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志·蜀书》中有一特殊篇章,叫《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写的是三国时期的益州名士,其记述非常详尽,字数达到八千八百多字,要知道季汉五虎将的合传也不过三千六百多字,不到名士传的一半。
《三国志·蜀书》中有一特殊篇章,叫《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写的是三国时期的益州名士,其记述非常详尽,字数达到八千八百多字,要知道季汉五虎将的合传也不过三千六百多字,不到名士传的一半。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三国志》作者陈寿自己也是益州名士的一员,本篇传记中的人物,大多是陈寿的老师,师叔,师祖,其传承有序,脉络清晰,陈寿对这些前辈的事情相当了解,自然可以说的比较清楚。
另外,陈寿在这篇传记中也埋藏了一条引线,隐隐约约告诉了我们蜀地名士虽然敬重诸葛亮,且对季汉数十年统治颇有赞许,但私下里并不支持季汉政权,以至于邓艾三万疲卒兵临城下,以谯周为首的蜀地名士就立刻劝后主投降,巴不得季汉早点灭亡。
这条引线其实就是一句话,确切的说,是一句流传甚久,流传极广的著名谶语,据说它出自汉初儒家高人对儒家经典《春秋》的神学解读《春秋谶》之中,原文是:“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也。”
两汉加起来只有405年,这句话前半部份就错了,但这并不影响它后半部份的传布。因为第一汉朝人对谶语有一种莫名狂热的迷信;第二这条谶语词句简单,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播,满足了爆款文的一切要素,自然像朋友圈谣言那样迅速蔓延开来;第三这条谶语非常奇妙,它具体而又模糊,似乎已经把汉朝灭亡的具体时间,乃至灭汉与代汉的具体人物都交待清楚了,但好像又什么都没讲清楚,就让你们一代代后人去瞎猜,结果有拆字的,有意会的,五花八门,谁都以为自己参透了玄机,结果又好像谁都没有。
总之,这句谶语由于关系着汉朝的兴亡,所以传播极广,就连汉武帝自己都忍不住推波助澜,有一次在宴会上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奉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太平御览》引《汉武故事》)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真要代汉了,他为了宣扬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当然更要大力发展谶纬。我们前面就说过了,谶语古已有之,但随着西汉儒教的发展,一些脑洞大开的儒生开始将其穿凿附会于儒家经典(故称“纬”,以相对于“经”),从而将儒家经义曲解与迷信化、宗教化、神学化。王莽本人就是儒生,自然也想利用这个工具。当然,相对于经书在士人圈的普及化,充斥着图谶的纬书较难理解,故被称为秘术或内学。而能够掌握这门秘术的高级人才,往往被称为谶纬或数术大师,是汉朝士人圈中最顶级的人物,对政治与文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蜀地作为巫风盛行的三星堆文化的发源地,其神秘主义色彩本就颇为浓厚,故而益州很快就成为了儒家谶纬的重要发展基地。当时就有一位广汉郡的谶纬学者哀章跑出来搞了一个《金策书》预言王莽为真命天子,从而成为新莽的开国功臣,封美新公,成为新莽四辅之一。
后来,王莽改革失败,天下大乱,蜀地的割据者公孙述也想称帝,并基于蜀地传统亦大力发展谶纬学,并找到了当时的蜀地谶纬大师广汉新都人杨春卿,高官厚禄养起来,要他寻找对自己称帝有利的谶纬,杨春卿翻遍纬书,终于被他找到了三句话,即《录运法》之“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之“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之“西太守,乙卯金”。值得注意的是,王莽与公孙述都没有使用“春秋谶”,大概是他们研讨了半天觉得自己跟这句话扯不上干系吧。所以后来刘秀也写了一封公开信回击公孙述说:
“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汉宣帝乃戾太子刘据之孙)。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
结果事实证明,王莽与公孙述都没能代汉,这位代汉的“涂高”到底是谁,还有待历史进一步验证。
而杨春卿这位蜀中谶纬宗师也由此迎来了自己的结局,汉军攻入成都后,杨春卿决定自杀殉主,临终前告诉儿子杨统说:“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所谓“秘记”,就是关于阴阳灾异谶纬数术的神秘学说。杨春卿要求儿子好好学习这些学问来为汉朝服务,因为他知道,随着公孙述的灭亡,汉朝的国运应该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子孙后代们必须跟着汉朝好好混,同时也要继承好这家传的学问,等待汉室天命终结、真正要被“涂高”取代的那一天。
从此以后,杨统及其子杨厚就凭借其家学,并广泛学习各种“天文推步之术”、“阴阳消伏之法”与黄老之术(注1),成为了蜀地儒宗。据《后汉书·苏竟杨厚列传》记载,杨厚历东汉安、顺、冲、质、桓五帝,名重于世,光正式登记入学的门生就有三千多人(注2),乃至乡人私谥其曰“文父”,并为之立庙,每年春秋的“飨射之礼”,学官都要率领郡中儒生前往祭祀。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哀章与杨氏家族的“伟大成功”,让谶纬数术在东汉时代成为蜀地第一显学,也让道教思想开始在蜀地发萌。个人以为,西汉儒教经东汉两百年发展至魏晋时期可以说分裂成为三派,一派是以郑学、王学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是发源于荆州学派并与老庄周易结合而成的玄学(注3),一派则是由谶纬数术而进一步走向了神秘主义的道教(注4)。
注1:关于这些数术学问,《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归纳这方面的书籍,现代考古也发现在当时的书籍里,这一类几乎占了最大宗。可见数术在汉代儒士中相当流行。
注2:三千多人,杨厚一人肯定是教不过来的。吕思勉认为古代儒师教徒动辄成千上万,是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和今天很不一样。当时的老师,他们的学生是由三部分人构成。一种是登堂入室,亲炙师教者,是所谓“受业”、“及门”、“入室”的弟子,如司马迁就说孔子有“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种是登记在册,不一定能见到老师,而由前者辗转传授,则是所谓“编牒”、“著录”、“在籍”的弟子,这就是孔子或者说杨厚的这三千多有登记的弟子。另外还有一些,只是仰慕虚名、借资声气的热心追随者,除了大会都讲,站在远处观望,一睹大师风采,其实学不到什么。参阅吕思勉:《吕思勉读史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册,第675-678页:“讲学不亲授”条。
注3:玄学的创始人正是当年荆州牧刘表的曾外孙王弼。王弼吸收了荆州学派大儒宋忠的《周易注》和《太玄经注》一部分思想,还继承了其祖父王粲的一部分道家思想,以及王粲老师蔡邕从吴地带回的王充《论衡》的一部分自然命定论思想与反儒思想(《论衡》里提出了16个问题来讽刺儒家)。
注4: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问题》中认为蜀地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既受中原影响,也受楚地影响,又有固有的地域特质,并指出“把词赋、黄老、阴阳、数术合为一家的很多,这种风气好像在巴蜀是有深远的基础。”杨照等学者进一步认为,源于巴蜀的道教,正是从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与谶纬方术发展而来的。
而以广汉杨氏为首的蜀中谶纬学派,不仅名震东汉,也一路影响到了三国乃至两晋。据史载统计,杨厚一派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有名望者共有三十余人。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杨厚的学生董扶、周舒和任安三人,以及任安的学生杜微、杜琼、何宗等人。
董扶这个人我们知道,当初刘焉之所以来益州,就是因为董扶跟他说了一句话:“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才开启了汉末州牧割据时代的来临,可以说是董扶一句话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从此以后,精通谶纬数术的益州士人便走上的历史前台,用自己独特的蜀学渊源影响着三国历史的走向与大势。
董扶以降,接下来对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师弟周舒,及周舒子孙周群、周巨等周氏家族三代人。
周舒,巴西阆中人,与董扶一样,也是杨厚的学生。此人除了谶纬之外,还专修天文学,也就是占验天算之术,即根据天文星象来预测时事。周舒成名之时,正是东汉王朝即将要分崩瓦解的汉灵帝末年,可谓人心浮动妖孽丛生,就连当时的司空袁逢,身为朝廷重臣,竟然都给儿子袁术取字“公路”,而“公路”刚好可以跟春秋谶中的“涂(途)高”都解释成“大路”,看来袁家心怀不轨久矣,而这也就是后来袁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的源头所在。可以想象,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乱世前夕,有多少好事者与野心家正苦苦追寻这句谶语的真相。而作为蜀地谶纬学派的嫡传弟子周舒,他对此又作何看法呢?
周舒对此的回答只有六个字:“当涂高者,魏也。"当时还是汉灵帝末年,大家还不知道这涂高为啥是魏,也不知道这个魏到底是谁,具体是姓魏,还是名魏呢?但周舒只回答到这里,再问就讳莫如深,结果这句话在蜀地学者之中流传了三四十年,始终莫衷一是,直到季汉后主刘禅即位,掌权的益州牧诸葛亮提拔了蜀地大儒谯周做了管理教育的劝学从事(注5),这谯周之父谯岍是位《尚书》学者,兼通诸经及图、纬,谯周家学渊源,对天文数术也很感兴趣,他听说太常卿杜琼是周舒师兄任安的弟子,便偷偷请教这位老前辈:“昔周徵君(周舒)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
注5:刘备诸葛亮当年都曾亲历过荆州刘表时期的学术兴盛,所以他们刚在益州站稳脚跟,便着手兴学传教,设立了一整套学校制度。据史书记载,刘备定益州,领州牧后,随即便设立学官,以尹默为劝学从事,以来敏为典学校尉,周舒之子周群为儒林校尉,这些都是与教育有关之学官。此外,季汉政府还征召了许慈、胡潜、孟光、来敏等人“典章旧文”,整理图书文献,使季汉学术文化渐成繁盛。季汉还和两汉一样,建立了自己的太学,晋朝时很多出身巴蜀的官员,都有过“游于太学”的经历。反而曹魏的太学极度荒废,高门大族子弟都凭借九品中正制上位,而寒族子弟在太学读的再好也难以出头,结果最终“学者遂废”。
杜琼回答:“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原来,在古代,宫殿大门外的宫阙被称为“魏”。魏的本义为高、大,与后来的巍同义。显然,称阙为魏即取义于高大。杜琼的意思是说:魏阙高而且大,又正当大路之上,所以当涂而高,就是“魏”的一种隐喻。
图:四川雅安高颐阙,唯一现存的完整汉阙
谯周这下明白“当涂高”为何被解释成“魏”了,但他还是没想通为什么会是魏来取代汉朝,能不能再给点明确的指示呢?
杜琼于是又进一步解释说:“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使’(下级的办事官员)言‘属曹’(属于曹氏),‘卒’(官府的勤务人员)言‘侍曹’(侍奉曹氏),此殆天意也。”
杜琼这番解释,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这个代汉的魏,就是曹魏。虽然此时,以周巨(周舒之孙)、何宗、杜琼为首的蜀地谶纬学派都在季汉朝廷任职,而且在刘备称帝时也曾以“谶纬”劝进(注6),而在背地里,他们却认为,四百年前乃至更早的上古圣贤就已经预测了天命在曹魏,这可不是人力能够违逆的。
注6: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公元221年杨洪、张裔等蜀籍官员以及时任从事祭酒的何宗,议曹从事的杜琼,还有周巨、谯周等人的劝进书。
当然,杜琼等人的“反动言论”,是不敢在公开场合讲出来的,只在他们自己极小的圈子内暗中传播,平常都是非常谨慎的。比如杜琼虽然位居大鸿胪与太常的九卿高位,主管整个季汉的礼仪与文教,却“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所以没被任何人抓住小辫子;而另一位蜀地名士张裕就没他这么机灵了,特别喜欢乱说话,而且不注意保密,结果死的相当惨。
张裕,字南和,蜀郡人,是与杜琼、周群同时期的谶纬大师,此人的才华天赋在这群大师之中也算得上是佼佼者,但为人狂直情商太低。当初刘备入蜀之时,他曾在欢迎晚宴上嘲笑刘备无须,搞得刘备颜面全无。三年后刘备拿下了益州,却没为难张裕,还任命他为益州后部司马,算是很给他面子了。但张裕仍然变本加厉,他不仅反对刘备争夺汉中,言“军必不利”,大肆散布失败论调,还通过图谶,算出了一个惊天预言在私下传播,刚开始还只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传播,后来一不小心说漏了嘴,竟然传到外面,甚至传到了刘备的耳中,这下刘备气坏了,心中终于动了杀机。
原来,张裕这句惊天预言是:
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
意思说到了庚子年(公元220年),天下将改朝换代,刘氏王朝将灭亡。另外,刘备虽然得到益州,但九年后就会失去。
这样的话没有人听了会高兴,所以刘备在汉中之战后就找了个机会要杀掉张裕。诸葛亮虽然也不喜欢张裕,但他很清楚这群谶纬大师在益州士人之中的影响力,你只有哄着他们拉拢他们好好改造他们,尽量让他们改口说汉朝的好话才行;你大开杀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让事情更糟。但刘备已经气到上头,顾不了那么多了,于是一句“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还是把张裕给除掉了。而且判的弃市之刑,也就是当街处斩,以震慑这帮口无遮拦的算命大师。
然而,到了庚子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丕竟真的篡汉自立;接着公元223年,刘备就去世了,这离刘备得到益州的公元214年竟然刚好就是九年!这神神叨叨的大师居然算的这么准,不管是巧合,还是他真有超能力,又或者这整件事其实是有心人事后捏造的谣言,总之,这都让季汉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受到了损害,也让这帮谶纬大师在民间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基于此,刘备在死前决定让诸葛亮执政,这不仅因为诸葛亮的能力与忠诚,也因为诸葛亮与这帮大师关系还不错,可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季汉政治集团中有诸多派系。一派是赤壁之战前就跟随刘备的元老派,他们最为忠诚;还有就是赤壁之战后跟随刘备的荆州派与原刘璋的嫡系东州派,他们对季汉政权也是相当忠心的。特别是这两派中的南阳人,如李严、邓芝、陈震、王连、宗预、吕乂、樊友、樊伷等大多是东汉功臣后裔(刘秀是南阳人,所以南阳是东汉皇族与功臣集团的根据地),对季汉的忠诚也可以保证。只有最后一派也就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他们对季汉最不感冒,对所谓北伐更是相当抵触;而诸葛亮在典章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又多仰仗这些儒学经师,故为此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并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与耐心恒心最终征服了这帮人。
比如杜微作为谶纬宗师任安的大弟子,在益州名士中地位相当高。但刘备定蜀后,盛情邀请他出来做官,杜微却声称自己耳聋,闭门不出,明显是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接过他曾担任的职务益州牧,并广邀广大益州名士进入益州牧府,如将夷陵战前因劝谏刘备东征而被下狱的广汉名士秦宓放出,并提拔其为益州别驾,迁大司农;另外还以犍为名士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不料杜微坚决推辞,诸葛亮便派豪车将杜微请来府中,亲自引见,盛情邀请。杜微虽然有点感动,但仍表示辞谢,并继续装聋。诸葛亮也不生气:你既然听不见,那我现在就手书给你。
于是诸葛亮当场亲自写道:
“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宝(都是与诸葛亮相熟的益州名士)等,每叹高志,未见如旧。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朝廷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於竹帛也。以谓贤愚不相为谋,故自割绝,守劳而已,不图自屈也。"
然而,杜微仍然不卖面子,说自己又老又病又聋,实在当不了官。诸葛亮也真是有耐心,接着又跟他手书道:
“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於山野。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
话说到这儿,就算杜微,也无法拒绝诸葛亮这份诚意与礼敬了。一个国家的掌权者,对一个民间的政治异见者,竟然如此谦虚如此耐心,自古以来未有,就算今日也未闻;何况诸葛亮平常还是个“刑法峻急”的法家,这样做实在难能可贵。老杜微也知道“做人可以傲,但给你脸你得要”,于是乖乖去到季汉朝廷上班,虽不担任益州府主簿这种实权要职,却也担任了谏议大夫的高位顾问职务。另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诸葛相蜀,筑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号曰读书台,在章城门路西,今为乘烟观。”为了笼络这帮益州名士,诸葛亮真是操碎了心。
除了秦宓、五梁、杜微、杜琼这帮老前辈,诸葛亮对季汉名士中的后起之秀——秦宓弟子谯周也非常看重,提拔他担任劝学从事,负责全蜀的教育工作。谯周心中其实对季汉政权也不感冒,但他敬仰诸葛亮的为人,佩服诸葛亮的能力,所以在职期间对季汉是尽心竭力,对诸葛亮也是忠诚款款。诸葛亮在五丈原逝世时,刘禅下诏书禁止各地官员前往汉中奔丧,以免影响公事,但谯周却因为得到消息较早并赶在诏书下达前迅速出发了,竟独以门生故吏的身份参加了故主诸葛亮的葬礼,可见其对诸葛亮的忠诚与崇敬。毕竟,“去官奔丧”在当时是严重的“违科”行为,魏吴当时都有人因此被杀(见《三国志·魏书·吉茂传》与《三国志·吴书·胡综传》),谯周这么做要冒上极大的政治风险。
总之,谯周忠于季汉完全就是因为诸葛亮,哪怕季汉末年刘禅已经放弃理想开始躺平了,谯周都还想抢救一下,遂奋笔撰写《上谏后主疏》,以刘秀“以弱为强”,终成帝业的道理,劝谏刘禅道:“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并直言不讳地指责刘禅:“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最后建议刘禅:“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可惜,谯周不是诸葛亮,刘禅不必听他叽叽歪歪,故仍然我行我素。谯周失望透顶,对季汉政权也彻底死心,从此便为自己的忠诚画上了句号:他竟然也开始像杜琼那样偷偷传播起不利于季汉的反动言论来。
想当年,谯周也曾与杜琼一起劝进,大肆宣扬刘备的名字见于河图、洛书和五经谶纬,以此作为刘备当受命称帝的证据;但如今,他在被刘禅一路提拔为太子家令、光禄大夫,坐享高官厚禄的同时,却偷偷从刘备父子的名字中琢磨出了相反的结论:
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侯。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於灵帝之名子。
原来,汉灵帝之前的皇子全都夭折了,所以最后两个儿子全都不敢养在皇宫中,一个寄养在道人史子眇的家里,所以又取名“史侯”,这就是后来的汉少帝刘辩,另一个由董太后抚养,所以又取名“董侯”,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刘协。结果就因为这俩破名字,刘辩和刘协最后都由天子被废为诸侯。而刘备的“备”字可解释为具有、用完、用尽,而刘禅的“禅”字就是“授予”、“禅让”的意思,意思就是刘氏政权到刘禅已是尽头,应当禅让给他姓了。换句话说季汉必定二世而亡,根本传不到第三代。
等到蒋琬费祎这些名臣也都去世了,谯周等人对季汉的前途更加悲观。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谯周写出了影响极大的《仇国伦》,极力反对姜维北伐。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再次北伐失败,又遭黄皓谗毁,只得出屯沓中以避祸;而与此同时,汉宫中一颗大树突然无故自折,谯周心内震撼,竟然在宫中的一根柱子上题了一句“反诗”,说:“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原来,“众”就是“曹”的意思,“大”就是“魏”的意思,意思说期待曹魏统一,至于“具而授”,我们已经解释了,“复”则是兴复汉室的意思。总之,谯周认为,天命早已不在刘汉,就算再怎么徒劳,也不可能“兴复汉室”的。
而更夸张的是,谯周又是乱军心,又是题反诗,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可见包括后主在内的整个季汉集团已经人心离散,信念崩塌。事实上,诸葛亮死后,大家就已经在混日子,只不过如今再也混不下去了。
果然,在谯周题“反诗”后的第二年,曹魏就开始南征季汉,先是钟会攻下了汉中,接着邓艾又偷渡阴平,径趋成都,消息传来,人心惶惶,但季汉群臣中仍不乏主张坚持抵抗之人,毕竟当年刘备取蜀,以刘璋之暗弱不武,犹且坚守了两年多,何况如今季汉外有盟友,内有粮兵,虽不能胜,多坚持几年还是没问题的。然而,当诸葛亮之子、行都护、卫将军、平尚书事诸葛瞻战死后,谯周等人终于彻底抛弃了对季汉政权的认同。一向以来,“蜀人追思(诸葛)亮,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诸葛)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但现在就连诸葛瞻都死了,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名士们算是彻底没了牵挂,于是不断给刘禅洗脑,狺狺嗡嗡,力主投降,终于让刘禅放弃抵抗,交上了降书。其实此时邓艾才不过刚刚进军到雒城而已,离成都还有近百里,且姜维、霍弋、阎宇、罗宪等各地季汉忠臣还有精兵十万,剑阁、江州、永安等军事要地乃至汉中的汉、乐二城也都还在汉军之手。
谁说阿斗扶不起来,扶我起来,我要去投降。
数日后,当邓艾意气昂扬的来到成都城北,发现城门果然大开,后主刘禅“舆梓自缚”,亲自率领太子、诸王、群臣等六十多人绑住自己,并抬着棺材到城外曹魏军营请降。邓艾大喜,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哪!于是手执符节,解开绑缚,焚烧棺材,接受投降,表示宽恕。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和谐下去,很快,邓艾钟会之乱爆发,刘禅的太子刘璿,及其弟瑶、琮、瓒、恂、璩六人,全都死在乱军之中。季汉皇宫中的妃嫔婢女,魏军也没有放过,有的被奸淫,有的被赐给无妻军士,李昭仪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但这些与谯周都没什么关系了,他老老实实待在家中,终于等到了司马昭“全国之功”的封赏,受封阳城亭侯。谯周很高兴,因为司马昭历封高都侯、晋公,与“当涂高”的语意非常相似,看来这就是天意啊。又过了几年,司马昭和谯周都病死了,司马炎建立了晋朝,于是任命谯周的得力助手与高徒尚书文立为梁州(注7)首任别驾,协助晋廷安抚巴蜀士庶,并从此官运亨通,后升至晋朝卫尉。
历时两代人,益州谶纬学派终于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然而,即便如此,数十年的故国之情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忘怀的,谯周的弟子陈寿在写《三国志》时,虽然以魏为正统,以吴蜀为地方政权,但在字里行间仍对季汉政治人物充满了深情(注8),哪怕他的父亲曾因军法受到诸葛亮处罚,他自己的政治道路也遭到诸葛瞻打压(注9),但他仍编订《诸葛亮集》24篇献于晋武帝(注10),让其流芳百世,而他撰写的《诸葛亮传》也是千古史传中的佳作名篇。这就是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就算与他政治立场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愤青刺头,也忍不住对他肃然起敬。陈寿对诸葛亮最不以为然的一点,只有说诸葛亮未设专职史官、不太在意保留符谶灾异之类的官方记录而已(注11)。
在这一点上,陈寿就不如他的老同事、故蜀尚书向充(向宠之弟)脑筋活了。向充在季汉灭亡前夕,还和步兵校尉习隆向后主上表,请求为诸葛亮立庙,可见他是比谯周还忠诚的诸葛亮粉丝;然后季汉亡后仅仅第二年,他便效仿杜琼、谯周故技,说汉国的最后一个年号“炎兴”,就是代表晋王司马昭的太子司马炎要兴起啊(注12)!司马昭听了很高兴,便拜向充为梓潼太守,没多久司马昭死了,司马炎即位,并很快篡夺曹魏建立了晋朝。
我真实服了这帮会看风向的文人!
注7:西晋统一后,将天下分为十九州,和东汉十三州相比,增加了六州(末年又再增加二州)。其中将益州分为梁、益、宁三州,梁州即汉中之地,宁州即南中之地。另外郡国数也由东汉12郡增加至24郡。看来季汉数十年来对益州的开发甚为可观。周振鹤根据历代地理志以及《华阳国志》载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分郡疏》进行分析研究后亦发现,州郡数量的增加说明户口增加、产业兴盛,并带有经济深入开发的意义。参阅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3-181页。
注8:正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所言:“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一一寻绎而得之。”另从陈寿专门为蜀人先贤士女、英彦方士编撰的《益部耆旧传》亦可看出其故国情深。还有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孙权、孙皓始终是称“权”“皓”,而对刘备、刘禅,却是称“先主”“后主”,刘备的夫人也叫皇后。
注9:见《晋书·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另外,《魏书·毛修之传》载毛修之言:“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但陈寿生于233年,诸葛亮死时他才一岁,这个传言恐怕弄错了,将陈寿“被挞百下”的应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据《华阳国志·卷十一》,陈寿曾“初应州命卫将军(诸葛瞻)主簿”。
注10:这一年(公元274年),恰好是诸葛亮去世四十周年。而为了能够顺利献书而不得罪晋朝当政者,陈寿还不得不说出非常恶心的马屁话:“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注11:见《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注12:汉乃火德,季汉年号“炎兴”即乃汉兴之意,虽然炎兴元年季汉即亡,未免讽刺,但向充竟说“炎兴”是司马炎要兴,真是拍马屁拍到了一个境界。
来源:名将英雄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