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德峰，1896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庭。十三四岁即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任班长。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1924年2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德峰

吴德峰，1896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庭。十三四岁即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任班长。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1924年2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夏，吴德峰经党组织同意加入中国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军事部部长。1926年5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代理军委书记。10月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兼公安局局长。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其妻戚元德，1905年生于武汉市一个城市贫穷的私塾老师家庭，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吴德峰相识相恋并结婚。戚元德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随吴德峰做秘密工作。

吴德峰对她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置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置你：叛变为敌效力，敌人也是始用终弃最后除之……”

吴德峰生性慎思多智，他常跟戚元德和部下说：“不该你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你问的不要问，不该你做的事情不要做。你如果知道得少，若被敌人抓去，想当叛徒都当不了。”

吴德峰的儿子吴持生曾听父亲部下于忠友说，他在西安情报译电时不认得的字拿去问戚元德，她总是让他用纸将全文复盖在那个字上，挖个窟窿露出字来让她看，其余她什么都不看。

于忠友还说，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有一次他因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吴德峰知道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他：“《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特务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30年代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吴德峰夫妇带着儿子三口人租了一套比较便宜的房子，扮成外地生意人。房东非常热情，可是一看他们的行李家具就变了脸，原来前两个租住在这里的房客，都被警察局当成“通共匪嫌疑犯”带走，吴德峰夫妇买的家具和他们的一模一样。

吴德峰临机应变打消了房东的顾虑。他马上报告中央，要求秘密机关住家购置家具必须谨慎，要购置符合身份、职业、各不相同的家具，以免引起麻烦。

后来吴德峰夫妇因为工作安排搬到法租界居住，那是我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每次聚会时，戚元德带着孩子在院内外假装做家务来放哨。

有一次周恩来在那儿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散会后戚元德进屋给孩子喂奶，因太累了，不知不觉靠在床上睡着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回来检查工作，看到屋里的茶杯、一地烟头等都没有收拾，就严肃地批评戚元德说：“这是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大忌！留下许多人聚会的现场，是触犯了工作纪律的问题。”戚元德对这件事情记忆深刻。

吴德峰在西安做情报工作时，住在曹家巷12号，隔壁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的人。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吴德峰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之后写了一篇抨击蒋介石的文章，里面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1940年，戚元德带着儿子吴持生返回延安。戚元德曾负责农委（中央交通局对外公开名称）组干审干工作，亲手记载整理了不少同志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情况，其中不少无名英雄始终鲜为人知，甚至有的为革命牺牲了生命，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友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政治面目。

吴德峰夫妇去世后，严希纯的养女陶亢，曾向吴持生询问一个人的情况，吴持生不知道，就将材料转交表叔罗青长。经有关部门查证，此人确实是我党派出、官至国民党中将、长期潜伏敌营的英雄烈士，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牺牲都没有暴露身份，就连他的妻儿也都不知道他真实身份。

在档案材料中详细记载着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及牺牲的全过程，最后赫然提到：“该同志牺牲后妻儿下落不明，请组织寻找到后，当以烈士遗属厚待。”

解放后，吴德峰受命任新中国武汉市首任市长。他为建立武汉市人民政权、力促大武汉恢复生产、保障民生呕心沥血。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一一八师雄赳赳气昂昂开进汉口。翌日上午，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进驻武昌，下午，江汉军区独立一旅进驻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

进城的那一天，下着雨，吴持生随父亲一起坐在吉普车里。车开到汉口沿江大道时，吴持生扒着车窗往外看，路很宽，江滩很美，警察穿着威武的制服，又漂亮又新奇！

吴德峰一进城就找到原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水利专家涂允成工程师，并请涂工程师陪同他和有关人员查看了沿江大道防水墙、张公堤、岱家山排水闸和金潭、银潭等堤防险要地段，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做好防汛工作。有几次半夜接到水患警报，吴德峰一骨碌爬起来，带上警卫员就往堤上跑。

5月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后又增补张平化为副主任）。下设军政、物资、交通、文化（后改为文教）4个接管部，对原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机构进行接管。次日，颁布第一号布告，宣布“在前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城区等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

这一天，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以及《武汉日报》《华中日报》《和平日报》《新湖北日报》等报社。次日，《长江日报》创刊，新华通讯社武汉分社成立。武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开始播音，9月1日，改名为武汉人民广播电台。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发布政字第一号布告：划前汉口市、武昌市及汉阳城区等所辖地区成立武汉市人民政府，任命吴德峰为市长，周季方为副市长，随即就职。

当日，吴德峰召集旧市政府及其所属的各局科长以上旧职人员，在青年剧院发表了著名的施政讲话，旧市长晏勋甫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这天吴德峰穿着灰布上衣，脚蹬圆口黑布鞋，精神异常饱满。他上台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能与大家见面，感到非常高兴。”旋即，他向全体人员指出：“过去武汉是消费城市，我们今后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业经济。共产党有本事接管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武汉。”

当时武汉一家民间报纸《罗宾汉报》这样描述道：“吴德峰的话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激昂、坦率、真诚。全体职员听了他的话，会前悲观情绪初步解除，鼓起了重新做人、建设武汉的勇气。”

吴持生对吴德峰发表施政讲话的一幕印象深刻。那天他躲在后台，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激动地鼓掌，很多人眼睛里都闪着泪光。在众人的气氛感染下，10岁的他也情不自禁地跳起来鼓掌。

解放初的武汉满目疮痍，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可以说，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当时交通运输中断，城乡隔绝，工业奄奄一息，25个公营工厂中停工的达14个，工商业濒于极端贫困的境地。据当时对17个行业989家工厂的调查，停工户占92.5%。卷烟、面粉、机器、碾米等行业，有4/5工厂停工。打包、砖瓦、制造业全部停工。

武汉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和申新纱厂，抗日战争前期有纱锭20万枚，解放时只有14.5万枚，其中实际运转的锭子只有2.6万枚不到。面粉工业开工率也只有一半。24家卷烟厂中，开工的只有10家，日产卷烟1000余箱，只及正常产量的1/5。

1949年5月25日，吴德峰签发了市政府财字第一号布告，根据“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繁荣经济，公私兼顾”的财政方针，宣布废止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某些苛捐杂税，确定食盐税率，其他税收暂按原税率征收。除规定税收外，任何机关团体、部队或个人非经政府批准，不得再征派一文一粟。

6月份，市军管会邀请工商界人士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商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新武汉事宜。

这段时间，吴德峰经常开会到凌晨一二点，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武汉市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贯彻贸易自由政策，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劳资关系，稳定资方情绪；发放贷款，银行对私营工商业给予资金帮助，到1949年10月，共争取到300亿元（旧币）存款余额供工商业短期周转。

这些极具针对性的政策可谓立竿见影，武汉半年恢复活力。到1949年底，全市公私企业大部恢复了生产和经营。四大纱厂纱锭运转数达11.7万枚，比解放初增长3.56倍。碾米厂由95户猛增到145户。

城乡经济也逐渐活跃，6至12月，经武汉集散的工农业产品总值就达4571亿元（旧币），其中运往上海的大米、烟叶等达46.2万担；从外地购进的棉花．食盐、橡胶制品、食糖等共55.4万担。

商业也呈现上升趋势，到1949年底，已开业的商店达16710户，市场交易额逐月增强。大武汉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在那段特殊时期，吴德峰夫妇受到不公正对待。有人质问年迈的吴德峰：“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被抓？”吴德峰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被抓？”

有人别有用心，要他交待过去秘密工作的情况、组织名单。吴德峰一口回绝：“按秘密工作规定，我离开这项工作的那一天就全部忘掉，要说，必须经主席、总理批准……”

吴德峰夫妇遭了很多罪，但始终坚持原则，从不气馁。

吴持生受父母牵连也遭到不公正对待，回到家里，委屈得大哭了一场。吴德峰和戚元德看他伤心委屈的样子反而笑了。

吴德峰站起来风趣地拍了拍他的头说：“你哭什么呀！我们革命几十年，才赚得这顶高帽子，你才工作了几天，就能混得和我们一样的待遇，挺不错嘛！真还是个孩子。”

接着他们严肃地对吴持生和在场的家人说：“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你们用党员的标准来好好衡量一下自己，错了就改正，对的就坚持，一定要经得起革命斗争风浪的考验，经得起任何打击和挫折，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和信念……”

吴德峰非常注重事态发展、变化，他要子女每天到处收集传单、大字报材料，拿回来念给他听，重要的他都要分析研究。有一天，他将妻子和孩子叫到他住房床头，第一次道明，郑重嘱咐，如果他突然去逝，一定要追究查明他的死因，他决不会叛党自杀的。

1976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吴德峰却病逝了，而戚元德也已于1974年病逝。

临终前，吴德峰留下遗言：一是子女50岁之后全部离开政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是去教书。吴持生的两个哥哥都教书了，他也在50岁离开了化工部，只是因长期在生产技术领域工作不适宜教学，就到基层参与生产建设货源基地。二是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2004年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吴德峰夫妇在八宝山公墓合葬，安葬需要几十万元。总工会干部部门告诉吴持生，要报党组通过确定费用支出后，再与最高法院商量如何协同办理。吴持生当即签字表态，遵父母遗言，全家老少几代人自筹资金，无需国家出一分钱。

吴家人用了4年时间将父母安葬。家里有的晚辈埋怨他，但他觉得并不自己做错。吴持生说：想想父辈战友为革命牺牲的地下无名英烈们，我们这辈坐享其成的后人还有什么可计较和不满足的呢！

来源：晚上没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