快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撤销原决定。这一举动得罪了两个人：左良玉因怀疑杨嗣昌有夺印之意而怨恨他，贺人龙则因他出尔反尔而心生不满。结果，上下之间离心离德，无人再全力剿匪。张献忠因此得以死里逃生，逃至湖北一带藏匿起来。

崇祯十三年，罗汝才（绰号“曹操”）率领的部队与张献忠的残部汇合。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湖北地区官军势力强大，只有进入四川才能求得生存。

杨嗣昌得知消息后，迅速下令让四川的方国安部集结兵力对这两股总计三四千人的农民军进行迎头痛击。然而，农民军行动迅速，在方国安的大军到达之前就成功渡过了昌江。当时驻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多人，却都龟缩在山顶，不敢出战。因此，张献忠和罗汝才的部队得以顺利进入四川。

杨嗣昌原本计划是将敌人驱赶至四川，他认为四川地形险峻，可以将农民军困死其中。没想到，张献忠和罗汝才等人进入四川后反而如鱼得水，势力愈发壮大。四川各地接连失守，农民军声势大振。四川巡抚邵捷春和陕西总督郑崇俭因此成为替罪羊，一个被斩首，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抢掠了半年后，张献忠等部士气高涨。崇祯十四年年底，他们在成功牵制多支官军后，决定再次返回湖广地区。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时，因急于立功，不顾士兵疲惫，贸然发动进攻。结果，官军惨败，猛如虎的子侄全部阵亡。

左良玉因与杨嗣昌积怨甚深，拒不听从命令。他本应率军从湖北郧阳进入四川堵截农民军，却故意带领部队向陕西兴安进发。农民军乘胜追击，经夔门、巫山重新返回湖北。

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襄阳后，发现城内守军数量稀少。于是，他精心挑选了二十名骑兵，伪装成明朝官军的模样，并携带从明军手中缴获的符信顺利进城。

农历二月初四夜晚，这二十人突然行动，持刀砍杀守门士兵，随后大声呼喊，引发混乱。事先潜伏在城内的百余人趁势而起，四处放火，整个襄阳城陷入火海之中。

城内一片大乱，而城外的农民军主力则趁虚而入，通过无人把守的大门涌入城内。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固若金汤的襄阳城，一夜之间便落入张献忠之手。城内的大量军需物资也成为了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措手不及，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张献忠坐在襄阳王府的宫殿中，命人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解到堂上。他亲自倒了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台阶，说道：“王爷，我其实并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是想除掉杨嗣昌。但他在蜀地，我暂时无法得手，所以只能借您的人头一用。这样一来，杨嗣昌就会因‘陷藩’之罪被处死。王爷，请安心上路，喝下这杯酒吧。”

襄阳王颤抖着接过酒杯，刚要低头饮酒，张献忠猛地拔出钢刀，一刀下去，朱翊铭身首分离。

随后，张献忠接过士兵递来的火把，扔向帷幕，大火瞬间吞噬了整个襄阳王府。

看着熊熊烈火，张献忠下令斩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王府的所有男女眷属，并将宫女掠为营妓。

为了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时打开府库，拿出十五万两银子赈济饥民。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处死了福王朱常洵。

河南原本物产丰富，但由于连年自然灾害以及明朝七个藩王被封在此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悬殊。许多贫困百姓要么饿死，要么逃亡，还有一些不安分的人开始聚众为盗。

李自成初入河南时，队伍仅有千余人，实力薄弱。然而，由于明朝官府苛捐杂税严重，当地民众不堪重负，纷纷加入起义队伍。短短数月，其部队便扩充至数万人。

农民军接连攻占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击杀明朝宗室万安王及众多地方官员。就在这个关键时期，宋献策和牛金星两位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牛金星曾是举人，因犯法被贬戍边；宋献策则是一个江湖术士。二人很快受到重用。

其中，宋献策提出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让李自成深感鼓舞，认为自己姓李，理应登上帝位。至于小说中广为流传的李岩形象，在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只是后人根据矛盾记载虚构而成。

在河南地区，李自成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他是明神宗第三子，由宠妃郑贵妃所生，曾差点取代明光宗朱常洛成为太子。

围绕他的“三大案”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仅婚礼费用就高达三十万两白银。洛阳的王府修建得极为奢华，花费超出常规十倍之多。

这些巨额财富均来自朝廷赏赐与民间搜刮。福王到封地后，继续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即使崇祯皇帝即位后对他礼遇有加，他依旧我行我素。这位体重达三百斤的王爷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对陕西“流贼”猖獗及河南连年旱灾、蝗灾、人相食等惨状置若罔闻，不仅照收赋税，还拒不赈济灾民。

当年，征兵队伍经过洛阳时，士兵们满腔怒火，纷纷抱怨：“洛阳比皇宫还富裕，神宗却把天下的财富都给了福王，而让我们饿着肚子去打仗，命丧贼手，这太不公平了！”

当时已经退居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前往王府劝说福王，他指出，即便只是为了自己着想，也应该打开府库，拿出一些钱财来援助军饷、救济百姓。然而，福王和他的父亲明神宗一样，极度贪婪，对吕维祺的建议充耳不闻。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军队用大炮（抛石机）攻打洛阳。洛阳城极为坚固，农民军整整攻了一天都没能成功。到了傍晚，城内有数百名明军士兵在城墙上骑马奔走呼喊，与城下的农民军遥相呼应。守城的明军因长期积怨而心生恨意，突然将正在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墙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得知消息后，急忙赶来试图劝解。然而，哗变的士兵大声叫嚷：“贼军就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么样！”随即叛乱士兵动手，杀死了几名守城的明军，还有不少人因慌乱而坠落城墙。

城外的农民军见状，趁乱蜂拥而上攀爬城墙，哗变的明军则主动伸手牵引云梯，使得洛阳城瞬间失守。王胤昌见大势已去，立即掉转马头逃跑，但最终被崇祯帝逮捕，并在市井中凌迟处死。

​福王极其肥胖，与家眷藏身于郊外幽静的迎恩寺，企图保命。他的世子朱由崧动作迅速，从城墙上缒下逃脱，后来被明朝遗臣拥立于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

其他人或许能逃过一劫，但福王却没有这样的好运。不久后，他就被农民军追踪逮捕，并押解回城。途中，正巧遇到被俘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

吕尚书义正词严地劝诫道：“名节重于泰山，王爷切不可自毁！”

随后，吕尚书慷慨赴死，面对敌军的辱骂毫不退缩。

然而，福王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见到李自成时，他立刻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额头青肿一片，苦苦哀求饶命。

李自成见状，忍不住发笑。看着这位体重三百斤的王爷在堂下哭喊求饶，他突发奇想，命令手下将福王绑起来，剥去衣物清洗干净，同时从后院牵来几头鹿宰杀，与福王一同放入巨大的锅中烹煮，号称“福禄宴”，供将士们享用。

之后，李自成的手下洗劫了福王府，数以千计的人用马车装载金银财宝和粮食，连续多日才搬空。洛阳、襄阳相继失守，二王被杀。当时正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得知消息后惊恐万分，最终因畏惧罪责而服毒自尽，年仅五十四岁。

《明史》记载，杨嗣昌最终“不食而死”，另有笔记称其因病重去世，但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实际上，杨嗣昌深知自己失守两藩后已无生路，只能以死谢罪。他虽称得上勤勉，但终究只是个才干有限的小吏，行事过于琐碎，事必躬亲，无论军情大小皆需亲自处理，甚至千里之外的事务也要等待他的批复，从而错失良机。在执掌兵权的几年间，他误杀卢象升，打压孙传庭，排挤洪承畴，加征赋税使百姓苦不堪言，实际上加速了明朝国运的衰亡。

消息传至朝廷，崇祯帝为掩盖自己用人不当的过错，不仅未追究杨嗣昌的责任，还以其“剿贼之功”追赠其为太子太傅。

后来，张献忠攻陷武陵时，将杨嗣昌七世祖的墓地一一掘毁，敲骨扬灰，并命士兵用大刀将杨嗣昌夫妇的遗体肢解成八块，随后用棺木焚烧以泄愤。

张献忠占据襄阳后，侥幸取得一次奇袭胜利，但他担心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前来进攻，于是在大肆劫掠、焚烧之后迅速渡过汉水向东撤退。攻下光州（今河南潢川）后，他又折回湖北攻克随州，随后率部窜至信阳一带。此时，左良玉率军进入河南进行追剿，张献忠乘机袭击郧阳。

然而，罗汝才部并未跟随张献忠行动，而是与李自成联合，改换阵营。失去罗汝才这一强援后，张献忠的军力大幅削弱，不久便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的围攻，惨败而归，几乎全军覆没。

早先，张献忠因为在荥阳大会上与李自成结下梁子，所以不敢前去投靠。他转而前往安徽进行劫掠，并与“革里眼”等部形成联盟。

在攻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选择向河南进发，投奔李自成。而张献忠则计划再次进入湖北。然而，在潜山一役中，他被明朝将领黄得功击败，一时之间只能龟缩不动。

恰逢此时，李自成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的部队逃至池州（今安徽贵池），这给张献忠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迅速率领军队从潜山出发，一路向西推进，接连攻克黄梅、蕲州，并在攻陷蕲水后，残忍地杀害了寄居在此的熊文灿家属数十口人。

张献忠真是冷酷无情。当年他假装投降时曾进入熊文灿的大营，只要熊文灿一声令下，他的性命就难保。如今却恩将仇报，彻底屠戮了昔日主张招抚他的熊文灿全家。

到了崇祯十六年夏天，张献忠成功攻下了重镇武昌，杀死了宗藩楚王朱华奎。这位楚王是个吝啬鬼，王府内藏有数百万乃至千万的金银财宝，却一分也不愿拿出来募兵发饷。

结果，当武昌失守后，张献忠看到楚王府中堆积如山的财富，不禁感慨道：“这个朱老头真是太愚蠢了，这么多钱居然不舍得用来招兵买马，反而放着等人来抢！”于是，他命令手下将几块银锭塞入朱华奎的身上，然后将这位留着大胡子的王爷投入水中溺毙。

在武昌，张献忠将十五岁至二十岁的青壮年男子征召入伍，并把年轻貌美的女子选入军营，随后在城内展开大规模屠杀。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了“大西”政权。然而，由于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控制了汉阳，张献忠意识到自己难以与李自成抗衡，于是不久便率领主力进军湖南，迅速占领全境，并进一步向江西扩展势力

与此同时，在东北方向，明朝遭遇了松锦大战的惨败。清军多次越过长城入侵，肆意劫掠财物、掳掠人口并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但并未真正占领大片土地，每当夏季来临便退回关外。

对此，“皇帝不急太监急”，虽然皇太极和满洲贵族们并不急于南下，但其麾下的汉人降官降将如祖可法、张存仁等人却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清朝长期偏安一隅、仅当个地方割据政权毫无前途，必须进军中原推翻明朝才能成为正统王朝，如此一来，他们也能成为新朝代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投降清朝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向皇太极提出了攻明的“三策”：

上策为直捣北京，占据河北；

中策是夺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联系；

下策则是在广宁驻扎军队，逐步蚕食宁锦地区。当时，随着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被清军击败，整个漠南蒙古尽归清朝所有，这让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经过深思熟虑，皇太极最终决定采纳张存仁的下策——先夺取宁锦地区。

北京传来消息，崇祯皇帝得知皇太极再次有所行动，立刻命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火速出关，前往锦州驻防。在此之前，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农民军作战。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加之陕西巡抚孙传庭的配合，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几乎将李自成等农民军赶尽杀绝。

然而，由于受到杨嗣昌的排挤，洪承畴在崇祯十二年被调任蓟辽总督，从此他的对手从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因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明军在这场战争中遭遇惨败，约六万士兵阵亡，仅有三万残兵退回关内。

值得注意的是，大战之后，清军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大规模搜捕和屠杀，但明军残部大多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几乎没有投降者。

据当时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

“汉人面对死亡毫无畏惧，鲜有人乞求和平。（他们）簇拥着自己的将领，站在海水中，用身体为将领遮挡箭矢，始终保持礼敬，直至牺牲……汉兵（明兵）起初气势极盛，战术亦颇为奇特，却因粮草短缺而分兵护送，最终导致这场失败，士气受挫，形势危急。”

随后，清军在围攻杏山的同时，将松山围得水泄不通。

洪承畴坚守数月，直到次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粮食耗尽。同年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投降清军，并突然率兵活捉了洪承畴等人，随后开城献降。

当时，皇太极已经返回沈阳。在得知胜利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将洪承畴押送至沈阳，而其余的明朝将领，如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中的守城官校和士兵，共计约一万二千余人，全部被就地正法。随后，松山城也被夷为平地。

松山之战中阵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境历经百战的精锐之师，堪称最强大的军队，却在这场战役中全军覆没。

洪承畴在初被俘时，确实表现出不屈的态度，大声斥骂，并希望速死。因此，明朝朝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英勇殉国。然而，到了沈阳之后，不知何故，这位崇祯皇帝极为信赖的大臣却改变了态度，决定投降。他剃发易服，在殿外跪拜皇太极，不停地磕头请罪。之后，他被编入镶黄旗汉军。

然而，在皇太极在位期间，洪承畴并未受到重用，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清史稿》中提到，皇太极曾亲自进入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的貂裘披在他身上，并耐心劝降，这一情节实则是虚构的，来源于昭梿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被《清史稿》的作者抄袭。

至于传言皇太极派庄妃以色相诱惑洪承畴之事，纯属《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无稽之谈，并无任何历史依据。

在皇太极在世期间，洪承畴连一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不用说为清朝皇帝出谋划策了。他的重要性是在后来多尔衮信任并重用他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

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大败明军十几万精锐，按现代人的思维，他应该乘胜追击，直取中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清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皇太极仍然选择主动寻求与明朝议和。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后金（清）一方始终是明清双方更积极倡导议和的一方。早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这位建州女真的首领就希望通过与明朝修好，获得经济上的实惠。只要明朝愿意给予足够的利益，停战议和绝非不可能。

皇太极继位后，也延续了这一思路。松锦大捷后，明朝派使臣前来议和，皇太极在写给朝鲜国王的信中表达了真实想法："如今我方疆域已足够广阔，藩属国也不少。既然明朝提出议和，朕也愿意促成此事，让双方共享太平。但有些王公贝勒认为明朝气数已尽，建议趁机攻取北京。然而朕考虑到连年征战必然导致生灵涂炭，实在于心不忍。即使上天眷顾能一统天下，但世间哪有长生不死之人？子孙后代又怎能永远守住江山？当年大金朝也曾一统北方，如今又在哪里呢？"

清军入关后，后世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描绘出许多"问鼎中原"的雄才大略，但实际上大多属于事后之论。从皇太极的书信来看，他对一统天下的兴趣并不如后人想象中那么强烈，反而更倾向于通过议和来维持现状，避免无谓的战争伤亡。

1642年，刚刚消灭明朝十余万精兵的皇太极，并没有意图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对于他而言，占据沈阳与辽东之地已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足以建立国家。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恰恰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他认为，如果进入中原，女真人的历史和传统必然会逐渐消亡。

从历史发展来看，清朝后来入主中原，确实吸取了金、辽灭亡的教训，在汉化的同时努力保持自身“传统”，但这仅仅是为了延长国运而已。实际上，原本女真（满族）崇尚的弓马文化以及语言文字，大多已成为历史遗迹。

从明朝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自认为“天朝上国”的王朝，其自大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朱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异族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的核心原则。长期以来，朝廷和民间的大儒、正人君子都极力反对与“蛮夷”讲和，因为这会让他们联想到靖康之耻，以及南宋求和的屈辱历史。

即使像袁崇焕那样出于权谋而假装与后金议和，最终也被视为“和款误国”的罪状之一。因此，在明朝上下，“议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谁提到“和议”，谁就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松辽之战的失败，使得明王朝的内忧外患愈发严峻。这一年的年初，洛阳、襄阳相继失守于农民军之手，福王与襄王遇害，辅臣杨嗣昌自杀，而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也战死沙场。到了年底，开封被农民军围困，中原大地一片混乱，局势如同滚水般沸腾不已。这一切都让崇祯帝日夜焦虑，心急如焚。

然而，崇祯帝作为一国之君，自尊心和虚荣心极强，极其看重自己的面子。他深知“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只有平定国内的“流寇”之乱，才能腾出手来应对清廷的威胁。于是，趁着军事接连失利之际，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向朝廷表达了议和之意，并通过大学士谢升将此事告知皇帝。

崇祯帝对此大为松一口气，因为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议议和，自己既可以推卸责任，无论和谈成功与否，都能找到退路。因此，他立即批准由陈新甲负责安排议和事宜，并派遣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前往关外与皇太极进行谈判。

这是明朝官方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派出的议和使团。即便如此，明廷在外交上依旧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在敕书中坚持自称“天朝”，并将清廷视为“属夷”。

然而，皇太极对这样的态度显然不满，要求明使返回京城更换更为平等的敕书。在此期间，由于拖延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等重要城池陆续落入清军之手，明廷在谈判桌上逐渐陷入被动局面。

等到马绍愉一行人终于抵达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农历五月十四日。此时，洪承畴与祖大寿已成为清军的“阶下囚”，同样身处沈阳，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面对明朝主动提出的议和请求，皇太极以及众多满洲贵族表现出认同与重视的态度。然而，强烈反对这一提议的却是汉人降官，如张存仁、祖可法等人。他们坚信明朝的议和只是缓兵之计，并极力劝阻皇太极不要轻易接受。

这些汉人降臣主张即使议和成功，也应仿效金国当年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夺取明朝的土地，勒索大量金银财富，削弱明朝实力，最终实现灭亡明朝的目标。由此可见，这些降臣的阴险程度甚至超越了他们的满洲主子。

然而，皇太极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决心坚守东北地区，即使甘愿成为明朝的属国也在所不惜。他提出只要明朝每年“馈赠”万两黄金及百万两白银，清国便愿意接受这一条件。

作为回报，清国将每年向明朝进贡千张貂皮和千斤人参。在国界划分上，皇太极希望以塔山为清国边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的土岭为明朝边界，并在连山设立互市集散地。

从上述条件来看，皇太极的要求并不算苛刻。明朝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笔费用，实际上这与之前明朝赏赐给蒙古各边部的金额相当。如今清朝已经征服了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将这笔开支转为对清朝的资助，从而达成议和目的。

为了表达诚意，在明朝使者马绍愉离关时，清廷官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宴饮十分融洽。

马绍愉抵达宁远后，立刻将与清朝议和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写成密报呈送给身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看完密报后陷入深思，他把密报放在桌案上，自己则进入书房撰写条陈以应对可能的局面。然而，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这封密报是需要公开发布的“塘报”，便迅速将其送出，供人传抄散发。

消息一经传出，朝野哗然，群情激愤，言官们纷纷上书指责陈新甲“卖国”。

邸报与塘报都是官方主办的信息渠道，类似于今天的“大内参”和“小内参”。邸报主要汇总朝廷政情，记录皇帝旨意及大臣奏议；而塘报则侧重于地方军政大事，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各衙门间传递，并分发至各地官署。

崇祯帝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是陈新甲故意泄露了议和的秘密。经过一段时间的隐忍，他最终顺应舆论，严厉斥责陈新甲。

如果陈新甲能够审时度势，主动承担责任，明确表示所有过错皆由自己承担，与皇帝无关，那么他的性命应当无忧。他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告老还乡，过上安逸的生活。尽管官职难保，但他若选择低头认错，或许还能全身而退。

然而，陈新甲却十分较真。他认为自己执行的是皇帝亲自下达的旨意，因此坚决不承认“卖国”的罪名。在心中郁结难平之下，他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书，极力为自己辩解，强调自己的功劳，并引用崇祯帝敕谕中的内容作为依据，试图紧紧抓住皇帝这棵救命稻草。

崇祯帝最爱面子，最终忍无可忍，亲自下达谕旨，将陈新甲任职期间四座边城失守、两位藩王遇害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遭清兵践踏的“罪责”全推到陈新甲身上。最终判决只有一个字：斩！随着陈新甲被处死，明与清之间的和议自然也就此中断。

明朝错失了唯一一次集中力量应对内忧的历史契机。历史的偶然性在此刻再次展现出其狰狞的一面。

假如陈新甲的家僮那天懒一些，或者因拉肚子未能将那份密报当作“塘报”抄送出去，那么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种走向。然而，历史机遇屡次被错过，明朝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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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