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竹君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知道自己的女儿国瑛已有了稳定的事业,并且有所成就,便专程乘火车来北京看望她。
董竹君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知道自己的女儿国瑛已有了稳定的事业,并且有所成就,便专程乘火车来北京看望她。
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董竹君和她的女儿到了北京,就请她们到周末去吃晚饭。更没想到,周总理竟然专门安排了一辆车来接。
听到这个好消息,母女俩都很高兴。那天下午,她在家里焦急地等着。快到总理家的时候了,他给女儿打了个电话,让她快点来。
当董竹君和她的女儿到达西花厅的时候,已经晚了十多分钟,邓颖超和周总理热情地迎了出去。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也很融洽,餐桌上也看不出什么官场上的东西。寒暄了一会儿,周总理便严肃地看着董竹君,“这些年来,您为党、为人民立了不少功。”
董竹君端起酒杯,对周总理表示了感谢。周总理继续说道:“你作为都督的妻子,愿意放弃富贵荣华,投身革命,实属不易。”
周总理随即告诉国瑛,父亲当过总督,母亲则当过锦江大酒店的老板,女儿则是当过八一厂的创始人,可谓是一家两代都是国家功臣啊!
顿时,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董竹君到底是什么人,周总理怎么会专门请她母女吃这顿饭?今天,作者将带领您深入了解董竹君的生平与传奇。
相遇
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锦江川菜馆在上海华格臬路开业。在饭店开张的那一天,到处都是鞭炮声,很是热闹。
更重要的是,上海滩第一人杜月笙,杨虎,都亲临现场,场面之火爆,可想而知。
这家餐厅,能够将上海滩的黑道大佬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只因为这家餐厅的老板,就是董竹君。
一百多年以前,上海延安东路还是一条肮脏、臭气熏天的黑河,当地人称之为“洋泾浜”。在这条臭气熏天的沟渠的两边,挤满了低矮的、破败的棚屋。
一九○○年,也就是甲午战败之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力,义和团在北方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民的生活也变得艰难起来。
那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公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臭水沟边,她的小名叫阿媛,阿媛的爸爸董同庆,是个人力车夫,妈妈姓李,是个保姆。
为了让她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他们决定让她去念书,这样才能改变她的一生。
所以,阿媛六岁就能进入私立学校读书,这是一个妇女普遍受到歧视的时代。阿媛十一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912年新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
然而,阿媛一家人的命运,却是没有丝毫的好转,董同庆得了一场重病,险些丧命,最后还是靠着贷款,才活了下来。
但是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工作的能力了,而且还欠下了更多的债,日子过得更艰难了。
阿媛在私立学校呆了六年后,不得不中断学业,但六年的求学生涯,却为她将来的进修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为了还债,夫妇二人终于拿定主意,将阿媛送入“长三堂子”(旧时称青楼),开始学习京戏。
阿媛从他们吞吞吐吐的表情里,知道那时他们是多么的无助。
她不想让父母过上穷困潦倒的生活,哪怕再怎么不愿意,也要试一试。
再说了,人家只是来当唱歌的,三年之后,就能回到家里,还清了欠下的债。
阿媛就这么进入了这个富丽堂皇的“长三堂子”。阿媛是个新来的,长得又漂亮,又在私塾里呆了六年,聪明伶俐,比一般的青楼女都要好。
所以,她一出现,所有人都围了上来。每天有人叫她去唱歌,都得排起长队。
其中不乏穿著中山装的人士,这些人都是革命派人士,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建立,但治安较差,为了隐藏行迹,「革命党」就选在“长三堂子”举行会议。
在该群体中,有一位名为夏之时的人物,他是一位革命志士,对阿媛关怀备至。
这位出生于四川合江的夏之时,曾留学日本,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东渡至东京,加入了“同盟会”。
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在重庆创建了“蜀军军政府”,并荣膺副都督一职。
这时,正值革命最低谷的时期,夏之时来到这里,与阿媛见面,阿媛的纯真、聪慧和超然物外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他。
夏之时愿意赎回阿媛的自由,并把她送到日本留学。经友人帮忙,阿媛终于顺利地从“长三堂子”里逃了出来。
回国
阿媛顺利逃离之后,与夏之时在上海以一种新型简约时尚的结婚方式结婚。结婚后,两人去日本躲避了当时的局势,夏之时的心也放了下来。
阿媛在东京郊外有一栋漂亮的独栋房子,专门为她找了一位教授,教她数理化,历史,地理,动植物学,也学中文。
“董篁”字“竹君”,是阿媛的史地先生给她取的名字。老人说:“篁者,竹田也。
古籍中,也有不少竹子,足见其深意。”这位老先生大概也不会料到,他为其起的“董竹君”之名,竟然会在中国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竹君在日本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她漫步于知识之海,空闲时间漫步于购物中心、公园。
没过多久,董竹君就生了她的第一胎。然而,在快乐的时候,也有阴暗的地方,
比如,董竹君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大声地喊道:“支那人是个亡国奴!支那人是个亡国奴!”董竹君听后忍不住心中一痛。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接受民主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忠君”、“爱国”的教育,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得日本人对中国人,甚至是孩子们都不屑一顾。
虽然人生充满了坎坷,但董竹君总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一份自由,是夏之时将她带入了另一片天地。
然而,要想在新的天地中获得尊严与自由,她还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所以,董竹君只要有空,就会掏出一本又一本的书,静静地看着。她明白,一只漂亮的蝴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展翅高飞,她只是在养精蓄锐,等着破茧化蝶的那一刻。
夏之时等革命人士虽然身处异地,但仍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积极筹划着推翻袁世凯的统治。
董竹君在海外的遭遇,更加深了她的忧患意识,也加深了她对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
董竹君从学校毕业后返回中国,加入夏家。夏家家大业大,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花楼出身的董竹君饱受挑战与冷遇,但是为夏之时,董竹君努力把一切都做好,不让家中任何人找出毛病,并为夏时诞下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董竹君终于得到了整个家庭的认同。
但是,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一九一九年,夏之时遭到打压,丧失兵权,被人推到一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他心灰意冷,辞去了一切官职,在家里无所事事。
一肚子怨气的夏之时,开始抽烟,喝酒,赌博,游手好闲。
性情大变,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疯狂地控制着董竹君,不许她和其他男人说话,凡事都要顺着他的意思去做,就像对待封建女人一样,把董竹君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天,董竹君在给丈夫修剪脚趾甲的时候,她的手被割破了,见状夏之时一脚踢在了董竹君身上,将其踢飞了出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这么辛苦,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夏之时也染上了吸烟和赌博,他所接受的一切新观念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封建独裁。
董竹君因肺疾而躲了三个多月,可丈夫却是从来没有去看过她。
一次夏之时发了高烧,董竹君给他送吃的喝的,中途到外面透透气,和他的战士们聊了一会儿,却被夏之时骂得狗血淋头,骂她不检点。
是啊,他打心眼里觉得她是青楼出身,生性放荡。
这让她如何不心痛?
有一回,夏之时截住了自己的女儿夏国琼的钢琴教师董竹君,当他看到是一位男性教师时,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她水性杨花。
董竹君还想还嘴,可夏之时却是动手了,最后竟然跑到了厨房,抄了一把刀,要把她给杀了。
董竹君因此成为夏之时仕途失意的出气筒。
这样的控制欲让董竹君每日都过得很是憋屈,再也忍受不住,她提出了离婚,然后带着四个并不受夏之时看重的女儿,离开了夏家,另谋生路。
在这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女人提出离婚,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两人的离婚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一次,董竹君打破了传统束缚妇女的传统束缚。由于董竹君的大胆,她受到了不少先进分子的欣赏,这为她后来的思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董竹君在上海经营着锦江大酒店。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生意了。
夏家在四川时,董竹君曾经办过一家袜子厂,开过人力车,以贴补家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体会到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所带来的好处。
创业的过程虽然艰难,但董竹君却感觉到了一种成就感,一种自己所学的东西都能派上用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董竹君的精心策划下,锦江饭店的菜品质量、服务质量、管理模式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业内独树一帜,是上海鼎鼎闻名的大酒店,不知道吸引了多少文人雅士,政界名人,商界名流。
她一跃而上,成为上海滩最红的商界女强人。
为国效力
一九三五年,董竹君在上海滩开设了一家名为“锦江小菜”的小餐馆,专门经营四川菜。
刚开始的时候,董竹君白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又要带着四个小孩,常常是忙得昏天黑地,时间一长,董竹君就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胃病。
四个孩子还小,餐厅没人照顾,董竹君也没办法,只好强撑着生病的身体,继续干活。
董竹君一天又一天的忙碌着,锦江的饭菜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不过,董竹君并没有就此罢休,她很快就成立了锦江茶楼。
那个时候,锦江茶楼是杜月笙和黄金荣经常光顾的地方。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锦江饭店就成了爱国志士们的一个秘密据点,董竹君通过锦江饭店,救济了许多抗日志士,并为中国中共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掩护和支持。
在这段时间里,董竹君为了逃避日本人的威胁,只好和她的女儿逃往菲律宾。
等他回到上海的时候,锦江菜馆和锦江茶楼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上海解放以后,董竹君按照上海市公安、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创办了“锦江饭店”。
此后,锦江饭店作为上海首座国宾馆,并先后接待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领导人,曾一度广受赞誉。
而且,董竹君为了报效祖国,不但将毕生积蓄的十五万美元全都捐了出来,更是将自己那栋带着花园的大宅,一分不剩地捐了出来。
1951年,董竹君按照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委的指示,把她在上海开了十六年的锦江饭店,交给了政府。饭店被接管后,改名为锦江饭店”,同时董竹君任董事长“
这一年六月九日,锦江饭店正式落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接待外国客人、中央领导人吃饭、开会的地方。
“多虑”是老年人最大的禁忌,晚年的董竹君因为“多虑”,经常睡不着觉,生病了,是一般的伤风。但老年人着凉总是很严重的,知道母亲着凉了,夏大明和董国瑛就赶紧带着妈妈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她得到了一份她的自传样本。抱着这本沉重的样本书,她用手轻抚着它,慈爱地对周围的儿孙们说:
“我的生活就在这儿,一页页的书页就象拍打礁石的波浪。”
没过多久,董竹君又患上了一次又一次的感冒,最终还是没能治好。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她接受《东方时空》采访的时候,她被送到了医院。
她走的时候,采访正好结束。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刚好”,就像是早就计划好的一样。
《人民日报》刊登了董竹君去世的新闻,全文如下: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早期的女企业家,第二到第七届的政协委员,董竹君,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董竹君在离开之前,给他留了两份遗嘱。
“1.在她的坟墓上刻下以下三行字:“我决不因为误解而改变我的本意,决不因为冷漠而动摇我的信仰,也决不因为年老而减慢我的步伐。”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请在我的追悼会上播放。”
在临终前,她的女儿董国瑛,经过几番周折,才从一名乐师手中,寻回了这支曲子的录音带,并亲手交给了葬礼委员会。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是她与夏之时在一起时,最爱唱的一首爱尔兰民谣,象征着两人之间纠缠不清却又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爱情。
“夏日的最后一支蔷薇仍独自盛开,她的爱人们也纷纷枯萎死去。她的身边不再有鲜花相伴。映红了她的脸,跟着她一起叹气,一起难过。”
有人说:“董竹君没有活到一百岁,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但是,董竹君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有这样的信念,如果她真的想在百岁之前达到完美,那么,她一定会做到的。但她却在98岁的时候离去了,为什么不再多活两年?
董竹君在遗书上写得很明白:“我不会因为误解而改变我的初衷,也不会因为我的冷漠而动摇我的信仰,我也不会因为我的年纪而放慢我的步伐。”
来源:历史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