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春上，我骑车经过柳树湾村委会，看见一个干瘦老头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晒太阳，膝盖上搁着个搪瓷碗，里面泡着两片枸杞。他穿一件洗到褪色的蓝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瘦得像枯树枝似的小腿露在外面。我停下车，问他村长在不在。

那年春上，我骑车经过柳树湾村委会，看见一个干瘦老头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晒太阳，膝盖上搁着个搪瓷碗，里面泡着两片枸杞。他穿一件洗到褪色的蓝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瘦得像枯树枝似的小腿露在外面。我停下车，问他村长在不在。

“不在。”老人头也不抬，语气里带着防备，眼皮也不抬一下。

“那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

当时我没搭理这老头，光觉得他是个怪人，也没太在意。后来才知道，这位就是柳树湾村里出了名的五保户老刘，正式名字叫刘德旺，今年七十二岁，没儿没女的光棍一条，在村委会的后房住了有八年了。

村里人都叫他”倔老刘”，也有人叫他”傻老刘”，但我跟他熟了后发现，他既不倔也不傻，就是活得太明白了。

老刘以前不住村委会。他有自己的土屋，就在村口拐弯处，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前后不过三十多平，房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院门是用几根木棍钉的。

我打听了才知道，那块地在老刘家传了三代。他爷爷当年给地主家做长工，攒了十年工钱才买下来的。院子虽小，但地段不错，村口过路人多，老刘原先在那摆个小摊卖些自己种的蔬菜，日子虽然紧巴，但也能对付。

“那会过得挺好，自己有个窝嘛。”老刘跟我闲聊时说，“冬天晒得到太阳，夏天乘得到凉，自己种几棵葱蒜，养几只鸡，不求人。”

说到这，老刘总会咳嗽两声，然后沉默下来，好像被什么卡住了嗓子。

后来还是村里老支书周大爷告诉我的。十年前，村里要修路，老刘的房子正好挡在路中间。当时村委会找老刘谈，说要征用他的地，给他补偿款和安置房。

“当时给了多少钱？”我问周大爷。

周大爷摇摇头：“两万块，再加上村委会后面一间十几平的小房。老刘不干，说祖宗传下来的地，咋能说卖就卖。”

“那后来呢？”

“后来啊…”周大爷捻着烟袋锅子，“村长让几个后生去把老刘的房子给拆了。”

“强拆？”

“那会还没这么多规矩，就是…”周大爷没往下说，只是挥挥手，像是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

老刘不识字，合同上的手印还是被硬按上去的。两万块钱被塞进他怀里，人被”请”进了村委会后面的小杂物间里。原本说好的十几平米安置房，不知怎的就变成了六七平米的小房间，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

“老刘闹了一阵，后来也就不说了。”周大爷吸了口烟，“人老了，没劲了。”

老刘第一次跟我说话，是因为一只猫。

那天我去村委会送材料，见老刘蹲在屋后墙根，正用筷子夹着点什么往墙角喂。我凑过去一看，是只瘦得肋骨都凸出来的花猫，正舔着一小块咸鱼头。

“您这是…”

“它自己来的，”老刘头也不抬，“三天了，叫得可怜。”

“这猫有主人吗？”

“谁知道，”老刘说，“可能是嫌它老了不能抓老鼠，不要了吧。”

那天下午，我从村委会出来，顺手把带的肉包子掰了一半，放在老刘门口。第二天再去，包子没了，老刘坐在石阶上，看见我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跟老刘混熟了。

他的小房间我去过一次，确实窄得可怜。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子，墙角一个装满杂物的纸箱子，顶上挂着一只灯泡，没灯罩。房间里有股霉味，墙上的白灰早就剥落了，露出里面的土坯。

“不嫌弃就坐会。”老刘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板凳，擦了擦上面的灰。

老刘爱喝茶，但从来不用茶叶，就是开水里泡两片枸杞，说是养生。他有一个宝贝，是个老式收音机，每天下午四点准时打开收听新闻联播。

“你不看电视啊？”我问。

“看啥电视，”老刘说，“我那会还没通电呢，就听这个。”

老刘的房里有个奇怪的东西，是面老墙镜，挂在床头，镜框是暗红色的木头，有些开裂了。镜子不大，也就巴掌大小，但被擦得很亮。

“这是啥时候的镜子？看着挺老。”我随口问。

老刘眼神变了一下：“我娘的。”

说完就不再说话，我也不好再问。后来村里老人告诉我，老刘的母亲早年守寡，把他一个人拉扯大。那面镜子是他娘陪嫁时带来的，老刘一直当宝贝似的保管着。

老刘在村委会后屋住着，倒也安稳了几年。村里有啥红白喜事，记得叫他吃顿饭。他也能帮村委会看看门，扫扫院子，算是有个用处。

变故是去年开始的。

新上任的张村长有点想法，说村委会办公条件太差，要建个新的综合楼，还要设立农家书屋，把村里的闲置地都利用起来。

这事本来挺好，可问题是村委会后面的空地不够大。

“老刘那屋子得拆了。”张村长在村委会议上拍板。

当时有人提醒：“老刘那不是安置房吗？得再安置一下。”

“安置啥啊，”张村长不耐烦，“就六七个平，又不是正经房子，村集体福利而已。再说了，这次建新楼，一楼不是有老年活动室吗，到时候他住那多好，电视、暖气都有。”

决定就这么下了。张村长让会计小李去通知老刘，结果小李回来说，老刘说啥也不搬。

“凭啥不搬？那是村集体财产！”张村长拍桌子。

“他说…他说那地方原本就是他的，当年强拆了他家房子，这是赔的。”小李小声说。

张村长更火了：“瞎说！那是集体财产，咱们好心收留他，他还真当自己家了？”

第二天，张村长亲自去找老刘谈。我刚好在村委会送资料，远远地听见张村长的声音：

“老刘啊，你也得为村里发展考虑考虑，新村委会建好了，不比你这破屋子强？”

老刘坐在石阶上，还是那副样子：“不搬。”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那是村集体的地方，又不是你家！”

老刘抬起头来，眼神忽然变得很亮：“我家的地在哪？我家那三分地，我爷爷传下来的，你们说拆就拆了，现在连这点地方都不让我住了？”

张村长气得直喘粗气：“那是新农村建设，你一个人能挡住全村人的路？当时不是给你补偿了吗？”

“补偿？”老刘冷笑一声，“两万块钱，我家祖宗三代的地，就值两万？”

张村长一时语塞，老刘接着说：

“再说了，当时说好给我安置房十几平米，现在就剩这六七平米，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这就是你们说的信用？”

“那是上一届村委会的事，跟我们没关系！”张村长红着脸说。

“没关系？那我更不能搬了，我搬了，下一届村长再说跟他没关系，我找谁说理去？”老刘说完，转身进了屋，“咣”一声关上门。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张村长几次找人来做老刘的工作，甚至提高补偿到五万块，老刘就是不搬。

“他到底要干啥？”张村长问我，知道我跟老刘比较熟。

我摇摇头：“我也不清楚。”

其实我多少能猜到一些。老刘不是为了钱，他是为了一口气。当年强拆的事，一直压在他心里，像根刺，拔不出来。

村里有人提议，干脆强制把老刘搬走算了，又不是没这么干过。张村长没同意，说现在政策严了，弄不好要惹麻烦。

过了几天，我又去村委会，看见老刘门口多了个木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私人住宅，禁止侵犯”。

“这字是你写的？”我问老刘。

老刘摇摇头：“找隔壁李婶的小孙子写的，给了五块钱。”

“你这是…”

“讲理，”老刘认真地说，“现在到处讲法制，我就要用法制保护自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刘平时不太说话，一旦说起来，条理还挺清晰。他虽然不识字，但每天听广播，知道的事情不少。

“他们说我是五保户，是村里养着的，”老刘忽然说，“可我当年种地交公粮，没少出力。到老了，连个住的地方都保不住，这叫什么保障？”

事情的转机是在一个雨天。

那天下着大雨，我去村委会送急件，看见老刘的屋顶漏了，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滴，他正搬着脸盆接水。

“屋顶坏了？”我问。

“年年都漏，”老刘说，“今年雨水多，漏得更厉害了。”

我帮他找来块塑料布，勉强挡了一下。回村委会的路上，看见张村长正站在走廊上看雨。

“老刘那屋顶漏得厉害，”我说，“得修一下。”

张村长冷笑：“修啥修，反正要拆了，浪费钱。”

“可这不是还住着人吗？”

“他自己不愿搬，受点罪活该。”

我有点生气：“张村长，他好歹是咱村的五保户，再说了，那房子本来就是他家的地，被强拆了…”

“你又知道啥了？”张村长打断我，“那是公家的地，老刘胡说八道，你还真信了？”

我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雨越下越大，我放心不下，又骑车去看老刘。

他的小屋已经漏得不成样子，床都湿了一半。老刘蹲在墙角，那只花猫窝在他怀里。

“老刘，今晚去我那凑合一宿吧，这没法住人了。”

老刘摇摇头：“我不能走。”

“就一晚上…”

“我一走，他们明天就把房子推了。”老刘固执地说，“这是我最后的家了。”

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只听”咔嚓”一声，屋顶的一块土坯掉了下来，带着泥水砸在地上。老刘下意识地抱紧了猫，却没躲开，泥水溅了他一身。

我急忙把老刘拉到一边，却发现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块掉下来的土坯。

“怎么了？”

老刘缓缓地走过去，蹲下身，从土坯里掏出个什么东西，在衣服上擦了擦。

那是个生锈的铁盒子，巴掌大小，像是装火柴的那种。

老刘的手有点抖，好几次都没能打开盒子。我上前帮忙，用力掰开了锈住的盖子。

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还有一枚铜戒指。

老刘小心地展开那张纸，递给我：“你念念，上面写的啥？”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地契，上面的日期是1952年，盖着公家的红印。

“这是…土地证？”我有点惊讶。

“念念上面写的啥。”老刘催促道。

“兹证明柳树湾村村民刘福寿（就是老刘的父亲）拥有村口东南方地块一处，面积三分二厘，四至为…”

老刘的眼睛亮了起来：“继续念。”

“…此地为刘福寿合法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老刘猛地站起来，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这…这不就是证据吗？这地是我家的！正经有证的！”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老刘拿着那张地契和铁盒子，直奔村委会。

“张村长，你看看这是啥！”老刘把地契拍在桌子上。

张村长半信半疑地看了看：“这么老的东西，谁知道真假。”

“假？”老刘声音提高了八度，“这可是公家的印章！你不信，咱们去县里问问？”

当时我也在场，看见张村长脸色变了几变，最后说：“那地方都拆了，这证也没用了。”

“没用？”老刘眼睛瞪得溜圆，“当年强拆我家房子，说是为了修路。现在我住着这破屋子，你们又要赶我走。我告诉你，这回我不走了！除非…”

“除非什么？”张村长问。

“除非你们把我家那块地还给我！”老刘一字一顿地说，“我要回我家的地！”

张村长笑了：“你家那地方现在是公路，咋还？”

“那就赔我一块同样大小的地，再给我盖一座像样的房子，”老刘说，“不然的话，我就天天去县里告状，就说你们欺负五保户！”

张村长脸色难看起来：“老刘，你别得寸进尺啊！”

“我得寸进尺？”老刘声音都变了，“我家祖传的地被你们强行占了，连个像样的安置房都没给，现在连这破屋子都不让住了，到底是谁得寸进尺？”

村委会的人都围了过来，听老刘和张村长争执。

“我看过老刘的地契了，”我开口说，“这证是真的，而且上面写得很清楚，刘家的地是合法所有，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当年的拆迁确实有问题。”

张村长冷笑：“你一个外人，掺和啥？”

“我是乡里派来的扶贫专员，怎么就是外人了？”我也不客气，“老刘是五保户，按政策应该保障他的基本生活和住房，现在连这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新农村建设？”

周围的村民也开始议论纷纷：

“是啊，当年拆迁是有点过分…”

“老刘一个人也不容易…”

“要不就给他换个好点的地方吧…”

张村长被逼得没办法，最后说：“这事我得请示一下上面。”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一周后，张村长叫老刘去村委会，说是有结果了。

“老刘，县里研究了你的情况，”张村长一改往日的强硬态度，“决定给你重新安置。”

老刘半信半疑：“安置在哪？”

“村东头的新小区，给你一套六十平米的楼房，水电齐全，还带厨卫。”

老刘愣住了：“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张村长掏出一份文件，“这是县里批的，你看，这是你的名字。”

老刘不识字，让我念给他听。文件上确实写明，考虑到刘德旺是五保户，且有历史遗留问题，决定给予特殊安置，在新建小区分配一套住房。

“为啥突然…”老刘还是不太相信。

张村长叹了口气：“说实话，你那地契捅了大篓子。县里查了档案，发现当年拆迁确实没按程序来，属于违规操作。现在上面抓得紧，这事如果闹大了，不少人要吃不了兜着走。”

我在一旁偷笑。就知道老刘那地契有用，这下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那什么时候能搬进去？”老刘问。

“房子已经盖好了，下个月就能入住，”张村长说，“不过…”

“不过啥？”

“不过你得把那地契交出来，县里要存档。”

老刘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可以，但要先看到房子，确认没问题了再说。”

一个月后，老刘搬进了新房子。

那天我去帮他搬家，东西不多，一个纸箱子就装完了。他最宝贝的还是那面老墙镜和收音机，小心翼翼地用布包着。

临走前，老刘最后看了一眼村委会后面的小屋子。

“舍不得？”我问。

老刘摇摇头：“不是。就是想着，这地方原本就是我的，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后还是没保住。”

“但你换了更好的房子啊。”

“那不一样，”老刘说，“祖宗传下来的地方，有感情的。”

我突然明白了老刘为什么这么执着。不是为了那六七平米的破屋子，而是为了那份家族的记忆和根。

搬进新房子那天，老刘特意摆了一桌酒，请村里的老邻居们来吃饭。他把那面老墙镜挂在新房子最显眼的位置，对着它鞠了个躬。

“这是给你娘看的？”我问。

老刘点点头，眼圈有点红：“让她老人家看看，她儿子虽然没出息，但最后把家的地方要回来了。”

我没告诉老刘的是，其实那套房子比原来他家的地方值钱多了。但我知道，在老刘心里，那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老刘答应过的，把地契交给了县里。但他偷偷用手机拍了照片，让我帮他洗出来，装在相框里挂在墙上。

“这是我家的根，”他说，“不能忘。”

新房子里，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洒进来。老刘的花猫懒洋洋地趴在窗台上晒太阳，看起来很满足。而老刘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那个搪瓷碗，里面依然泡着两片枸杞。

有些事情变了，有些事情没变。就像老刘说的：“人活着，总要有点坚持的东西。”

如今村委会的新楼已经建好了，老刘的小屋子也拆了。每当我经过那里，总会想起老刘坐在石阶上晒太阳的样子，想起他固执地说”这地原本是我的”时眼中的光。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像老刘这样的人和事越来越少了。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持，让我们记住了什么是不能忘记的，什么是不能轻易放弃的。

有时我会想，无论是老刘的祖传地，还是我们内心的那份坚持，都是一样的道理——有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谁也拿不走。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