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青|《新湖南报》组织“李四喜思想”讨论研究

摘要：《新湖南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委的机关报。1951年7月至1952年1月，《新湖南报》开辟专栏，发起了一场“李四喜思想”讨论。通过讨论帮助克服了当时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乡村干部中存在的思想懈怠问题，调动了广大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达到了开展宣传教育和思想引导

《新湖南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委的机关报。1951年7月至1952年1月，《新湖南报》开辟专栏，发起了一场“李四喜思想”讨论。通过讨论帮助克服了当时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乡村干部中存在的思想懈怠问题，调动了广大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达到了开展宣传教育和思想引导的目的。这场讨论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带动全国其他地区开展类似讨论，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湖南报》开展的“李四喜思想”讨论，是中共宣传工作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对《新湖南报》“李四喜思想”讨论，学术界关注不多，已有成果主要从中共如何开展农民教育以及取得的成功经验的视角来研究。本文从中共如何开展宣传思想工作这一视角，来审视《新湖南报》如何发起并开展这场讨论，最终达到促使广大乡村干部克服“李四喜思想”的预期目标。

一、《新湖南报》发起 “李四喜思想”讨论

李四喜是《新湖南报》虚构出来的人物，其原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朱中立。朱中立是个贫苦农民，解放前给地主做过12年雇工。直到湖南解放，朱中立才得以翻身、分田、娶妻、生子，可谓四喜临门。但在此时，朱中立表现出不愿继续做革命工作，只想埋头生产，追求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个案，类似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大量存在。这种情况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效能。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加强对乡村干部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引导。

（一）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背景

《新湖南报》为什么要主动发起这场讨论呢？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后，广大乡村干部心态变化有着很大关系。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这是在新解放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积极参与土地改革的一些乡村干部对党的工作不再积极，而是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新湖南报》编辑部的同志在本省调研中发现：“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有部分农会组织趋于涣散；乡村干部情绪松弛，许多人‘请长假’回家，有的甚至私自将工作交给别人就回家了；不少民兵则把武器交给农会，说‘地主垮了，没有事啦！’足证农民的麻痹思想是相当严重的。因而地主及其狗腿子就趁机篡夺乡村政权。今年四月底，汉寿县五区曾发生不法地主武装暴乱的事件。五月间，潜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相当猖狂，造谣、放毒、纵火，无恶不作。”可见，如果广大乡村干部都撂挑子不干，中共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就会受到严重削弱，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根基就不牢固。

基于出现的此类问题，结合宣传思想工作领域存在的缺点和不足，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出，要着重讨论和解决“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等问题。刘少奇在会议讲话中强调：“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宣传工作也就是思想工作。”这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共对通过宣传工作进行思想引导，特别是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高度重视，并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思想工作渠道中，报纸是加强对乡村干部宣传教育和思想引导的重要阵地。“报纸宣传的思想性的主要要求之一，是报纸应该善于根据群众的实际思想情况进行宣传，在宣传中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以便领导群众前进。”《新湖南报》在创办初期就非常重视追踪群众的思想动向并加强引导，这是后来“李四喜思想”讨论能够在《新湖南报》发起的重要原因。《新湖南报》创刊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回忆：“《新湖南报》创刊之初，就十分注意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各个时期中心工作（例如征粮、剿匪、生产、救灾）中的政策，经常注意群众思想动向，有针对性地发表言论。”“有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 ,是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可见，土地改革后乡村干部出现的思想懈怠，中共中央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新湖南报》对中共中央指示的积极响应，共同构成了《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背景。

（二）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契机

1950年，土地改革在湖南铺开。《新湖南报》是当时湖南省委的机关报，朱九思是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雨林是编委会委员、农村组组长。据张雨林回忆，1950年12月，朱九思对他说：“毛主席曾说过，报纸编辑部人员应该参加一段实际工作；现在报社已和湘潭地委、长沙县委商定，派你去长沙县金井区参加土地改革，并兼任这个区的区委副书记。”之后，张雨林在长沙县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和农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但他同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一旦要这些乡村干部和农民做一些政府的工作，“不少人却面有难色。通知他们开会，一些该到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却不来，有些重要的会，非传齐到会的人不可，我只得登门去请”。“农裕乡乡长，是个很好的乡干部，却几次提出辞职想不干了。动员参军的工作，我在区上先后组织过两次。土改快结束时的那一次，动员工作没费什么劲，就完成了任务。”“可是，土改以后再次动员入伍时，却费了很大的劲，作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好容易才勉强完成任务。”

土地改革前后，乡村干部身上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张雨林的注意，使其“较为深入地摸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时任农裕乡副乡长朱中立的情况，对他寻找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朱中立依靠给地主家作长工为生，生活艰苦，并且经常遭到地主的辱骂。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 ,办事公道，不贪便宜，得到群众认可。在土地改革结束建设乡政权时，朱中立当选为副乡长，又被吸收入团，当选为团支部书记。朱中立的生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不再遭受地主剥削，政治上翻了身，还担任了人民政府的乡级干部。但对这一工作，朱中立却表现不那么积极。任职后，“他干了不多日子，就提出辞职。在耕庆乡工作的区干部上门去找他谈话，人家从前门进去，他从后门溜走。有一次，区干部终于找着他了，劝他好好工作。他竟急得哭了起来，说：解放后，我讨了堂客，生了崽，现在又分了田，入了团，心满意足了，还要工作什么呢？大家都分了田，还有什么工作可干呢？”朱中立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却出现了松气退坡思想，不再积极工作。这种变化使张雨林认识到，必须对农民，尤其是农民出身的干部进行教育，让他们看到革命的远大前途和新的光荣任务，明白自身所担负的责任。至于怎样开展这种教育，张雨林当时并没有成熟的想法。

1951年6月，张雨林回报社汇报了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情况，并突出地介绍了乡村干部松气退坡的现象和朱中立这个例子。听完汇报，朱九思立即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当场决定将这个问题在报纸上提出来开展一次思想讨论，到会的编委一致赞成，并“选取了朱中立‘四喜临门’（结婚、生孩子、分田、入团）以后不干工作的意思，取了一个假名‘李四喜’，而以朱中立土改后松气退坡的事例挂在‘李四喜’名下，把讨论开展起来”。

以上可以看出《新湖南报》在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时的一些考虑。“李四喜”是一个在现实中有原型的虚构人物。这个虚构人物的出现为干部群众树立了靶子，便于干部群众感受到土地改革完成前后一些乡村干部思想上发生的鲜明变化，同时也更容易把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乡村干部当中出现的思想懈怠、松气退坡现象进行集中展现，便于讨论的深入开展。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以《分了田不干革命是不对的——读者章正发同志的来信》一文抛出话题：“我认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对的。不知你认为怎样，请告诉我。”以这篇文章的刊发为标志，“李四喜思想”讨论在《新湖南报》开始了。

二、《新湖南报》开展 “李四喜思想”讨论的主要方式

《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目的是批判、克服这种思想。讨论中，参与进来的读者来源广泛，对“李四喜思想”的看法也各种各样，不尽相同。如何在讨论发起后牢牢把控讨论方向，达到预期目的，这比单单发起讨论更加困难。《新湖南报》在组织讨论时采用多种方式对讨论内容和方向进行引导，达到了批判错误思想、树立正确观念的预期目标。

（一）以阶段性总结为讨论指明方向

“李四喜思想”讨论展开后，《新湖南报》收到了大量来稿，仅在讨论开始后的第一个月就收到来稿来信1149件。不过，从刊登出来的来稿来信内容可以发现，读者对“李四喜思想”的看法并不一致。《新湖南报》如果对读者的来稿来信全部照原样刊登，不加引导，难免会在读者当中引起思想混乱，达不到教育群众的目的。为了对讨论方向加以引导，讨论开始后，《新湖南报》在1951年8月19日、9月20日、1952年1月8日，各发表了一篇总结性文章。其中，前两篇文章分别对前一阶段“李四喜思想”讨论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的讨论进行引导；第三篇文章对“李四喜思想”讨论全过程作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未来工作的着力点。

“李四喜思想”讨论开始一个月后，1951年8月19日《新湖南报》刊发了《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展开讨论后一个月的情况报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大背景、已有来稿来信作者的大致范围以及讨论的不足之处等情况：“开始农民和乡村干部来稿少……大致在开始讨论后的下半个月，农民和区乡干部来稿渐渐加多了，他们大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和本地情况谈自己的意见，许多乡村的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动召开会来讨论。”“目前的情况是，区以上的负责同志来稿极少，同时更深地分析和批判李四喜思想的稿子也不多，这是不够的地方。”文章接着介绍了来稿来信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开展讨论已经取得的效果，最后提出要解决“李四喜思想”，“光靠本报讨论还是不够，需要本省各级党委和地方报纸重视这个问题，以便有组织有领导的把李四喜思想讨论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这就号召整个湖南省各级党委和党报都来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促进了讨论的广泛开展。

就在上述总结刊发前后，1951年8月13日至23日，湖南省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对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作出进一步部署。“由于在全省第一次宣传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问题，中共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强调指出批判与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重要性；会后，王首道同志又写了《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的论文；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杂志、长江日报又都发表和广播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的文章……引起各地对这一讨论的重视。”之后，湖南省各区县普遍开展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浏阳县、长宁县、长沙县、衡阳第二区、武冈县、湘潭县、常德地区等地领导干部先后在《新湖南报》刊发文章，介绍本地区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情况。

这样的讨论继续了一个月之后，1951年9月20日，《新湖南报》刊发了《各地领导机关逐渐重视和推动了“李四喜思想”讨论——“李四喜思想”讨论第二个月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第二个月，全省更加普遍地展开了讨论。一部分乡村干部的松气思想已得到初步纠正。‘反对李四喜思想’的口号也在广大农村中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有些地方的乡村干部听到别人喊自己作李四喜就不高兴，认为有李四喜思想是不光荣的事情。”这说明发起讨论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但“目前问题是如何使李四喜思想讨论继续深入一步。各地领导上虽然已经开始重视并做了布置和号召，但具体的领导和组织还是不够”。“再者，目前在少数领导同志和干部中，对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因此，这份报告指出：“应该结合工作学习，继续深入开展讨论教育”，“根据已有的经验，组织乡村干部学习党史，是使讨论提高一步的很好的办法”。这就为“李四喜思想”讨论的进一步深化指明了方向。

《新湖南报》通过刊发月度总结，对“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加以引导，特别是8月25日王首道的文章刊发以后，湖南省委对“李四喜思想”的批判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于是，“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有序开展起来。在9月20日之后到《新湖南报》宣布讨论结束这一段时间，《新湖南报》刊发的“李四喜思想”讨论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介绍各地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意见建议；一类是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典型现身说法的文章。这一时期读者来信来稿依然很多，但对“李四喜思想”的态度很鲜明，都是持批判态度。这就说明《新湖南报》之前配发的总结性文章在“李四喜思想”讨论中确实发挥了引导作用。在之前的基础上，1951年10、11、12月，这几个月的讨论一直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因此《新湖南报》没有刊发阶段性总结报道。

1952年1月8日，《新湖南报》刊发了《加强思想教育，解决实际困难把乡村干部提高一步——五个月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回顾与今后意见》。文章认为，这场讨论促使很多乡村干部初步克服了“李四喜思想”，同时对湖南省各地领导机关和干部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讨论不够深入，存在形式主义偏向；在讨论中存在单纯批评思想，没有解决乡村干部的实际困难。文章最后提出了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办法，即“必须将进行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并提出三条具体措施，即“结合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继续深入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乡村干部解决生产上的实际困难”，“改善领导作风”。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四喜思想”讨论在《新湖南报》的结束。

综观“李四喜思想”讨论整个过程，《新湖南报》通过不断刊发阶段性总结文章，对前一个时期的讨论进行总结，指出已经取得的成效、下一步需要注意的问题，牢牢把控讨论的大方向，引导讨论不断深入，真正促使这场讨论发挥了教育广大乡村干部的作用。

（二）通过让不同观点进行碰撞把讨论引向深入

《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其目的是对“李四喜思想”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引领群众思想的目的。从《新湖南报》刊登的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来稿来信可以看出，群众对“李四喜思想”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人就认为“李四喜思想”没有什么错误。对这种看法上的分歧怎么处理？《新湖南报》采取的做法是有选择、有导向地将不同观点的文章予以刊登，让不同的观点形成碰撞，在读者当中形成充分讨论，最后让群众对正确观点形成共识。

讨论开始后，来信一般对“李四喜思想”持批评态度。但长沙一位读者和湘阴一位读者的来信则表达了不同看法。前者来信表示，李四喜同志干革命工作固然是好的，回家生产粮食也是好的，多产粮食可以支援国家建设，“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现在让李四喜同志回去生产，轮流别人来做一做，不让一个人吃亏，也是很公平合理的”。后者在来信中认为：“现在的工作干部，工作确实繁重，津贴又少。”“我的意见，乡村干部不干工作，不能怪他们自己，政府应该改善他们的待遇，他们才干得有劲。”这两封来信所表达的观点，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但如果对这类来信不予刊登，不过是暂时掩盖矛盾；如果把这类来信直接刊登出来，却不加引导，则会导致一些人误认为李四喜的做法是合理的，产生不好的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新湖南报》在刊登一些认可“李四喜思想”读者来信的同时，又刊登了一系列与之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让群众在不同观点碰撞中对上述问题进行充分思考与讨论。7月29日、8月8日，《新湖南报》刊发了3篇文章，均明确不赞同前述两封来信的观点。7月29日的文章是报社编辑部对 24名读者来信内容的汇总梳理归纳。文章指出，这些读者“都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具体观点如下：第一，“参加革命工作，为群众服务，这是非常光荣的。革命的利益里面就包括着个人的利益，只有整个阶级解放了，个人才能真正解放”。第二，“乡村干部应不应该轮流当呢？许多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革命干部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轮流当干部，坏分子就有可能混到干部队伍里来。并且，土地改革后的乡村干部，经过了考验和锻炼，有了相当的工作能力。新手对工作不熟悉，能力不足，革命工作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总之，轮流当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8月8日刊登的两封来信《学习最可爱的人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省工业劳模钟炳财从病床上写信来参加讨论》《“轮流干”是平均主义的错误想法》，也都对前述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在两种观点的碰撞中，《新湖南报》并没有站到前台对上述某一观点进行批判，而是把读者的反对观点呈现出来，并且充分展示了他们反对的理由。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读者自然明白哪种观点是错误的，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样《新湖南报》引导群众思想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湘阴那位来信读者后来表示：“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同情李四喜，我认为主要是现在的工作干部工作繁重，津贴太少，政府应该改善对他们的待遇。现在这种想法仔细想起来是错的。”

此外，《新湖南报》在讨论中刊发的另外一组观点相反的文章，是关于单纯靠压任务是否可以解决干部的思想松懈问题。8月13日，《新湖南报》刊发了一位读者的文章。文中提出：“乡村干部不愿干工作，的确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平常领导上把工作压得不紧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位读者认为，如果上级领导及时布置工作，一个任务压一个任务，这种松懈现象就可以避免。这种看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新湖南报》同样采取连续刊登多篇与之观点截然不同文章的做法，让广大读者继续对这个问题开展讨论。

8月20日刊登的3篇文章，《反对单纯压任务不做思想工作的办法》《单纯压任务，不能防止松懈情绪》《单纯压任务，是强迫命令的作法》都明确不赞同上述意见。8月22日的文章《不要从表面上看问题》，也明确提出不同意“用压任务消除松气思想的意见。因为那是只从表面压事情，而不从本质上去解决问题”。这几篇观点鲜明的文章都明确讲单纯压任务而不做思想工作不能解决“李四喜思想”现象，并且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两种观点的碰撞中，不仅让读者明白了单纯压任务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表象，没有看到问题实质，还把讨论进一步引向了深入，提出从思想层面对乡村干部进行教育才是解决“李四喜思想”的治本之策。

（三）以具有“李四喜思想”的典型人物现身说法增加讨论的说服力

现身说法是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做法。《新湖南报》在讨论的过程中刊发了一些具有“李四喜思想”的人现身说法的文章。这些文章使读者感到具有“李四喜思想”的人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有了“李四喜思想”不可怕，只要努力克服，依然是好同志，依然会得到组织认可。

《新湖南报》在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过程中，连续刊登了李四喜原型朱中立的来稿。一篇是 8月4日刊发的《从李四喜想到我自己》。文章一开头就说：“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就想起我自己来。我从前也有过像李四喜思想这样的思想。我是穷苦人出身，从小就帮地主做长工，一直做了十二年”，但土地改革完成后却认为“分了田，屋也有，山也有，堂客、伢子都有，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搞什么工作呢？”从而在政治上越来越消极，不愿意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文章提到，通过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我”认识到“过去那样不搞革命工作是错误的，我就决心再来搞革命工作”。文章最后说：“李四喜松气是不对的，我走了弯路，我写下这些话，给李四喜同志参考，希望他迅速改正，做个优秀的青年团员。”这是朱中立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个时候广大读者并不知道朱中立就是李四喜的原型。

1951年8月17日，《新湖南报》刊发了朱中立另外一篇文章《结合讨论，学习党史，我认清了革命的远大前途》。朱中立在文中再次现身说法，认为自己的思想得以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缘故。9月25日，《新湖南报》刊发了一篇《朱中立报告克服李四喜思想经过》的报道，主角还是朱中立。起因是长沙十五区获益乡召开的一个农民代表会，着重讨论了如何克服李四喜思想。讨论中间，朱中立作了一个典型报告，讲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记者把朱中立的发言记录了下来并发表。9月26日，《新湖南报》刊发了《朱中立学习党史的笔记》，刊发的目的在编者按中说得很明确：“希望所有区乡干部学习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从而实现自己思想上的转变。朱中立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作为代表参加湖南省团省委的第一届代表会。在会上，朱中立作了典型发言，讲述了自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过程。11月2日，《新湖南报》刊发了朱中立参加全省青年团代表会议和参观工厂后的感想。

1952年1月7日，是《新湖南报》组织的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结束的前一天，《新湖南报》以题为《过去是“李四喜”，现在是好干部——长沙县十五区区干部朱中立克服“李四喜思想”的经过》的报道，挑明了朱中立与“李四喜”的关系。这篇报道的作者刘焕是《新湖南报》派到长沙县十五区任职的干部，帮助朱中立学党史、学文化，提高觉悟，在朱中立思想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了朱中立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篇报道的编者按揭开了“李四喜”的真实身份：“这里特别要向大家交代的是，本报提出的‘李四喜思想’，实际上是以朱中立同志过去的‘退坡’思想为典型的。”以前没有点朱中立的名字，是“由于我们考虑到他还是一个刚刚翻身的农民，参加工作不久，因而改换了一个名字‘李四喜’，在报纸上提出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新湖南报》通过6篇文稿，展现了朱中立由一个存在“李四喜思想”的乡村干部，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最终成为党的好干部这样一个过程，并在最后点明了朱中立和“李四喜”关系。除了朱中立之外，《新湖南报》还刊发了很多其他人现身说法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文章。这样就让读者觉得有了“李四喜思想”没什么可怕，只要努力克服，依然可以成为党的好干部。

三、《新湖南报》开展 “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成效

“李四喜思想”讨论不仅在湖南省范围内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而且引起中央层面的重视，被《人民日报》重点报道，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在湖南省内产生的效果

1952年1月8日，《新湖南报》刊载了“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最后一篇文章，对讨论的成效进行了描述：“这一次讨论的规模是广泛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使广大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生动的自我教育，同时也使各地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进一步重视对乡村干部与广大农民的教育。由于‘李四喜问题’是当前农村中严重和突出的问题，自本报提出讨论后，就迅速地得到各方面响应。除本报外，大众报、湖南青年报及各专区的建设报、湘中报、滨湖报、资江农民报、岳南人民报、衡阳新闻、郴州群众报等都先后开专栏进行了这一问题的讨论。本省绝大部分地区都展开了讨论，许多地方在秋征中，通过干部会、代表会等自上而下地进行了比较有系统的、有领导的讨论。临湘、湘阴、桃江、邵阳、衡山、澧县、沅陵等县在开办乡村干部训练班、民兵训练班、农村青年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时，都将批判‘李四喜思想’作为政治课程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为止，本报前后收到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来稿和来信共两千三百余件。”经过这次讨论，很多乡村干部已初步克服了“李四喜思想”。除了朱中立这个典型外，“还有很多乡村干部也在不同程度上扭转了麻痹松气的思想，表示要继续干下去。此外，一部分乡村干部的‘李四喜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克服，但在思想上也已大大地惊动了一下，知道‘李四喜思想’是不对的。一部分原来工作就很积极的乡村干部在参加讨论以后，思想觉悟更加提高了，工作劲头更加大了。经过这次讨论，‘李四喜思想’在广大群众中开始孤立起来”。这段描述整体上反映了当时湖南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效果。经过这场讨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普遍认识到“李四喜思想”是不正确的，教育引导干部与群众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二）中共中央对讨论的重视及在其他省份产生的影响

《新湖南报》发起的“李四喜思想”讨论，不仅在湖南省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还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其他省份也发起了类似的讨论，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一个多月后，就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1951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读者讨论是加强报纸思想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指出，最近许多报纸组织开展关于各种思想问题的讨论，列举的例子中就有《新湖南报》“李四喜思想”讨论。很快，中央层面也关注到了这场讨论。1951年 9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新湖南报〉批判李四喜思想的通报》，印发的对象是“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区、市委”。通报指出：“《新湖南报》在七、八月间，以乡村干部李四喜为典型，展开了对土地改革完成后一部分农村党员和干部中的松气退坡现象的批判收效很大。”“《新湖南报》的这个经验值得重视和推广。各地党委都应该注意在党报上有准备地提出党内外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并有领导地开展讨论；这是加强思想领导、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央通报对“李四喜思想”讨论进行了高度肯定，并认为《新湖南报》的经验值得广泛推广，希望各地都要根据群众当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开展广泛讨论，尤其是要有领导地开展讨论。

之后，《人民日报》对“李四喜思想”讨论更加关注。195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王首道 8月25日在《新湖南报》发表的文章《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9月26日，刊发文章《介绍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10月 29日，刊发《中共湖南省各级党委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11月20日，刊发《新湖南报》编辑部文章《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过》，向读者介绍了《新湖南报》编辑部是如何发动和领导“李四喜思想”讨论的。《人民日报》对《新湖南报》发起的“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关注和报道，对推广《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成功办法和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7月9日，《人民日报》以《农民朱中立加入了共产党》为标题，再次对朱中立由过去的“李四喜”转变为党的好干部，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进行了报道。在介绍其个人积极转变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新湖南报》“李四喜思想”讨论的肯定。

在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下，“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开展起来。在中南地区的其他省份，“针对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麻痹松懈思想，中南区各地人民政府和中共党委注意了思想教育工作”，“河南日报、江西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农民报也曾相继以雷玉、王水盛、王承英、李太明等作为典型，展开思想批判。这些教育工作都得到显著效果”。在全国其他地区，江苏常熟县古苏区召开了乡、村干部扩大会议，发动大家检查自己的“李四喜思想”。“大家在揭发批判了自己的‘李四喜思想’后，纷纷表示一定要革命到底。”黑龙江铁骊县委机关党员受到讨论的启发，开始检查“李四喜思想”，“经过对这种落后的思想分析、批判，大家认识到：平常不好好学习”，导致落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因此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退休思想”。受“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启发，《天津日报》在工人群体中开展了“王秀珍思想”的讨论。可见，“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已经超出湖南一地以及乡村干部、农民群体，扩大到全国范围以及其他群体当中了。195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在介绍《天津日报》关于“王秀珍思想”讨论的时候，还强调：“过去新湖南报关于农民‘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以及最近天津日报关于工人‘王秀珍思想’的讨论，就是用民主的方法亦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农民和工人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的两个典型例子”。

四、结语

《新湖南报》发起的“李四喜思想”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通过宣传工作教育乡村干部，引导思想动向的成功案例。成功的原因何在？首先，在于选取的问题是真问题。“李四喜思想”取材于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的真实案例。把这样具有真实性、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对其中的错误进行批判，有利于解决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其次，在于对讨论的精心组织。提出很好的问题后，能不能把讨论顺利开展下去，有赖于讨论的发起者能不能进行有效的组织。《新湖南报》在讨论的过程中，利用阶段性总结报道引导方向，让冲突的观点直接碰撞深化认识，让“李四喜思想”的原型朱中立等典型人物现身说法增强说服力，对这场讨论进行了严密组织，使讨论能够顺利发起并引起广泛响应。特别是中央层面的重视和中央媒体的推广、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四喜思想”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乡村干部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央已经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新湖南报》开展的讨论对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探索，因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扩大了这一讨论在全国的影响。

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需要我们党采取恰当的方式对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动向进行掌握和引导。《新湖南报》成功发起并组织“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宣传思想、舆论引导工作，克服不良思想倾向的影响，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