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高，真要走啦？再喝一盅，再喝一盅！明天就见不着了。"张连长端着酒杯，眼圈有点红。我笑着摇摇头，却听见身后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本故事部分情节虚构，请师友们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感谢阅读，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老高，真要走啦？再喝一盅，再喝一盅！明天就见不着了。"张连长端着酒杯，眼圈有点红。我笑着摇摇头，却听见身后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刘政委？您怎么来了？"我有些诧异，这个时间政委应该在开会才对。

政委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老高啊，组织上有点事情需要你帮忙处理一下，能不能晚几天走？"

我愣住了，看着手里的转业报告书和已经收拾好的行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是1982年的春天，我本该踏上回家的列车，却因为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是高建国，一个普通的农村娃，1978年入伍，在南方某部队服役。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没多久，部队里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政治学习，日子过得挺规律的。早上五点半起床，洗把脸就出去跑操，然后是早饭——通常是大馒头配稀饭，有时候还能有点咸菜。

"建国，你这被子叠得真漂亮，跟豆腐块似的！"老乡小李经常这么夸我。我在家就爱干净，进了部队更是把内务整得一丝不苟。这点小小的成就感，在单调的军营生活里显得格外珍贵。

我从一个新兵蛋子熬成了老兵，又从普通战士当上了班长。当班长其实挺累的，晚上查铺的时候要一个一个检查，有时候战友们叠的被子不合格，还得教他们重叠。冬天早上起床尤其辛苦，我总得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叫醒那些特别爱睡懒觉的兵。

"高班长，再睡五分钟行不？外面太冷了。"每到冬天，战士们都爱这么求我。我也心软，有时候真给他们多睡那么几分钟，但得提前跟他们说好："哎，就五分钟啊，超时了罚你们打扫厕所！"

眼看着1982年转业的日子就要到了。转业前，我整天跟战友们吃吃喝喝，互相约定以后常联系。老家那边，我爸已经托人找好了工作，县里的供销社，铁饭碗。我心里美滋滋的，就等着回家享清福了。

"小高，你小子运气真好，一回去就有工作！"我的铺位下铺是东北大个子王强，他羡慕地说，"我回去还不知道干啥呢！"

可政委这一句话，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什么事啊，政委？非得我来处理吗？"我有点着急，票都买好了。我还记得那张绿皮火车的硬座票，已经放在我的军绿色挎包里了。

政委笑了笑："是这样，上级来文件说要派几个同志去深圳那边支援建设，需要业务能力强、有组织经验的同志。我们想来想去，就你最合适。"

"深圳？那不是刚刚成立的经济特区吗？听说那边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地。"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只在《人民日报》上看过关于深圳的报道，还记得那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几栋低矮的房子，周围全是田地。

"对，所以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同志去建设啊。放心，就是晚几天走，把这事安排好了，我亲自送你回家。"政委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透着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坚定。

我看了看一旁的张连长，他朝我使了个眼色："去呗，政委亲自开口了，肯定是重要事情。再说了，那可是深圳啊，将来肯定大有可为！"

张连长说这话时，还扯了扯他那身已经洗得发白的军装。我知道他是想提醒我，这或许是个机会。

就这样，我答应了下来，把回家的票退了，继续住在营房里，等着政委安排的任务。那晚上我睡不着，躺在熟悉的硬板床上，听着战友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想着深圳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政委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详细说明了情况。原来是深圳那边需要一批退伍军人去支援基础设施建设，上面特别交代要选政治可靠、作风过硬的同志。

"老高，你在部队表现很好，又懂一些基础建设知识，是最合适的人选。"政委正色道，"这不是命令，是组织的信任。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心里其实已经有点动摇了。家里确实安排好了工作，但那个小县城，天天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日子久了也挺闷的。而且我听说深圳那边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机会多，说不定能有更好的发展。

"政委，我想去看看。"我最终做了决定。其实我心里还挺忐忑的，毕竟那是个陌生的地方，但军人就是要敢闯敢干嘛！

政委笑了："好，那我这就给你办手续。对了，这次去的还有隔壁连队的小王，你们俩认识吧？"

小王啊，我当然认识。他是我们团的文艺骨干，唱歌特别好听，还会拉二胡，在部队里很受欢迎。每次文艺汇演，他那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得战友们热泪盈眶。只是没想到他也要去深圳。

三天后，我和小王带着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南下的列车。我就带了一个挎包和一个旅行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最值钱的大概就是一块上海产的手表，是我入伍时爸妈送的礼物。

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家脸上都带着对未来的期待。我趴在窗户上，看着熟悉的营区渐渐远去，心里既有不舍，又有几分兴奋。

"高班长，您说深圳那边什么样啊？"小王坐在我对面，翘着二郎腿，一脸轻松。他长得挺精神，瘦瘦高高的，说话带着一股子东北味儿。

"我也不清楚，听说是个新开发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就一大片空地。"我如实回答。我脑海里只有那张报纸上的照片，想象不出更多。

"那正好啊，可以大干一场！"小王年轻气盛，信心满满，"听说在那边只要肯干，就能挣大钱呢！我还听说那边能买到录音机、电视机，比咱们这边便宜多了！"

列车行驶了将近两天，经过了无数陌生的城市和乡村，终于到了深圳。下了火车，扑面而来的潮湿空气让我有点不适应。站台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人，看起来都是奔着这个新兴城市来的。

接我们的是一个自称老李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笑起来很亲切。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中山装，显得有些旧，但很整洁。

"你们就是高建国和王小明吧？欢迎欢迎，我是负责接待退伍军人的老李。"老李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走，先带你们去宿舍安顿一下。"

我们跟着老李坐上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着前行。车窗外，偶尔能看见几栋在建的高楼，但更多的是低矮的棚户和大片的荒地。一路上灰尘很大，坐在车上不一会儿，我就感觉脸上和衣服上都落了一层土。

"老李，这就是经济特区啊？怎么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啊？"小王忍不住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失望。

老李哈哈大笑："小伙子，眼光要放长远啊！现在是没什么，但过几年，这里会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亲眼见证历史。"

我们的宿舍是一栋简易的工人宿舍，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塞了四张上下铺，比我们在部队的宿舍还要拥挤。除了我们，还住着四个来自不同地方的退伍军人。大家互相介绍后很快熟悉起来，毕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

"你们也是刚到？"一个瘦高个儿问道，他叫张明，是从北京来的。

"对啊，刚下火车。"我点点头，放下行李，汗水已经湿透了背心。深圳的五月，比我想象的要热多了。

"这边条件是差了点，不过听说干得好，一个月能拿一百多呢！"另一个老兵插嘴道，他姓刘，山东人，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

"老高，晚上我们去附近转转呗？听说这边的夜市挺热闹的。"放下行李后，小王就迫不及待地想出去看看。

我点点头，跟着小王出了宿舍。傍晚的深圳，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各种小摊贩沿着马路摆开，卖的东西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我从未见过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味，炸油条、烤肉串、炒河粉，让人忍不住咽口水。

"看那边！有卖港货的！"小王指着一个小摊兴奋地说。

摊位上摆满了各种电子产品，收音机、录音机、电子表等等，价格也比国内便宜不少。旁边围着一群人，都在挑挑拣拣。

"这些东西咱们可买不起啊。"我苦笑道。虽然我们作为退伍军人有一定的安置费，但也只够基本生活。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一共不到五十块，还得省着花。

"以后肯定买得起！"小王拍着胸脯保证，"听说在这边干建筑，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呢！回头我就给家里寄录音机！"

第二天一早，老李来接我们去工地报到。工地位于深圳湾附近，正在建设的是一栋办公楼，将来要作为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使用。

工地上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工人们有的在搬运建材，有的在绑钢筋，有的在浇筑混凝土。空气中弥漫着水泥和汗水的味道，还有各种机器的轰鸣声。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在部队拉练时的场景，同样的忙碌和紧张。

我和小王被分配到了不同的班组，我负责钢筋工程，小王去了木工班。

"老高，下班后食堂见！"小王朝我挥挥手，跟着班组长走了。他看起来挺兴奋的，好像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

我的班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天津人，姓赵，大家都叫他赵师傅。他看了看我的手，点点头："当过兵的就是不一样，手上有茧子，应该能吃苦。来，我教你绑钢筋。"

赵师傅是个实在人，说话直来直去。他手把手教我如何绑钢筋，如何看图纸，如何计算用量。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但动作却很灵活。

"小高，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有讲究。绑得不牢，将来楼房就不结实。"赵师傅边干边说，"咱们干这行，就是要对得起良心。"

我点点头，认真学习。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让我做事特别专注，不管多小的细节都不放过。

确实，部队的体能训练让我比一般人更能吃苦耐劳。很快，我就熟悉了工作流程，每天跟着赵师傅学习绑钢筋的技术。虽然累，但看着一栋楼一天天拔高，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工地上的生活很艰苦。夏天的深圳湿热难耐，汗水浸透衣服是常事；雨季来临时，工棚经常漏雨，睡觉时要用盆子接水；蚊子更是多得吓人，每天晚上都要和它们斗智斗勇。我的脸和胳膊上总是布满了包，抓得发炎了还要涂红药水，那个味道又酸又呛。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厕所，就是简易搭建的茅坑，夏天的味道简直让人窒息。每次上厕所都要屏住呼吸，速战速决。这比部队的条件差远了，部队再怎么艰苦，好歹厕所还是冲水的。

吃饭是在工地的简易食堂，大锅饭，每天都是白米饭配炒青菜，偶尔有点肉末。不过饭量管够，干活的人都能吃饱。

"小高，多吃点，下午还得干重活呢！"食堂大妈总是这么说，然后给我多舀一勺菜。她姓陈，广东本地人，五十多岁，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年轻人特别照顾。

但再苦再累，我也没想过放弃。因为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潜力和活力，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新的机会。而且身边的战友们也都在坚持，我们经常互相鼓励，分享一些小喜悦。

一个月后，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整整112块钱！虽然不算多，但比我在部队时的津贴高多了。我兴奋地跑去找小王，想一起庆祝一下。

可到了小王的宿舍，却发现他收拾着行李。

"小王，你这是要去哪？"我有些惊讶。他的脸色有些疲惫，不复初来时的兴奋。

小王抬头看了我一眼，苦笑道："老高，我不干了，要回老家。这活太累了，而且我听说县里的文工团在招人，我想去试试。"

我劝了几句，但小王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说他不是当建筑工人的料，在这里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晚上还睡不好，不如回去找个轻松点的工作。我理解他的选择，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苦日子。

第二天，我送他去了火车站。看着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理解他的选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苦日子。

小王走后，我更加专心地投入工作。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跟着赵师傅学习图纸和计算。赵师傅见我肯学，很是喜欢，经常给我讲解一些技术要点。

"老高，你小子悟性不错，学得快。再干半年，就能独当一面了。"赵师傅夸奖道，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工地上的日子虽然单调，但也有些小乐趣。傍晚收工后，我们有时会在附近的小河边钓鱼，或者在工棚前的空地上踢毽子、打牌。有台收音机是我们最宝贵的娱乐设备，每天晚上都会围着它听新闻和音乐。

"老高，教教我叠被子呗？听说你们当兵的叠被子特别好看。"宿舍里的小刘经常这么请求。我就把部队里学的"豆腐块"叠法教给他们，大家觉得特别神奇，一个个跃跃欲试。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从一个普通工人慢慢成长为小组长，负责管理十几个工人的日常工作。工资也从最初的一百多涨到了两百多，生活逐渐好转起来。

1983年春节，我第一次回了趟老家。父母见到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在外面过得不错，忧的是我不愿意回县城工作。

"建国啊，那个深圳是什么地方啊？听说很乱的，你一个人在那边可要小心啊。"母亲拉着我的手，满脸担忧。她的手粗糙而温暖，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妈，您放心，深圳虽然条件艰苦，但发展很快，机会也多。我在那边已经有了一定地位，大家都很尊重我。"我安慰道。

父亲听了，点点头："既然你喜欢，那就继续干吧。不过要记得常回家看看。你妈总是担心你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

临走时，母亲给我塞了一大包家乡特产，花生糖、卤蛋、咸鸭蛋，还有她亲手做的辣椒酱。我的行李一下子重了许多，但心里却暖暖的。

春节过后，我带着家乡的特产回到了深圳。这一年，深圳的变化更加明显了。街上的高楼越来越多，马路也修得更宽更平了，甚至还出现了几家百货商店。

我们的项目也即将完工。赵师傅找我谈了谈，说公司准备承接一个更大的项目，问我愿不愿意跟着去做项目经理助理。

"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学到更多的管理经验。

新项目是一个大型住宅小区，规模比之前的办公楼大多了。作为项目经理助理，我需要负责协调各个工种之间的工作，解决现场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份工作让我想起了当班长的日子，都是要管理人和事。不过比起部队，工地上的人更难管一些，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

"老赵，钢筋不够用了，你那边能匀点过来不？"

"不行不行，我这边也紧张呢！"

"就五根，急用！"

"没有，绝对没有！"

这种争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的应对方法就是耐心调解，像在部队一样，先了解情况，再公平分配资源，尽量让各方都满意。

工作更忙了，但收入也更高了。一个月能拿到四百多块钱，在当时的深圳，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工资了。我终于可以住上单人宿舍，甚至还买了一台收音机，晚上可以听听广播。

我开始给家里寄钱，每个月都会寄一百块回去。父母在信中说，我寄的钱他们都存起来了，准备给我攒彩礼钱。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心想着自己都二十多岁了，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香港商人陈先生。他来我们工地视察，看中了我的工作能力，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做项目主管，负责在深圳的几个建筑项目。

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机会。虽然不舍得离开一起工作了三年的赵师傅，但为了更好的发展，我还是答应了陈先生的邀请。

"老高，好好干。你有这个能力。"临别时，赵师傅握着我的手说。他的眼圈有点红，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就像当年张连长送我去深圳一样。

在陈先生的公司，我接触到了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港资企业的工资也比内地高得多，我的月薪一下子涨到了八百块钱！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

我记得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八百块钱！当时一辆自行车才一百多块，一台黑白电视机三百多块。我第一反应就是给家里买东西，给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衫。

工作的压力也随之增大。我需要同时管理三个项目，每天早出晚归，常常忙到深夜。但看着深圳的天际线一天天变化，看着自己参与建设的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部队里养成的作风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我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偷工减料；对下属严格要求，但也关心他们的生活；遇到困难不退缩，迎难而上。这些品质让我在公司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陈先生的信任。

1987年，我终于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深圳罗湖区的一套六十平米的两室一厅，虽然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同年，我通过相亲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小芳。她是广州人，在深圳的一家百货公司做会计。

相亲是我一个同事安排的。那天我穿着刚买的西装，紧张得手心冒汗。小芳比我小两岁，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很有气质，说话轻声细语的，让人感觉很舒服。

"你是做建筑的？"她问道。

"对，参与过几个项目，现在是项目主管。"我有点不自然地回答。

"那挺好的，深圳现在到处都在建房子，你的工作应该很稳定。"她笑了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往。小芳很懂事，知道我工作忙，从不抱怨。我喜欢她温柔体贴的性格，也喜欢她身上那种南方女孩特有的韵味。

结婚后，我们的生活更加稳定了。小芳很贤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闲暇时，我们会一起去深圳的沙滩散步，或者去刚开业的"中英街"看看新奇的进口商品。

"老高，你看这个录像机，比国产的小多了！"小芳兴奋地指着橱窗里的商品。

"喜欢吗？给你买一台。"我大方地说。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可以适当享受生活了。

1989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叫"深圳"，寓意着他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小芳辞去了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我的事业也步入了快车道，被提拔为公司的工程总监，负责整个深圳区域的项目。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军旅岁月。虽然那段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但许多习惯和品质仍然影响着我。我会教儿子叠被子，告诉他做事要认真负责，要有集体荣誉感。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会叠被子啊？"儿子好奇地问。

"因为爸爸当过兵啊，在部队里，叠被子是每天必做的事情。"我笑着回答，同时回忆起那段充满汗水和笑声的岁月。

转眼间，时光飞逝，一晃就是十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深圳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路上的自行车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汽车。

我也从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成长为一家建筑公司的高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回想当初政委让我晚几天走的那句话，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如果当时我坚持要回老家，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可能正在县城的供销社上班，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吧。

有时候，我会梦见自己还穿着军装，站在连队的操场上。那段军旅生活，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始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军队教会了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些品质帮助我在深圳这座充满竞争的城市中站稳了脚跟。

前几天，我接到了政委的电话。他说他要来深圳出差，想见见我。十年未见，我既兴奋又紧张。我穿上了最好的西装，提前一个小时到了约定的茶楼。

在一家茶楼里，我见到了已经两鬓斑白的政委。他看着窗外林立的高楼，感慨万分："老高，当年让你来深圳

师友们，这个故事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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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李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