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是形声字，从“辵”，“甬”声，本义为“达”，《周易》谓“往来不穷谓之通”，后引申出接通、交流、精通等义。这三个引申义在中国早期的宗教活动中有着集中体现，譬如《尚书·吕刑》中的“绝地天通”一词中，“通”既代表了上天与人的接通，也代表着人与神灵之间的信息传递
2025年04月02日 06:51山东
和合大同篇
通
《説文解字》：“通，達也。从辵，甬聲。”
“通”是形声字，从“辵”，“甬”声，本义为“达”，《周易》谓“往来不穷谓之通”，后引申出接通、交流、精通等义。这三个引申义在中国早期的宗教活动中有着集中体现，譬如《尚书·吕刑》中的“绝地天通”一词中，“通”既代表了上天与人的接通，也代表着人与神灵之间的信息传递，同时还蕴含着精通沟通人神这种法术的意思。就其“达”的本义而言，“通”字象征着一种关系的建立与无窒碍。譬如当我们说“阡陌相通”时，我们说的就是这些田间小路将不同的地方联系起来；而当我们说“沟通”时，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经由交流而发生了联系。所以，对应人类社会，“通”字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与共存。
然而，为什么只有互通才能共存？这主要是因为人类是群居性生物，需要依靠彼此的互助合作才能在大自然中生存下来。这种互助合作促进了各种分工的产生，大大提升了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以及群体的组织化水平。在这一基础上，各种专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活动逐渐发展出来，譬如宗教、哲学、艺术、科学，等等。可以说，从远古时期百十人的小部落到现代社会两千万人的巨型城市，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互助合作的发展史，是一部“通”的历史。
在内部的分工合作上，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以血缘伦理为基础框架的高度组织化的文明形态。《尚书》有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勾勒出以“君主”为中心，以“亲族”“百姓”为外围的政治组织形式。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在秦汉大一统后逐步演变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又经由科举制而演变为以“君主”和“士大夫”为核心的政府文官集团。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形式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这确保中国有能力对广阔的疆土保持有效的控制力，维系统一的局面。所以，儒家文化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儒家文化尤为重视道德伦常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这对于在广阔疆土上建构合理的人间秩序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具体说来，儒家将各种人际关系总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这五伦配合士、农、工、商四种职业，构成了传统中国互助分工的基本结构。其中，“君臣”是最重要的伦常秩序，而“士”是最高贵的职业类型，二者殊途同归，最终皆指向对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代表着华夏文明追求的主要目标乃是建构一个实现共同向善的人类整体。而这种共同向善的目标，正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中断的关键所在，也是保证中国长期稳定的文化力量。
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作为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古国，是在与周边部族不断交融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历史上，向外探寻世界、寻求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华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像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很著名的事例，“丝绸之路”更是著名的中西交通要道。纵观历史，唐朝为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做出了厥功至伟的贡献，东亚文化圈就形成于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极为开放繁荣、国力极为强盛的朝代，唐朝对当时的日本、新罗等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曾三番五次地派遣使节来唐朝学习中国的文化，模仿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仿照长安城建造都城平城京，而其传统服饰和服也是借鉴盛唐服饰的款式设计的。
对外的交流互鉴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还带动了中国农业与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像玉米、土豆、红薯、棉花、西瓜、辣椒等农作物，就都是由域外传入中国的。其中，玉米、红薯于明代传入并大规模种植，缓解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压力，促使中国人口激增。可以说，中国数千年来的发展，就是在与整个世界互通有无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对外交流活动还为中国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最初想象。17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在他敬献的所有贡品中，万历皇帝最感兴趣的就是自鸣钟与世界地图。但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因清朝的闭关锁国而被骤然斩断，以至于到了19世纪，道光皇帝在听闻英吉利这个国家时，竟十分天真地问道：“英吉利在哪儿？是否有旱路可通？”正是由于彼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林则徐和魏源才会印行《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提倡“开眼看世界”。闭塞就意味着自大，而自大就会导致落后，这是近代中国留下的历史教训。
从个体与个体的互助合作，到民族与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再到21世纪信息与知识的全球共享，世界各国的发展休戚与共。我们应该看到，每个人、每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越来越依赖于人类整体的共通、共存与共荣。现代中国将秉持更加开放包容的精神，自觉担负、履行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来源：灯塔党建在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