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自相标榜，实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不但党外有党，而且党内的派系也非常之多。早期就有胡汉民派、丁惟汾派、西山会议派等等，“CC”系自然也是党内派系之一，虽然“CC”系形成的时间比较靠后，但最后却后来居上。“CC”系的开始要从1

一、“CC”系

1. 什么是“CC”系

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自相标榜，实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不但党外有党，而且党内的派系也非常之多。早期就有胡汉民派、丁惟汾派、西山会议派等等，“CC”系自然也是党内派系之一，虽然“CC”系形成的时间比较靠后，但最后却后来居上。“CC”系的开始要从1933年说起，当时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曾组织过一个不公开的组织“青白团”作为二陈搞党派活动的领导核心。二陈的目的是网罗各地一些思想一致的、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加入“青白团”，如河南的陈泮岭，东北的王星舟、齐世英、刘不同，河北的梁子青、时子周，山东的庞镜塘，湖南的邵华，山西的郭紫峻，安徽的高宗禹，上海的吴开先、潘公展，蒙古的李永新，以及洪陆东、陈访先、马无放、骆美奂、方治、周学昌、张冲等等。嗣后，“青白团”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它的不公开不过是掩耳盗铃。与之对立的其他派系如自认为是正统的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对二陈所组织的“青白团”很不以为然，不称之为“青白团”，而称之为“CC”系，意在讽刺二陈结党营私，另立门户，这就是“CC”系的来历。“青白团”的这些人分散到各地开展活动，组织了一些“青白团”的外围组织——不同名称的“计”、“会”之类，拉拢了一批从属分子，从而使“CC”系的势力逐渐地伸展到了各个地方。

2.“CC”系对国民党各个机构的渗透

1929年以前的国民党党务大权主要由丁惟汾掌握，当时各省党部组织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丁惟汾安排的，因而当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1928年，蒋介石想把各派系捏在一起，实现其大联合的计划，决定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将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孙科（太子）派以及蒋介石最亲信的二陈都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一个全党混合性的领导中枢，使所谓“丁家党”的势力得以削弱，国民党党务权的方方面面任由蒋介石摆布。丁惟汾窥知其意，便策动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拒绝这个计划，但没有起到作用。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中，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亲信都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二陈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厉生、余井塘任组织部秘书，陈立夫还担任了秘书长，自此，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大权落在二陈之手。第三次党代一大会议以后，二陈就以组织部长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了整顿党务的方案，以消除异己为目标，全部解散或部分撤销各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由二陈派亲信去接管。陈果夫对党务的整顿，实际上从国民党三大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打响整顿的第一炮是解散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会，另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等为整理委员，把天津市党部全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克、邵汉元、时子周等都塞进了天津市党部，以至于整个天津市的国民党组织绝大部分换成了“CC”系分子。在贯彻所谓的整理党务方案的过程中，全国各重要省市的国民党委员会接二连三地进行改组，使得“CC”系分子分散到各地，渗透进了各地的国民党组织。此时全国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全部为“CC”系所把持，丁惟汾的势力或被排挤掉，或被拉入了“CC”系集团。

“CC”系把国民党党务权把持到手后，便极力向行政方面扩展势力，这项活动从浙江开始。1932年冬，陈果夫把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一期毕业生120多号人派到浙江，以佐治员的名义参加县政工作，几乎每县都有2人，协助县长搞地方基层工作。名为佐治，实是控制、分权。1934年，陈果夫亲自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这是“CC”系向行政方面扩展的第二步。当时江苏的民政厅长是余井塘，财政厅长是赵棣华，教育厅长是周佛海，淮阴区行政专员是王德溥，省府里的科长、秘书大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甚至一部分县长也换成了这号人。当时“CC”系在江苏省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此外，杨绵仲去福建时也带了大批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其后陆续在安徽、湖南、陕西、甘肃，也都有大批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被派去参加地方行政工作。“CC”系的骨干在一个地方做了什么“长”以后，其系的专员、县长、局长、校长等等，也多由中央政治学校出身的人来担任。四川在抗战期间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四川中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如专员、县长等，多由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担任。因此，到了抗战后期，“CC”系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在民、建、财、教各个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果夫的策划下，江苏省在1934年成立了一个旨在消除淮海灾害隐患的导淮委员会，由陈果夫兼任委员长，他的妹夫沈伯先任副委员长。导淮委员会不仅占有了一批国家资财，还安插了一批“CC”系的亲信，当时只做了一点点工作，淮河之害并未减除。1938年，淮河泛滥，灾情严重，大家瞠目视之，无策以对。抗战期间，淮河流域大部分沦为敌占区，导淮委员会迁到重庆，由沈伯先任委员长，照样养着一批亲信，住在綦江县继续“办公”。

二陈在政治上、行政上都有很大的势力，但是在国民党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中，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陈的基础是最薄弱的。中国、交通、中央、农民四大银行均属蒋、宋、孔、陈四家的经济势力范围。蒋、宋、孔家把持中央、交通、中国三大银行，历史比较悠久，操纵也比较直接，基础相当稳固；而陈家把持农民银行却是抗战期间的事，虽然由陈果夫当了董事长，但还不能像宋子文之于交通银行、孔祥熙之于中央银行那样随心所欲、支配自如。蒋、宋、孔利用手中的银行经营外汇，组织公司，大搞外贸，别有一番生财之道，陈果夫亦看在眼里，动在心里。因此到处伸手，急起直追，也从工商业方面大抓起来。他首先在中央财政、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振东、花纱布管理局局长骆美奂、台中，也安插了一些中央政治学校还在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的司长、帮办、科长方便省力的基础。在金融方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农民银行自不必说，还把赵棣华挤进交通银行，把吴任沧安插在中央信托局，把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拉拢过来，并以合作事业管理局寿勉成为中心，自成体系，组织成合作金库，向各大城市迅速发展分库。这个金库的负责人，如经理、副经理等，清一色是政校大学部或合作学院的毕业生。合作金库的业务也就是一般银行的业务，所以当时社会上有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合作金库）之统称。可见“CC”系在金融方面已经扶摇直上，并列于各大银行之林。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CC”系很快便在工商业方面开了花。抗战结束后，二陈在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党的经费不能列为国家预算的口实之下，以筹措党费为名，开始经营所谓党营事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CC”系抢先派骆美奂到华北，在天津成立华北企业公司，把原来天津的恒大卷烟公司以及面粉业、酿酒业等都纳入华北企业公司之下，大发其财，几乎与宋子文的扬子江公司相媲美。同时还发展外围据点，支持齐世英组织东北企业公司，支持李先臣在青岛经营啤酒公司和冰厂。根据国际协定，台湾归还中国后，陈果夫立即派任维俊作为接收台湾的大员，在台湾成立了台湾专卖局，以党营经济为名大捞一把。总之，凡能伸手之处，二陈无不混水摸鱼，乘机打人。经过以上所述的一系列活动之后，“CC”系的势力渗透进了经济界的很多方面。

抗战期间，华北、华东相继沦陷，许多大中小学停办、解散或内迁。抗战初期，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朱家骅任教育部长，他们采取收编合并、继续维持的战时措施，成立了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一些地方还成立了联合中学和联合小学，趁此混乱变动之机插入教育界一部分“CC”系势力。“CC”系借机渗透进教育界的有西北联大的刘季洪、西北工学院的赖琏、西北法学院的张北海、贵州大学的张延休。在东北方面，齐世英、蒙启芳、周天放等组织东北教育救济处，梅佛光、曹仲三成立东北中山中学，这些都与二陈有直接的关系。在重庆附近，教育部眼皮底下的中央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青木关的中大附中，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乃至在巴县界石场，以陈果夫为董事长、政校二期毕业生陈兆麟为校长的私立立人中学，以及以陈果夫老婆朱明为董事长的南泉小学等，也都有“CC”系的势力插手介人。

国民党的文艺工作一直由张道藩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委员会”负责，他所搞的一些戏剧曲艺，大多都是一些旧的形式和旧的内容，很少有反映当时抗战的新作品。“CC”系的人也曾喊叫“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类的口号，但与抗战的实际情况结合不起来。相反，对于一些有关抗战的进步作品，如《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游击队歌》等，却横遮竖挡，不许流传。1942年，在朱家骅的操纵下，国民党教育部设置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计划拍摄有关教育方面的影片、幻灯片，想往电化教育方面发展。在这个厂之上还有一个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陈果夫，委员有何应钦、朱家骅、陈立夫、李清悚等，这也是“CC”系控制的一部分。陈果夫曾提出拍制一部以复古为中心内容的影片《移风易俗》，一切还尚无眉目之时，抗战胜利即告终止。后来南京解放，这个电影制片厂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在出版事业方面，“CC”系为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相竞争，由叶溯中负责，在重庆成立了正中书局，以所谓宣传三民主义为目的，编印中小学教科书和一般读物，虽初具雏形，但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比，则是望尘莫及。另外，为了抵制和监视重庆的新华书店，在陈果夫的支持下，由政校新闻系学生在新华书店附近，开设了一所“天地出版社”，经营书刊杂志的发行、销售业务，但开张时间短暂，因抗战胜利而停业。

国民党的喉舌——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社，以及中央电影制片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控制在“CC”系的手中，如陈果夫亲自领导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派陈果夫的亲信詹文水参加中央通讯社，马星野参加中央日报社等等。由于它在新闻宣传方面的控制如此严密，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一手遮天，任意制造反共舆论，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使人不敢接近。对于解放区的消息则一律封锁，一旦发现有人看《新华日报》及进步书籍，便认为是赤化分子，横加迫害。1944年的某个纪念日，郭沫若在重庆沧白堂公开演讲，院内挤满了听众，程世杰受陈果夫之命跑去听讲，进入院内只见中统特务分子四处乱窜，人群中喧嚷着：“来了，来了。”既没看见人，也没听见讲话，忽然一颗手榴弹爆炸，听众惊慌四散，演讲无果而终。由此可见“CC”系在国统区对言论的密切控制。

3.“CC”系的大本营

“CC”系的上层核心分子分散在中央以及各地方，虽然工作难度不同，却大都身居要职，围绕着二陈而扶摇直上。要说“CC”系人员成堆的地方，那还得说中央政治学校。

所谓的中央政治学校，其实就是一所国民党办的不属于教育部管辖的特殊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党务学校只办了一期，就改为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黄埔军校的情况和性质差不多，校长都是蒋介石，只是这两所学校一文一武，是蒋介石的左辅右弼。这两个学校直接负责处理校务的都是教务长。中央政治学校最初的教务主任是戴传贤（戴季陶），副主任是罗家伦，训育主任是丁惟汾，副主任是谷正纲，总务主任是陈果夫，副主任是吴挹峰，实际办事的都是副主任。后来丁惟汾任教育长，罗家伦为教务主任，谷正纲为训育主任，吴挹峰为总务主任。当时因丁惟汾年老多病，不能经常在校办公，实际管理校务的是罗家伦、谷正纲和吴挹峰。在这三人中，谷正纲、吴挹峰与二陈的关系较近，罗家伦趋炎附势，亦倾向于二陈。所以名义上丁惟汾是教育长，实际上却是二陈在背后操纵。因此可以说，中央政治学校自始至终都是掌握在二陈手中。当时社会舆论的说法是：“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系两个字。”到1936年至1937年间，罗家伦去职，刘振东继任，学生反对吴挹峰和刘振东闹起学潮，为了镇压学潮，后来由陈果夫出任教育长，张道藩为教务主任，温晋城为总务主任。过了一段时间后，为缓和学生情绪，曾一度由周元放任教育长，但因与陈果夫意见分歧，周元放不久后就辞职，由张道藩继任教育长。张道藩一本陈果夫之意旨办事，陈果夫经常住在小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内，俨然成了太上皇式的幕后操纵者，政校师生均以老教育长呼之，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中央政治学校是大学部，因其有许多附设部门也叫校本部，内分普通行政，外交，教育，财政，经济，法律，新闻等系。另外附设有研究部，主任是刘振东，地政学院，主任是萧铮，计政学院，主任是王陆一，合作学院，主任是寿勉成，蒙藏班，主任是何王书，蒙藏学校，主任是吴铸人。还有专为考试院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而设的短期半年训练班，叫做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此外，为了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展势力，中央政治学校又设了五个分校，校长仍是蒋介石，并设分校主任主其事，归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领导。分校内分简易师范部、中学部、小学部，混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子女，学生一切待遇全是公费。其中有绥远的包头分校，主任是张镇临；甘肃的酒泉分校，主任是行政专员曹启文兼；青海的西宁分校，主任是周觉生；西康的康定分校，主任是崔子信；云南的大理分校，主任是汪懋祖。这些主任都是与二陈有关系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师生。在一般社会人士的眼里，分校同样也是代表国民党中央的机构，分校出来的学生，也都贴有中央政治学校的标签。这样，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先生到学生，从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人，也就都成了“CC”系的关系。二陈之用心，真可谓无所不至。

二、“CC”系和中统

“CC”系和中统的关系可以用一句俗话来概述：“CC”系与中统，是“豆芽炖豆腐，一姓各户”。1937年以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调查科（或处），它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前身，其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异党（指共产党）的活动情形，这是在陈立夫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所谓的谍报工作。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置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这样一来，就为二陈对调查科的职能进行改组创造了条件。改组的第一项便是要调查党员思想和派别所属，从而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这个时候的调查科成为了国民党掌权集团“CC”系的工具，也就是“CC”系暴力组织的指挥部。在这个时候，局面基本上是哪里有“CC”系，哪里就有调查科分子；哪里有别动队，哪里就有“CC”系分子，由此也可以看出，“CC”系实际上是在领导着中统。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排斥异己，掉换他的亲信，而这种事还得依靠调查科的特务们。于是，特务们四面出击，到处搜罗各级党部中非“CC”系干部的罪证。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是腐败衍生的官员呢。不到一年时间，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换成“CC”系成员和中统分子，二陈对这些亲信们关怀备至。

在组织部任小干事的人，几年的时间就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所以后期中央委员中十分之五六是属于“CC”系统的人。二陈凭借党部的基础，将他们的势力向行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及经济实业等方面逐步扩张。二陈下面组织部的重要人物，1927年至1929年是吴倚沧（广东人），此后是余井塘（扬州人）、张道藩（贵州人）、张润身（河北人）、骆美奂（浙江人）和庞镜塘（山东人），他们都属于“CC”系的人。组织部中有军队党务处，实际上都由黄埔系人来掌握，但“CC”系的调查科也常染指。抗战前，蒋介石的势力实际上偏于东南各省，所以国民党的党务活动以及中央党部对于地方党部的控制也偏于这些省份，党务是在军队的卵翼之下进行的，至于边远各省的党部人事，也必须靠调查科去控制、争夺。调查科的魔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东南各省中，“CC”系控制得最严密的是浙江，那是他们的家乡。浙江的党棍许绍棣（兼教育厅长多年）、胡健中（兼东南日报社长）、方青孺、项定荣、罗霞天等都属于“CC”系，他们的任期都很长。其次是上海市，上海市党务是东南各省的重心，也是党内派系争夺之所。

调查科为“CC”系占领全国各级党部、控制各级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不择手段地扩张“CC”系的势力呢？“CC”系的头子陈立夫在庆祝蒋介石生日那天曾召集调查科的特务们做过一番训示，由这番训示中，可以看出“CC”系建立独家体系的实质。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蛮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三种：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的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做法。……调查科是我们建立新的政治关系的工具。”由此可见，“CC”系的显著用意就是要调查科不仅仅是为“CC”系打天下，也要为蒋介石打天下。从此番训示可以看到，调查科就是“CC”系的政治工具。

但是在蒋介石集团内还有另一支特务队伍，那就是复兴社特务处，这样自然引起了两方的斗法，以此来争夺蒋介石的信赖，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对手下“CC”系领导的调查科和复兴社特务处两大派系特务组织进行合流。俗话说：“一个槽上拴不住俩叫驴"。在这种貌合神离、各怀私心的合流中，两派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终成水火难容之势。1938年，中统局、军统局遂分别成立。这时的中统局长虽然不是二陈，但“CC”系与中统仍密不可分。以下几件事情即可作为证明。1943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派次长王德溥去延安，商谈解决边区行政方面的纠纷问题。中统局在陈果夫的安排下也拟派一个特务分子随王德溥前往延安，王德溥认为:这是代表行政方面的商谈，如有中统分子参加，恐怕不利于商谈。于是经过研究，由王德溥推荐陕西省银行重庆分行经理钟志刚以考察边区金融名义参加，授以他中统的待殊任务。回来后，钟志刚写了一份情报送交中统局，另外根据王德溥的汇报，最后二陈和徐恩曾、王德溥共同拟了一份派遣中统分子或政校毕业生打人边区的计划，由陈果夫送给蒋介石。

中统局有一个专门在各学校做特务工作的学运组，有一次，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学生闹学潮，中统学运组通过原中央政校附设蒙藏学校毕业生、后又进入中央大学美术系读书的岑学恭、郭世清两人，配合了解到领导闹学潮的几个为首的人，学运组便出动特务，在夜间把两个出头闹学潮的学生绑架走了。由此可见,“CC”系与中统的许多阴谋活动是相互配合进行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科也在试图逐渐摆脱“CC”系的控制，所以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CC”系是一个政治组织，其中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官员，而不像中统那样是一个特务机构，属于国家的秘密组织，成员的地位也比较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的一个组织单位。从这一点上可以这样说，“CC”系是决策机关，而中统是执行机构，在成员的关系上，“CC”系中有中统的人，但是中统内除了几个高级干部是参加“CC”系的以外，“CC”系的人都寄附在当时的各种机关内，而且无专门在中统内担任特务的。在地方上，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委员、书记长中很多都是“CC”系的人，而中统特务组织只

“CC”系和中统局的不同层次。 是在国民党省、市党部内的一个特务室，虽然后来改为调统室。从这也就能看到

随着蒋介石的独裁加强，蒋介石不愿看到自己的统治内还有很多的派别跟自己争夺权益，于是在1938年，蒋介石就以命令的方式停止了“CC”系以及其他派系的活动，而中统成员为蒋介石根基的稳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还因为中统在反共立场上的成绩，地位也越来越高，如各省市党部的委员和书记长，已经有很多是中统的成员了。在一些地方，中统成员甚至已经不把“CC”系分子放在眼里了。甚至还有些地方，两者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主要表现是“CC”系分子想控制中统或者是中统想控制“CC”系分子。比如“CC”系分子赖琏在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和徐恩曾平起平坐，但是抗战开始以后就变成了徐恩曾所领导的人了。还有如在日本投降以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他的工作就听命于中统，但当他到了上海以后，上海的中统组织要他在市政府安插若干主要职务，吴绍澍置之不理，于是中统就专在上海搜集吴绍澍的各种贪污情况以进行控制。1947年上海市国民党市党部的社会处处长陈保泰，也是“CC”系分子，当上海选举参议员时，陈保泰未与中统的上海单位事先商妥，只给予一个名额。中统当然极为不满，就公开表示反对陈保泰，扬言如果不增加中统的名额，将冲票。陈保泰在中统的威迫下只好给中统三个参议员的名额。从以上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的是，中统已经不接受“CC”系的领导，有时候甚至还在“CC”系之上。到后来“CC”系被蒋介石叫停之后，中统就逐渐占了上风，并且地位进一步加强。最后，“CC”系的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影响还在，只是已经削弱了很多，再也无法控制中统局而已。

来源：聊点历史观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