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骰子：宿命论与战争 | 国政学人

摘要：来源：Dominic Tierney, “The Iron Dice: Fatalism an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49, No. 1, 2024, pp. 51-90.

铁骰子：宿命论与战争

作者：Dominic Tierney，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

来源：Dominic Tierney, “The Iron Dice: Fatalism an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9, No. 1, 2024, pp. 51-90.

导读

在国际政治中，“宿命论”通常是领导人坚信的“神秘力量”。在某些情况下，领导人会用宿命论来提高政治支持率，因为宿命论可以帮助领导人避免过于高昂的代价。“宿命论”在这几个情况最有可能发生：领导人面临不好的结局或好的结局时（如战争）；当领导人认为不好的结局迫在眉睫时；在非民主政权与民主政权冲突时。在国际政治中，“宿命论”通常被领导人用来合理化战争，并降低决策的心理负担。领导人在面临重大决策时，可能因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认知，选择采取更激进的政策，特别是当他们认为“现在战争比未来更有利”时。“宿命论”与“机会窗口”结合，可能成为战争的诱因，使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宿命论”的影响机制

“宿命论”源自拉丁文Fatalis，即“命中注定”，它是指一个人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左右事件的发生。俾斯麦曾贬低议会辩论的作用，并认为时代的重大问题是由“上帝掷出的铁骰子”决定的。心理学对“宿命论”的解释是“宿命论”的产生能够维护领导人的形象，让他们不用对最后的结局负责。

变量1：消极事件与积极事件

领导人通常对消极事件持宿命论态度，而对积极事件持“行为者-观察者偏差”(actor-observer bias)，即在作为“行为者”时，领导人倾向于外部归因解释，而在作为他人行为的“观察者”时，则倾向于内部归因解释。在面对积极事件时，人们倾向于拒绝“宿命论”，并表现出“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即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对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影响力。在面对消极事件的，人们则不太可能表现出“控制错觉”，而更可能采取宿命论作为一种自辩的方式。认为自己对消极事件负有责任的人会感到羞耻（当别人对他们做出负面评价时）以及内疚（当他们消极地评价自己时），因此人们会通过否认个体的责任来逃避这种羞耻或内疚感。

因此，作者认为领导人对于因果关系的认知也会表现出不对称的观念，即对积极事件表现出“控制错觉”而对消极事件表现出“宿命论”。学者们认为，在以下四种情况中领导人更有可能表现出这种不对称的观念：1.问题具有公共性(public)，即事件影响广泛，受到社会或媒体关注；2.个体认为自己需要对做出的决策负责；3.个体的自尊或自我认同受到挑战；4.个体的“客观自我意识”(objective self-awareness)（即个体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外界审视的对象）较高。这些情境都适用于领导人面对危机或战争时的决策，所以可以推测当一个领导人表现出“宿命论”认知时，说明他可能已经认为事件的结局是消极的，然而因果关系可能是相反的：当结果被认定为消极时，领导人才会倾向于“宿命论”，而非领导人变得“宿命论”才认为结局是负面的。

变量2：事件的紧迫度

当某个潜在的消极事件（如战争）迫在眉睫时，领导人往往会变得“宿命论”。乍一看，这一观点似乎是一种循环论证：战争的确定性导致人们相信战争是确定的（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然而，即使战争不能避免，领导人依旧会将其视为迫在眉睫的威胁，这种认知产生于认知偏差、情绪和错误情报，进而导致领导人误判对手的意图进而错误地认为战争即将爆发。

事件的紧迫感会增强“宿命论”倾向这一观点也与一个心理学现象——卢比孔阶段模型(Rubicon Model of Action Phases)相关，即时间上的接近性往往会增强人的控制错觉。在人们处于决策前时，人们会采用审慎思考的模式，较为客观地评估成本、收益和风险，此时人们会较少受到控制错觉的影响。然而，一旦做出决定（即“跨过卢比孔”），人们就会进入“执行性心态”，在事件评估上变得更加主观且偏向于认为决策是成功的，进而更容易产生控制错觉。

按照理性主义的解释，领导人可能会对短期内即将发生的事件持有“宿命论”倾向，因为路径依赖意味着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影响较小，然而现实中领导人往往对短期威胁的控制力比长期威胁更大，因为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最关键的是，如果领导人对短期内的消极事件持“宿命论”态度，但对短期内的积极事件却宣称自己具有控制的能力，那么这个领导人的认知评估可能存在偏差。

变量3：政体类型

与民选领导人相比，专制者的“宿命论”倾向会更强，因为他们对社会施加了巨大的控制且责任有限。他们往往把自己描绘成国家命运的主人，且只有他们才能解决国家问题。相比之下，民选领导人在一个更受约束的环境中执政，且面临来自立法或司法部门的阻力。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会表现出更极端的“宿命论”主要有五方面原因：

第一，责任规避：独裁者对决策负有最终责任，若政策失败，宿命论可作为推卸责任的工具，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国际环境、历史宿命）。相比之下，民主领导人可将决策责任分摊至行政、立法机构及党派竞争，从而减少宿命论的使用。

第二，专制者更容易表现出自恋特征：他们通常对批评高度敏感，不愿承担失败责任，因此倾向于诉诸宿命论来合理化失败决策或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这种倾向在缺乏制衡机制的政权中尤为明显。

第三．威权主义文化强化宿命论：权力高度集中使个人能动性被削弱，政治文化进一步强化结构性决定论。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强调个体影响力，鼓励领导人采取主动决策，而非被动接受“历史必然性”。

第四，独裁者缺乏制衡：民主国家的议会、新闻自由和政策辩论可过滤极端宿命论，防止领导人仅依据单一叙事做出决策。而在专制国家，决策者被谄媚者包围，缺乏独立信息来源，更易形成“帝国神话（myths of empire）”来正当化扩张与战争。

第五，军方的作用强化了“宿命论”倾向：军队的零和思维和霍布斯式国际观，使其更倾向于认为战争无法避免，必须长期准备。军政府主导的政权更容易接受宿命论，而民主国家的文官政府则对军事决策进行有效制衡。

“宿命论”与国际关系决策

心理学研究表明，“宿命论”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就领导人个体而言，领导人的内部控制感(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对自身能否控制局势的信念）会影响他们在全球政治中的决策方式，进而塑造国际事件的走向。内部控制感能够导向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如让个体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强的人际关系、更愿帮助他人、在执行任务时有毅力和创造力、更具好奇心且具有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宿命论”则与焦虑、愤怒、恐惧、不信任、偏执以及习得性无助，因此对自身缺乏控制感容易导致个体的抑郁和心理痛苦。

“宿命论”影响决策的方式有五种：

1. 影响领导人的政治参与度：内部控制感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积极参与政治，而“宿命论”者则往往采取消极或被动态度，甚至无视问题“摆烂”，因此“宿命论”领导人往往消极应对政治活动，且不愿意参与集体政治行动。

2. 影响领导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内部控制感强的人处理信息更加高效，他们会主动搜集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宿命论”者则会强调结构性因素，为自己的行动找借口，并忽视或回避对自己的不利的信息，低估自身的影响力。

3. 影响领导人心理状态：“宿命论”者容易出现偏执、抑郁的情绪，甚至极端情况下“宿命论”者会直接放弃政治参与。

4. 影响领导人对冲突责任的认知偏差：“宿命论”者容易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外因而非自己，如归因于恶劣的环境、归因于对方的恶劣本性，因此“宿命论”者更容易采取鹰派立场加剧冲突。

5. 影响领导人对战略/战术层面的控制感：“宿命论”者可能在战略决策和战术执行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控制感，在决策层面，“宿命论”者会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从而为自己开脱责任；在战术层面，“宿命论”者会认为自己能够掌控战场，进而更加积极准备战争，以此增强军队的资金支持和战略自主权。

“机会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的加持

“宿命论”的净效应就是提高战争爆发的概率。在制定战略时，最重要的是准确评估冲突的核心，这涉及到如何合理地整合军事行动中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然而对“宿命论”者而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且领导人对敌方威胁、环境因素甚至“神意”持“宿命论”态度，他们便会低估胜利的可能性，并回避批评意见，且缺乏共情能力，坚信只能让对手让步避免冲突。此外，“宿命论”领导人还会有更低的道德顾虑，并放弃争取避免战争，尤其是在战争迫在眉睫时。当一个国家在短期内相对于对手拥有“机会窗口”（显著的军事优势）时，“预防性战争”便会对领导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进而让“宿命论”领导人基于“晚打不如早打”的逻辑发动战争。

不过，因为战争的风险极高，重大的损失会引发国内民众和盟友的反抗，且领导人需要一个合理的开战理由，所以“机会窗口”并不是必然会配合“宿命论”引发战争。

两个案例

作者使用过程追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美国）主要参战国的决策者的信念进行了研究，并对他们的“宿命论”程度进行了区分——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突破限制并改变结局的“低宿命论”；决策环境受到高度限制，但某些个人的行动是可能改变结局的“中宿命论”；结果完全是外界“强加”给领导人的“高宿命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

德国是一战中典型的“高宿命论”案例，领导层普遍认为与俄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因此未认真考虑外交手段，而是基于“机会窗口”逻辑选择先发制人。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和总参谋长小毛奇都认为，德国与斯拉夫民族的冲突终将爆发，战争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萨拉热窝事件后，他们不再认真考虑外交选项，而是接受战争的必然性。小毛奇主张尽早发动“预防性战争”，而贝特曼则对盟国表示，欧洲大战已超出德国政府的控制，德国不过是在顺应历史潮流。德国领导人还认为，尽早发动战争更有利。当时俄国的军事改革尚未完成，德国判断若等俄国军力增强，未来将更不利。此外，英国不会介入战争与施里芬计划可以速胜法国的误判，进一步增强了德国领导层的战争倾向。

同时，德国的专制体制强化了宿命论影响。在德国的体制下，决策高度集中，军方主导政策，而威廉二世虽有军旅背景但缺乏实战经验，且国内缺乏有效制衡。当7月危机升级时，德国越来越倾向于如何发动战争，而非如何避免战争。例如，德国误解俄国的部分动员是全面战争的前兆，而未考虑外交缓和可能性，最终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回应，体现了“宿命论”下的信息处理偏差。

英国：

英国在一战前未表现出德国式的“宿命论”倾向，而是采取更灵活的外交策略，试图通过调停欧洲危机避免战争。在7月危机期间，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和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认识到战争风险迫在眉睫，但仍积极推动外交努力以阻止战争。英国的民主制度在遏制宿命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首相必须获得内阁和下议院的支持才能决定参战，而议会内部存在强烈的反战声音，自由党议员对卷入战争持反对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政府的激进行动。此外，英国军队在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与德国军方主导政策的情况不同。英国内阁在危机期间甚至未征求军方意见，这削弱了军事思维对决策的影响，使政府能够更坚定地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英国的民主价值观和文化也限制了宿命论的影响。长期以来，英国推崇自由贸易与非军事化文化，其政治传统倾向于谈判而非战争。然而，英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而德国拥有更多决策空间，可以主动选择停止战争。德国领导层受宿命论主导，而英国领导层则始终保持对外交途径的信念。最终，英国参战并非因宿命论，而是出于战略和道义考量，包括维护法国地位、阻止德国控制英吉利海峡、履行对比利时的承诺。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展现出典型的“高宿命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首相东条英机在10月上任后，主导对美政策，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国的经济封锁，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必须采取军事行动。

首先，1930年代后，日本民主力量被彻底压制，新闻自由、政党政治消失，军方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掌控国家决策。此外，裕仁天皇的“神格”身份强化了“日本命运由超自然力量决定”的观念，使军方和政府更倾向于认为战争是历史必然，外交不过是延迟冲突的手段。尽管海军和陆军对战争前景的评估有所分歧，但“宿命论”促使两派形成共识，即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其次，“宿命论”影响了日本的信息处理方式，使其拒绝接受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即使内部报告警告日本的生产能力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军方仍以“削弱国家意志”为由销毁不利报告。同时，日本的“被包围”焦虑加剧，强化了宿命论。当美国推进海军军备时，日本领导层认为“机会窗口”转瞬即逝，必须抢占战略先机。

最终，日本偏离了理性分析，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外部力量，认为偷袭珍珠港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导致其在高度宿命论的思维下做出不可逆的战争决策。

美国：

同时期，美国领导层中基本上不存在“宿命论”。虽然与日本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迫在眉睫，但罗斯福总统并未滑向“宿命论”，相反，他保持着强大的内部控制感，并且认为自己是能够改变外部环境的行动者，他倾向于采用一种民主的决策模式来管理政府，让持不同观念的官员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并相互竞争，他则担任“裁判”，这保证了政府内部思想、立场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虽然国内有孤立主义等政治压力，但罗斯福还是试图通过多种政策工具来规避限制，如在东亚达成多边和平协议、与日本达成六个月的停战协议，以及如果日本改变对外扩张政策，美国可能提供贷款支持日本经济发展。同时，强调个人能动性的文化长期影响着美国人的行为，在这种文化下，美国决策者更倾向于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政治努力改变历史进程，而非接受“命运的安排”。

结论

宿命论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机制，与抑郁、被动性和习得性无助相关。在国际关系中，它可能成为战争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当与“机会窗口”结合时。如果领导人既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又相信“现在打比以后打更有利”，那么他们更可能主动发动战争。

宿命论在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决策中尤为明显，特别是当领导人面临迫在眉睫的负面事件（如战争代价上升）时。他们的认知常表现出三种双重标准：

1.对好结果表现出“控制错觉”，对坏结果诉诸宿命论。

2.在战略层面归因于外部结构性因素，在战术执行上则强调自身控制力。

3.认为自己无法阻止战争，但相信敌人有能力选择和平。

两个案例研究验证了理论预测。柏林和东京的专制领导人缺乏国内制衡，主动发动战争，却声称自己无能为力。相反，英国和美国的民主领导人受到更多政治约束，虽然对战争的爆发责任较小，但仍然保持较强的内部控制感，甚至高估自身维持和平的能力（控制错觉）。

最后，本文对政策制定者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三条政策指定方面的建议：

1.领导人应在内部控制感和现实局限性之间找到平衡。极端宿命论会导致消极应对，而过度控制感则可能带来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更高的挫败感。

2.警惕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在战争前夕的宿命论倾向，避免采取过于挑衅的行动，以免强化对方的宿命论信念。

3.民主国家虽较少受到宿命论影响，但仍需防止决定论思维的渗透，尤其是当舆论市场失衡或军方在决策中影响过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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