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创作乡土文学小说的同时，刘绍棠对乡土文学进行理论探索，将其理论在实践中进行完善和提升。在理论方面呢，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作报告，阐述自己的乡土文学理论。另外就是他的千篇千字文了。
郑建山｜刘绍棠的传奇人生（下）
刘绍棠的传奇人生（下）
闲话刘绍棠
郑建山
六
在创作乡土文学小说的同时，刘绍棠对乡土文学进行理论探索，将其理论在实践中进行完善和提升。在理论方面呢，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作报告，阐述自己的乡土文学理论。另外就是他的千篇千字文了。
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当流行,刘绍棠的挚友从维熙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文坛引起轰动。人们眼光自然投向神童作家大右派的刘绍棠。您刘绍棠少年成名，被压制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正是您创作黄金期，难道您就没有抱怨没有反思吗？
是啊，他怎么会没有反思呢？
“一九七九年，我重返文坛。此时的文坛与我一九五七年离开的文坛对比，已经面目全非了……文坛上的众说纷纭和世态炎凉，使我感到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刘绍棠）。有的青年作家竟然认为保尔.柯察金已经没有典型意义，要搞什么“革命的批评的现实主义”。“在作品中，说几句刺话，出几句中国的洋相，就受到表扬……搞得有的人想写‘持不同政见’作品，好得诺贝尔奖金”（刘绍棠）。更可怕的是当年那些极左的人，主张对“右派”“杀一批关一批的人，竟然摇身一变”，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当年的武斗高手已摇身一变成了全盘西化的先锋。面对这种情况，他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就是搞自己的乡土文学。反思吗？当然有，他认为自己当年是“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党对他的错误处置是“妈打孩子”。哪有母亲打孩子还要记恨自己的母亲呢？他大声疾呼: “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吧。让我加倍努力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社会主义文学劳作，来弥补我二十一创作生命的空白”……某些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听傻了……嗨呀，他这是怎么啦？你可是被人家整了二十二年啊？您不就是因为“讲话”被打成右派的吗？您怎么又对“讲话”大加赞扬了呢？难道被整怕了吗？刘绍棠也不过如此，刘绍棠观念太老了，就是不接受新鲜事物新思想，他的思想已成定式。这哪是什么右派啊?这不是极左吗？港澳台的媒体也大为扫兴，真是棒打出孝子啊。
刘绍棠全然不顾这些，在演讲中，绍棠老师幽默风趣，妙语连珠。听课的人如醉如痴，完全被绍棠的风采倾倒。给您举个例子吧。1979年6月初的一次吉林讲学。题为《开始第二个青年时代》从早上到下午，连讲七个小时，听众啃面包，刘绍棠呢，（在台上）烟是一支接一支地抽，茶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哪有什么时间吃饭呢?就以烟茶代饭吧。
“咱们社会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阶级性，它的党性，是不能动摇，不许改变的。就像每个人要遵守四项基本原则一样。”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比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先进、合理、美好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应该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更先进、更合理、更美好。各种文学都要受阶级的制约，但从理论上讲，我们比它们多一个解放。我们不是为少数人而创作，不为金钱而创作，不为老板的盈利而创作，可以说，这一点我们比资产阶级作家有充分的自由。”
这些话虽说普通，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是有所指的。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他创作动员令，更是他进军的号角。14年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百年毛泽东》。写出了他当时讲话的动机与心境：“1978年冬到1979年初春，西单墙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污蔑和攻击，引起我极大的愤怒，我亲眼看到有人在天安门纪念堂对面，公然煽动群众冲入纪念堂进行罪恶的破坏活动，我震惊而又愤怒，正如国际歌所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不久，文艺界的一位大亨，50年代是一副‘左’得可怕的面目，现在突然变得‘右得可爱’，在务虚会上，大肆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束缚作家身上的绳子，使作家不是‘下笔如有神’，而是‘下笔如有绳’。我和此公并无个人恩怨，但是我对此公的背叛行为感到忍无可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7周年的纪念聚会上，我讲了3个小时，整理为《让我从21岁开始……》或《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在报刊上刊载，并收入《红帽子随笔》一书。”
此外，就是他写的千篇千字文了。您很难想象，在乱哄哄的文场，五花八门的文学理论中，他竟然逆潮流而上，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宣传自己乡土文学，为乡土文学疾呼，建设独特大运河乡土文学理论。为建乡土文学大厦，他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留命察看”、“坐家絮语”、“孤村闲笔”；《人民政协报》开辟了“杂感丛生”；《戏剧电影报》开辟了“蝈笼戏言”；《民主》杂志开辟了“如是我说”；上海《文学报》开辟了“自我表现”；《文汇报》开辟了“西皇城根随笔”、《解放日报》开辟了“月有阴晴圆缺”；《天津日报》开辟了“蝈笼说古”、《今晚报》开辟了“四类手记”；《江西日报》开辟了“旧京生活杂记”；武汉《写作》月刊开辟了“小说创作杂记”专栏等等……这雪片一样的千字文飞往全国各地……从这些短文中，我们看到了绍棠老师乡土文学在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
他对乡土文学理论中进行溯源：他首先谈到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1935年所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的导言里，首先提出“乡土文学”概念：“凡是北京用笔写出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他认为鲁迅是乡土文学的鼻祖和倡导者，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如：台静农、许钦文、黎锦明、王任叔等。上述作家大多在北京写故乡的，只是旧中国积贫积弱，他们故乡乡土状况更为悲惨，所以他们的作品中大都是“隐现着乡愁”。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社戏》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沈从文的《湘西》《湘西散记》《边城》……这不都是乡土文学吗？那么以后呢，还有谁提乡土文学这个劳什子？是绍棠复出后，继承鲁迅的遗志，扛起乡土文学这面大旗。从理论到实践，对乡土文学进行深入地探讨。当然，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与鲁迅时代有着显著不同。绍棠的作品，除了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独特的乡土民风民俗民间文化外，“隐约的乡愁很少”，即使有一点，也是“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得深沉。”当然，乡土文学首要是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与时代命运。
对于那些否认现实主义传统，反传统的所谓“新潮”分子，绍棠老师给予辛辣的讽刺：“那些对鲁迅先生的至理名言‘大抵不以为然’的新潮‘精英’，吹周作人，拜林语堂，向鲁迅先生大泼污水。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为被鲁迅先生批判过的形形色色人物鸣冤叫屈，涂脂抹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廉价进口的海外旧货，把嚼过的馍冒充新产品，向国内读者倾销”。“把思想解放片面理解为‘突破禁区’比大胆，导致了胆大妄为，否定一切。在文学领域，否定毛泽东，否定鲁迅，否定民族文化，否定革命传统……竟然成为获取名利的捷径。”“把对外开放，扭曲为不设壁垒和关防的门户开放。凡是‘洋货’，不管香的臭的，美的丑的，好的坏的，一律‘免检’进口。于是，凡是‘洋的’，便是‘新的’；凡是‘新的’，便是好的。西崽相吃香，仿洋牌走俏。略加改头换面的模仿西洋现代派之作，便能一篇成名天下扬。……1840后遗症——奴颜媚骨的细菌，又像梅毒一样死灰复燃。”“为了迎合洋人，不惜大出民族之丑，刨祖坟而鞭尸”……像这样的短文，在这千字文中是很多的。这铁骨铮铮的短文，不就是“投枪”、“匕首”吗？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绍棠老师对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的研究，不亚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学者，这些成果都融化于他的乡土文学理论中。在写《京门脸子》时，“（他）受到《人民文学》的紧急约稿，刻不容缓”与此同时，什么《海峡》、《小说家》、《钟山》《作家》也都来抢风头。怎么办呢？《人民文学》限定的时间，只够写一个中篇小说的。那时，他满脑子都是《京门脸子》的构思，他哪儿有心情写什么中篇小说呢？忽然，他想起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古典小说不就是以主人公为主导连缀故事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哪一部经典作品不是这样？《儒林外史》不就是系列短篇小说的有机结合吗？《水浒传》不就是中篇小说的有机结合吗？他们能行，难道我就不行吗？因此，他将《京门脸子》剁成六截，按照 “订货”化整为零，写成六个中篇小说：《京门脸子》《柳香居故事》《山楂村儿女》《野丫头谷玉桃》《我家住在京东北运河上》《大河小镇》。组装时集零为整，上下衔接，少量增删，组装成一部长篇小说，交出版社出版。
这当然是形式的，至于内涵吗，早已深深地融合在他的乡土文学小说中。他谈《诗经》，谈《楚辞》谈《唐诗》谈《宋词》谈《元曲》谈明清话本及近现当代各种艺术……“我念先秦文学，不是想当学者写论文，而是学以致用写小说”……他对曹氏父子很是欣赏：“汉魏文人，哪个能与曹氏父子比肩？王粲或可跟踪其后，但是这位‘少年才子’为人孱弱，不能不伤及作品。曹操，鲁迅先生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评价可谓极高。毛泽东同志的诗风多有魏武霸气，影响可算极深。曹丕、曹植兄弟，才华不弱其父，而气魄差得远，子建（植）”狂纵，流露颓废；子恒（丕）阴柔，有些娘们气。……曹操和曹丕，
是政治家玩诗，玩出了了名堂。曹植是诗人玩政治，便落得了悲剧下场。中外文学史，我翻过几本，文人犯了官迷，结果都不大美妙。”“元朝实行高压统治，元曲却呈现百花齐放景象，是何原因？我个人认为，元代文人被迫沦落下层，与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是主要原因。如果关汉卿住在五星级大饭店总统套间，哪里还管窦娥冤不冤？” 吸引我对元曲产生强烈兴趣的，开头并不是杂剧本身，而是散曲中的小令。开蒙的是马致远的《秋思》（《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散曲源出民间歌谣，经过文人艺术加工，雅俗共赏，流传演唱……读王实甫《西厢记》，谁不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而伤感。 “很多研究我的小说的人，说我运用的是净化美化了的农民口语，同时深受古典诗词戏曲的影响。后者透底可见，对我影响深刻的是元曲。” 马致远《秋思》、王实甫《长亭送别》那情景交融的艺术感染力；还有关汉卿的《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请将关汉卿小令《不伏老》对照我的小说看，便可看出我很会偷艺。”
……“我不说谁也不会知道，唐三千宋八百，杜牧诗文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从杜牧诗中学习语言的色彩，形成自己的色彩语言。”
“……李后主24岁当上这个没落小王朝的皇帝，……纵情生色，醉生梦死。……如果不是亡国被俘，沦为‘日夕以眼泪洗面’的‘张学良式’囚犯，他是写不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的，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帘外雨潺潺，春意将阑，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些千古“朱颜”不改的佳句的。您说那个作家没有立场呢？
他对苏轼很是欣赏：“他说诗文的写作‘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然，常止于不可不止。’这个观点，我最喜欢。他认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才是佳品。苏轼的散文优美动人，佳作极多。”他称李清照是那个时代“活着的鬼雄。”……她没有丝毫的搔首弄姿，顾盼自怜，矫揉造作，撒泼放刁。她的词作中不乏少妇的春意，未亡人的哀伤，却又‘随心所欲不逾矩’，因而文学史家公认她是‘婉约派’。婉约就是含蓄，含蓄最能体现东方美。李清照同时又吸收‘豪放派’之长，虽然婉约却毫无娘娘腔。我最佩服李清照的艺术力求专精之论。她在《打马图经自序》中说：“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专、精、妙，字字是真理，我奉为金科玉律。……”绍棠老师才华横溢，谈古论今的短论很多，他的观点，他的文笔，他的才华，有哪个文学史家与此比肩？而这些，无不与他的乡土文学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绍棠很喜欢戏剧，这对他终生创作都有重大影响，在建树自己乡土文学理论体系时，借用戏剧类比的地方很多，论述自己乡土文学方向选择理由时，他三次提到戏曲名家程砚秋。
“……要学其神不要仿其形。梅兰芳弟子数百，只有程砚秋一人能与乃师并驾齐驱，就因为程砚秋自创程派，在唱腔和水袖功夫上都超过了老师。于是梅兰芳退帖，师徒改为兄弟。其他弟子，一辈子梅派到底，也就一生处于水平线下。” “我……从程腔中悟出为文之道：扬长避短，自谋生路，与众不同，独树求存。”第三篇写程砚秋的文章中说：“我致力于乡土文学，便是扬长避短和与众不同。因而，我也程门立雪。”、“……程砚秋在艺术上扬长避短的自我开发，陷入‘绝境’而转败为胜的奋斗，另辟蹊径追求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以及对西洋发声的借鉴和吸收，对我这个写小说的人都大有启示和教益。”
这千篇千字文中含有大量感念老师，感恩乡村父老及民俗文化的短文，这些短文，无疑是他乡土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写《师傅领进门》，我仿佛见到天真活泼的小绍棠在吟咏那脍炙人口的小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老师的串讲让他入了神……戴鸿珍老师呢，竟然同意这个小萝卜头自由命题作文；潘逊皋先生呢，讲授古文，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如醉如痴……绍棠进入他家，串门聊天，先生一边泡脚，一边和他聊天，聊什么呢？聊李白、杜甫，聊韩愈与柳宗元，聊苏洵、苏轼、苏哲；……他永远忘不了胡泽生先生对他的教诲。胡先生是个数学家，讲课深入浅出，幽默风趣。他希望绍棠热衷于数学，他却搞起了文学，胡先生说，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感叹倒：“朱子说过，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也，这是要引以为戒的。”晚自习见他小说，让他眼睛离远点，否则会近视的。《马寅初校长拦住我们做广播体操》《魏建功先生欠我一堂课》《杨 晦先生为我退学发脾气》《引我走上文坛的人》等篇章将绍棠与诸位老师亲密无间的关系，展示的是那样亲昵动人……在这里，您仿佛见到聪颖可爱又有点儿小任性的青少年刘绍棠在父兄温暖的怀抱中健康成长，他是那样幸福、快乐。您会感受建国初期我们的社会是那么的美好，是那么的健康、祥和；人际关系是那么纯真、平等和谐与友善，这些社会风尚和氛围引起了人们无穷无尽想向往与思念。
至于感恩父老乡亲及民俗文化的短文，那就更多了。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短文呢，更是比比皆是。如《爱的深沉》《延芳淀说古》《打糊饼》《榆钱饭》《恋乡情结》《儒林村妇》《我每忆丫姑，心中便充满激情》《王四哥、王四嫂和她的前夫》《季三哥和我有天生有缘分》《乡野奇人趣事多》等等。在这些短文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打糊饼》和《榆钱饭》了。他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母亲打糊饼时的情景：“她把调拌得匀溜溜的玉米面薄薄地摊在热锅上面，搅拌白菜、韭菜、虾米、鸡蛋花儿和嫩蘑菇芽做馅，摊在热锅扇子面上面，灶下三把火揭锅。饼薄如纸，形状很像圆头斗笠，金黄焦脆；熟透了的馅占全了色、味、香，吃到嘴里，香脆可口。”“最难的是掐算火候儿。灶下不能烧硬柴，要用麦秸、谷秸和豆秸，只能三把火。火大了焦糊，火小了夹生。手上摊着面和馅，脚下送柴进灶口，还不能手忙脚乱。”这逼真的描写，不就是童年时母亲的身影吗？现在不是六七十岁的人您还能见到这样的情景吗？即使是六七十岁的人，您还想得起来吗？至于《榆钱饭》吗？他写得就更神了。他先写杨芽和柳叶：“杨芽儿摘嫩了，浸到开水锅里烫一烫又化成一锅黄绿水，吃不到嘴里；摘老了，又苦又涩，入口难以下咽。只有不老不嫩的筋劲儿，摘下一大篮子，清水洗净，开水锅里烫个翻身儿，笊篱捞上来挤干了水，拌上虾皮和生酱，玉米面羼合榆皮面薄皮儿，包大馅儿团子吃，省不了多少粮食。柳叶儿不能做馅儿，采下来也是洗净开水捞，拌上生酱小葱当菜吃，却又更费了饽饽。”这榆钱饭呢？“九成榆钱搅合一成玉米面，上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填一灶柴就够火候儿。然后盛在碗里，把切碎碧绿白嫩的春葱，泡上隔年的老腌汤，拌在榆钱饭里；吃着顺口，也能哄饱肚皮……”这传神的描写，不是亲眼所见，记忆里极强的人，谁能展示这么活灵活现呢？
这千篇千字文收录在《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 《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蝈笼细语》《如是我人》《红帽子随笔》、《我是刘绍棠》等10部散文短论集中。
千篇千字文坦言了小说创作理念，表述从80年代起就坚定践行乡土文学之路，不掩饰的表达对当代文学思潮的鲜明观点，这千篇千字文本身更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为当代文学研究者留下宝贵的资料，也便于读者更好理解作家刘绍棠和他的作品。他与那600多万字的小说融合在一起，不就构成乡土文学大厦的巍巍丰碑吗？
长篇小说《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峨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并被载入几种外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散文《老师领进门》（又名《师恩难忘》）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语文书、苏教版五年级上册语文书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师生”单元第1篇课文。小说《青枝绿叶》选入1952年2月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散文《榆钱饭》选入西师大版六年级《语文》下册（2005年版）、人教版初中《语文》（1992年10月第一版）。《本命年的回想》选入苏教版（2009年版）七年级上册语文书。1995至2003年，出版《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文集10卷；2018年出版《运河之子 一世情缘 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文集20册。在《建立自己的体系》一文中，绍棠说：“我的总目标，是想以自己的小说，艺术化地写出北运河流域的二十世纪历史，建立自己的创作和理论体系。”、“我虽然以主要精力从事乡土文学创作，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致力于乡土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开始是就事论事，后来研究单项问题，逐步形成了全面的理论主张。”……“45年的创作生涯，‘坚持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还有谁和他媲美吗？
七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有独特的位置，对通州的运河文化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啊，当很多地方人们还不知道作家为何物的时候，通州就出现了一个神童作家。而这个神童作家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作品竟然出现在高中二年级的课本里，您想想，这引起多少年轻人的向往啊！著名作家张宝玺的家是运河河东的苏庄，刘绍棠老家是西集的儒林村，他们两村是地头挨着地头，张宝玺就曾经说过，河西出了个刘绍棠，难道河东就不能出个张宝玺吗？至于对通州运河文学的帮助，那就更大了。1978年12月，还没有平反的刘绍棠就来到通州（县）文化馆，了解通州的文学创作情况。随之就给文化馆的领导写信，建议将《群众文化》改成大型文学刊物《运河》。我记得79年的第一期《运河》都是他亲自带领文化馆文学组的成员组稿；刊物名称也是他建议采用鲁迅的集字的。我记得第一期《运河》有孙犁的《黄鹂》，有浩然的《川川》，有刘绍棠《地火》的节选《莺花沽上》；有才艺很高的青年作家郑万隆的《一杆旗》和王梓夫的《月儿弯弯》，邵燕祥的诗作《1968年的一封家信》也使刊物大为增辉；管桦的妙笔丹青《竹》更增加了雅丽的色彩。整个刊物，质朴，大气，堪比省市级大刊物的作品。 “绍棠对通县（通州）文化建设，尤其是对通州的文学创作活动可以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帮助组织通州的文学创作队伍，为《运河》文学刊物呐喊助威，为业余作者看稿改稿，甚至为通县乡村的油印刊物题写了刊名，撰写稿件，担任顾问。在他和浩然老师的鼓动下，通州文学创作火了起来，一度竟形成了气候。文学社团竟相出现，业余创作队伍迅速扩大。是1983年吧，文化馆举办文学创作班，业余作者竟达到400余人。绍棠、浩然、林斤澜、从维熙、张志民、李学鳌、邓友梅、徐刚、王恩宇等全国著名的作家来通授课。就是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通县（通州）的作者们迅速成长起来，有的成为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有的成为文学评论家；有一批人成为中国、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大批的文学作品，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在这里，我想向那些研究刘绍棠的学者们进一言，在研究刘绍棠文学作品的同时，是否也应该研究一下这一时期通县（通州）的文学现象？研究一下绍棠在通县（通州）的文学普及活动？否则会给乡土文学理论留下遗憾的。”这是我在1997年4月一篇纪念文章的一个片段。我想至今仍有启示作用。
绍棠老师对通州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对通惠河及北运河的污水治理的巨大推动作用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通惠河畔建立国棉一厂以后，北京东郊的工业污水便排放到通惠河中，同时污染了北运河。工厂越建越多，排放通惠河中的污水就与日俱增。不仅如此，后来北京市内生活用水的排污，也通过地下管道泄入通惠河，泄污口就在东郊的高碑店村。从此，年复一年，四十个春秋，通惠河和北运河变成了灌满污水的臭水沟。一年四季臭气熏天。令人作呕。尤其到了八九十年代，更甚。作为大运河之子刘绍棠，怎么能让母亲遭受这样的侮辱？刘绍棠平反后，十几年来，他多次给有关部门领导和市委书记写信，要求治理大运河。他连续三次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每次提案，都是大运河的治理。刘绍棠说：“北运河在污染之前，白沙河底，水清干冽，可以汲水饮用，可以淘米为炊，做豆腐使用河水而不用井水，才香软适口。全村男女都会凫水，甚至新婚之前的沐浴净身，也在月下的河中进行。大河被污染以后，水不能喝，不能用，也不能下水游泳。污水渗透到地下100多米，粮食的含毒量超过国家规定的十几倍，臭气漫天，流毒深广，村民们头发稀疏，牙齿脱落，未老先衰，癌症增多，而且严重损害了儿童发育。
看到我的乡亲和乡土受此磨难，我心如汤煮，悲愤不已。我恢复了政治权利和创作权利，马上手口并用，在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大声疾呼：治污，治污，治污！”
他写信给王震，谈通惠河的治理污染问题，请王震为此事出面呼吁。他多次给胡锦涛、丁关根等人写信；他甚至对列席会议的市长大声喊道：“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首都，只有北京被臭水泡着，而治污工程一拖再拖，你有何面目面对1000万市民？我更无颜面对运河的父老。”
为了筹集资金，他不知动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少口舌。大运河污染治理几乎成为他的心病。有时甚至进入了梦境：“这一天夜晚，我梦见大运河沿进京古道，进入天安门下的金水河，一路向西奔流而来。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变成了小火轮，小卧车变成了汽艇，自行车变成小划子，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大街两旁的电线杆子变成一棵棵绿柳白杨，人行道变成了浓荫蔽天的河堤，红男绿女在鸟语花香中携手漫步。我站在民族文化宫前，目睹眼前这些千变万化，惊喜首都闹市出现了乡土田园风光。
我为何来到此处?好像是要到对岸去看望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个中学教员，在我的家乡的中学教书。我跟她好像不是老夫老妻，而是新婚燕尔。我手搭凉棚向河那边张望，望见了校门，望见了教室。忽然，我的妻子身穿紧身运动衫，从校门里跑出来，沿着河边绿道向复兴门跑去。奇怪的是，她好像年轻了10岁，个子也增高了许多；乡土空气和田园景色构成的生态环境，使她面目一新。”
这是什么样的心境啊？梦随心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运河文化已经渗透他的潜意识中。那么，大运河治理在他的心中是何等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请问，又有哪个作家能做到像绍棠这样对家乡污水治理这样揪心揪肺呢？
1990年秋天，治理运河工程开始了，他心情激动，夜不能寐，坐着轮椅，拖着病残的身体，和时任市委书记李锡铭一起到工地慰劳治河的乡亲们。1992年，“……天气热如蒸笼火盆，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和北京电视台请我到肮脏恶臭的通惠河畔工地拍一组镜头，我却兴致勃勃奋发‘勇得忘了死’（讽借笔论中新潮派人讥评语）的战斗精神，坐着轮椅从早到晚，车轮大战一整天，我却乐此不疲……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为北京市的水污染治理和北运河还清，千呼万唤，据理力争，高碑店污水处理工程终于上马”（刘绍棠年谱359页）。
经过二十多年的治污努力，大运河终于回到绍棠笔下的形象……绿树成荫，蒲草摇曳、荇水风荷，繁花漫坡，蜻蜓飞舞，小鸟在枝头上唱歌，鱼翔浅底；小情侣们融入绿荫里喃喃细语，孩子们欢乐嬉戏，老爷爷在垂钓，或给您讲运河的故事；运河文化广场上，大妈们跳着欢快的舞蹈；运河公园游人如织，绿心公园，北京图书馆,通州国家大剧院……这里的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也渗透着绍棠的心血呢？
1991年7月1日，刘绍棠被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学艺术作出特殊贡献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了证书。鉴于绍棠老师对通州及运河文化所做的独特贡献，通县（区）县委、县（区）政府及全体通州人民赠与刘绍棠“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奖杯；在通州档案馆建立‘刘绍棠文库’”；1992年5月27日，“刘绍棠文库”正式揭幕。文库是刘绍棠捐赠的著作、手稿、书信、证书、藏书等8个种类的档案资料1600余卷/件。揭幕式上，群贤毕至，大咖云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在揭幕式上讲了话，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赞颂绍棠 ：“……绍棠是运河的儿子，运河是绍棠的母亲。运河用甘甜的水，使绍棠聪明、早慧，成为神童，成为具有超凡创作才能的人民作家。运河两岸坚硬的泥土，养成了绍棠一身铮铮铁骨。他经历过政治上坎坷，忍受过疾病的折磨，但这些都没有把他压垮，而是使他更加坚定，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并且充满了自信。大运河无垠的原野，赋予绍棠以真诚、正直光明磊落的胸怀。他从来不以个人恩怨来分辨人间美丑，不以一己得失来评价事物的是非，而是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他抒发爱憎、决定取舍的唯一标准。因此，他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前途，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风里雨里，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动摇。他是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人民需要这样的作家，依赖这样的作家……” 王光同志的讲话，不就是绍棠老师一生的最好的诠释吗？
1997年3月12日，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因病不幸去世，享年61岁。
他走了，亲人们将他安葬在大运河边，这里有他的父老乡亲。他依偎母亲的怀抱里，望着家乡袅袅炊烟，倾听运河两岸的鸟语，闻着运河两岸的花香；日夜倾听运河母亲的低吟浅唱……如今，28年过去了，他和他的作品早已融化在运河文化中，他的故事已成为不朽的传奇。
写于2025年3月12日绍棠28周年忌日。
来源：王博生人人门户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