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刘建国，是1977年提干的基层军官。当时正值"文革"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军队也在逐步恢复正规化建设。我从战士岗位考上了军校，成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名基层干部。那年夏天，我被组织部门抽调，编入一个特殊的工作小组，去外地对三名军官进行政审调查，这是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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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好，为什么要来调查我？我已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十年，从无差错啊！"张队长双手握拳，眼睛里燃烧着怒火，声音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回荡。

我叫刘建国，是1977年提干的基层军官。当时正值"文革"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军队也在逐步恢复正规化建设。我从战士岗位考上了军校，成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名基层干部。那年夏天，我被组织部门抽调，编入一个特殊的工作小组，去外地对三名军官进行政审调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任务，心中既紧张又忐忑。

记得那是八月初，天气闷热得厉害。我们乘坐的绿皮火车摇摇晃晃，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烟味，混合着从餐车飘来的咸菜味。列车上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却只是搅动着热气。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的农田和村庄，心里琢磨着即将面对的工作。

"小刘，这次任务可不简单哩。"带队的王参谋长递给我一支大前门香烟，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透着几分严肃。"这三个人都是技术岗位的干部，管着咱们重要的军工项目。上级怀疑有些不对劲，所以派我们去查个水落石出。"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香烟，点燃后深吸了一口，呛得连连咳嗽。王参谋长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还是个雏儿啊！这次带你出来，就是要让你见见世面。记住，政审工作要细致，要实事求是，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国防建设的大事。"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我们拖着行李走出站台。一辆"嘎斯"卡车在站外等着我们，车身上的军徽已经被擦得发亮。一路颠簸后，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某军工厂的家属院。它坐落在一座山脚下，周围都是松树，空气中弥漫着松香的气息。

我们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墙壁刷成了淡黄色，屋里的设施简单得很：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还有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缸和一个印着"解放军"字样的暖瓶，这就是当时招待所的标准配置了。

"同志们都休息好了吧？"第二天一早，王参谋长敲响了我们的房门，"今天就开始干活，头一个要见的是张队长，按计划是他。"

张大力，四十多岁，是技术车间的负责人，参与过新中国第一批重要军工项目的研发。我们三人坐在他对面，王参谋长开门见山："张同志，组织上派我们来，是对你进行一次全面的政审。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张队长脸色立刻变了，他猛地站起来，双手握拳，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你们好，为什么要来调查我？我已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十年，从无差错啊！我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这是要整我吗？"

"张同志，不要激动。"王参谋长示意他坐下，声音平和却不容反驳，"这只是例行公事，不代表组织上对你有什么看法。我们是按照程序来的，希望你能理解。现在请你从家庭成分开始，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张队长勉强坐下，但脸色依然很不好看。他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从家庭成分到个人经历，从工作表现到生活习惯，我们问得非常详细。我注意到，每当谈到他岳父的问题时，他就会表现得有些紧张，声音也会降低，说话支支吾吾的，眼神也不再直视我们。

"我岳父啊，是个普通老百姓，解放前在私人作坊做木工活儿，解放后进了国营厂子。"张队长的手指不自觉地敲着桌面，节奏越来越快，"没什么特别的，老实巴交一辈子。"

调查结束后，王参谋长对我说："小刘，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我如实回答："张队长在谈到岳父时有些异常。他的眼神闪烁，手指不停地敲桌子，像是在掩饰什么。"

王参谋长点点头："眼睛挺尖的嘛，还真让你看出来了。我们得去他家看看，和他爱人聊聊。家庭关系有时候比本人口述更能反映真相。"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张队长家。他爱人李大姐是工厂的会计，一个干练的女人。起初她对我们的到来很警惕，但在我们表明身份和来意后，她变得配合了起来。她给我们泡了茶，是那种普通的茉莉花茶，香气淡淡的。

"我爹确实有些问题，"李大姐坐在我们对面，压低了声音说道，眼睛不时地瞟向门外，"他原来是国民党的一名连长，解放后被改造过。这事我们一直没敢在档案里写清楚，怕影响张大力的工作。他是个好同志，真的，这么多年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李大姐的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砸在我心上。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家庭成分有问题，特别是直系亲属中有国民党军官，是不能担任重要技术岗位的。这不仅关系到个人，更关系到国家安全。

"谢谢你的坦诚，李同志。"王参谋长轻声说，"我们会如实向组织汇报的。"

第二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赴张队长的车间，向他的同事和下属了解情况。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错，说他工作认真负责，技术过硬，从不摆架子，还经常加班加点解决技术难题。

"老张是个好同志啊，"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佝偻着腰，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没有他，我们这个项目早就黄了。他常常加班到深夜，就为了解决技术难题。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硬是把卡壳的问题给攻克了。那阵子，他瘦得跟个猴似的，但眼睛亮得很，里面全是劲儿。"

晚上，我们三人围在一张桌子前，开会讨论调查情况。灯光昏暗，烟雾缭绕。

"按照规定，张队长确实不适合继续担任现在的岗位，"王参谋长叹了口气，"他岳父的问题太严重了。但是考虑到他的工作能力和贡献，我们建议将他调离重要岗位，但可以继续在技术部门工作，只是不再负责核心机密项目。"

"这样会不会对他打击太大？"我有些犹豫，想起了老工人提到的那个夜以继日攻克技术难关的形象，"他毕竟是个顶梁柱啊。"

"政策就是政策，小刘，"王参谋长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我们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违背原则。国家安全大于天。不过，我们会在报告中如实反映他的工作成绩，争取给他一个合适的安排。这也是我们能做的极限了。"

第二个被调查的是李工程师，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是设计部的骨干。他文质彬彬，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衣服整洁得一丝不苟，说话条理清晰，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

李工程师对我们的调查很配合，回答问题也很坦然。他的档案很清楚，家庭成分是工人，自己从技校毕业后就分配到了这个单位，一直表现优秀，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有一个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李同志，听说你最近经常出入城里的'友谊商店'，是有什么需要购买的东西吗？"王参谋长突然话锋一转，问道。

'友谊商店'是当时专门为外国人和有外汇券的中国人开设的商店，普通老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出的。那里的商品都是进口货，价格高得惊人，一般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只够买一两件小东西。

李工程师明显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然后笑着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厂有几个外国专家，他们请我帮忙去购买一些日用品。我有出入证，所以经常去。组织上是知道的，有登记的。"

王参谋长点点头，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怀疑，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离开后，王参谋长对我说："去查查李工程师和那几个外国专家的关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往来。现在是改革开放初期，敌特分子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渗透进来。"

我们走访了几个与李工程师共事的同事，他们都说李工程师与外国专家的关系很正常，纯粹是工作上的交流。但有一个姓赵的技术员提到，李工程师似乎比一般人更向往国外的生活。

"他常常说国外的设备多先进，技术多发达，"赵技术员抽着烟，眯着眼睛说，"有时候还会抱怨我们这里条件差，工作效率低。前些日子，他还在食堂里说，要是能去美国进修就好了，那边的实验室条件比咱们强多了。"

这个信息让我们警觉起来。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刚刚打开国门，对外来思想的影响还很敏感。如果一个掌握重要军工技术的干部对国外过分向往，确实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又调查了李工程师的银行存款和生活消费情况，发现他的收入和支出基本匹配，没有异常的大额资金流动。他住在厂里分配的一套两居室里，家具简单但整洁，书架上摆满了专业书籍。

第三天，我们又找李工程师谈话，这次更加深入。王参谋长直截了当地问："李同志，你对国外的看法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出国，你会考虑吗？"

李工程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确实羡慕国外的科研条件和技术水平，这是事实。作为一个工程师，我希望能有更好的环境来做研究。如果有机会出国学习，我会去，但我一定会回来。我的家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我想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贡献。"

他的眼神坚定，语气诚恳，这让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最终，调查结果显示李工程师虽然有些崇洋媚外的倾向，但并没有违反政治纪律和保密规定。我们建议对他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但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技术人才是非常宝贵的。

第三个被调查的是郑主任，五十多岁，是厂里的技术副厂长。他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表面上看似坚定的政治立场。郑主任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说话铿锵有力，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按理说，他应该是最没有问题的一个，但我们却收到了几封举报信，说他贪污公款，生活腐化，甚至可能泄露军事机密。当我看到举报内容时，心里一惊——如果属实，这可是重大问题。

调查郑主任是最困难的。因为他级别高，人脉广，很多人不愿意得罪他。我们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方式，从他的司机、秘书入手，一点一点地收集信息。

"老郑啊，表面正经，背地里可不是啥好东西，"他的司机小王悄悄对我说，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每个月都要去一趟省城，说是开会，其实是去找那个女的。单位的钱，经常乱花。"

有一天晚上，王参谋长神秘地对我说："小刘，今晚我们去个地方。"

他带我来到城郊的一个小饭馆，那里环境简陋，但生意却很好。烟味和酒味混合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王参谋长点了几个家常菜，然后对老板使了个眼色。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坐到我们对面。她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罩衫，头发有些花白，眼睛里满是警惕。王参谋长介绍说："这是郑主任前妻的妹妹，她有些情况要反映。"

"同志们，我有些话，憋在心里好多年了，"那个妇女先是环顾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郑成林那个人，表面上是个好干部，其实心黑着呢。他当年抛弃我姐姐，是因为看上了厂里的一个年轻女工。为了能娶那个女工，他不惜动用公款给对方买了房子，还安排了好工作。"

"这些年，他们过得可滋润了，"妇女愤愤地说，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花，"家里的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样样齐全。他还经常出差，带回不少好东西。我姐姐守着一个小院子，每月那点工资，连肉都吃不起！更可气的是，听说他还和外面的生意人来往密切，经常吃喝玩乐，甚至..."她欲言又止。

"甚至什么？"王参谋长追问。

"甚至把一些技术图纸偷偷给了他们，"妇女声音更低了，"我有个远房亲戚在省城一个机械厂工作，他们厂最近生产了一种和你们这里很像的产品，说是有内部人员提供了技术支持。"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惊雷，让我们大吃一惊。如果郑主任真的泄露了军工技术，那么性质就非常恶劣了。

我们记下了这些线索，开始针对性地调查。通过审查财务记录和走访相关人员，我们发现郑主任确实存在挪用公款和生活作风问题。他利用职权之便，多次违规报销个人消费，还把单位的物资据为己有。

更严重的是，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找到了确凿证据，证明他把一些技术要点透露给了地方企业，帮助他们生产类似产品，从中获取好处。一张被他亲笔签名的技术图纸，在他的办公室抽屉深处被我们找到，上面的修改痕迹与省城那家工厂的产品设计几乎一模一样。

这已经触犯了保密条例，性质非常恶劣。我至今记得当王参谋长拿着那张图纸的时候，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中闪烁着愤怒的火花。

"叛徒！汉奸！"王参谋长咬牙切齿地说，"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居然干出这种事来！"

我们连夜向上级汇报了调查结果。很快，上级派来了专案组，接管了郑主任的案子。他被停职检查，等待进一步处理。调查结束后，工厂的大喇叭里公布了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单位。

"同志们，郑成林同志因严重违纪被停职检查，请大家引以为戒，坚守纪律底线..."广播里传来的声音，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我感到沉重。

调查结束后，我们踏上了返程的火车。与来时的喧闹不同，车厢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三人沉默地坐着，各怀心事。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就像我们这次调查中经历的一切。

在回去的火车上，王参谋长对我说："小刘，这次任务你表现不错。政审工作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我们不仅要查清事实，还要考虑政策，考虑影响。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原则，不能有丝毫偏差。国家的军工技术关系到国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点点头，心里感慨万千。短短两周的调查工作，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原则的重要性。张队长因为隐瞒家庭成分，虽然工作能力强，却不得不被调离重要岗位；李工程师虽有些思想问题，但没有实质性的违纪行为，可以继续工作；而郑主任看似政治立场坚定，背地里却腐化堕落，甚至出卖国家利益，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我看到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有的欢笑，有的忧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选择。而我，则刚刚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

回到单位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信，是张队长寄来的。信纸已经发黄，但字迹清晰有力。

"刘同志：近来可好？我已被调到了技术培训部门，虽然不再负责核心项目，但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培养新人，心里也算平衡。感谢你们实事求是的调查态度，没有因为我的家庭问题而完全否定我的工作能力。我会继续努力工作，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大力敬上。"

读完信，我心里五味杂陈。张队长的遭遇让我思考了很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策的执行有时候确实显得生硬，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又是必要的。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兼顾人性的考量，成为了我日后工作中始终思考的问题。

几个月后，我又听说李工程师被派去参加了一个政治学习班，回来后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他后来成为了单位的技术带头人，为多个重要项目做出了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还被派往国外进修，学成归来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至于郑主任，他最终被开除党籍，降为普通工人，在另一个偏远单位从事非保密工作。他的案子成为了全军警示教育的典型案例。据说，他晚年时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工厂的角落里，沉默不语，眼神中满是悔恨。

这次政审调查经历，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它让我明白，做人做事要有原则，要实事求是。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原则不能丢。在往后的工作中，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挑战，我都坚持这一点，从不动摇。

八十年代中期，我已经成为了一名连长。一次，我们连里也要对一名干部进行政审，我想起了当年的经历，亲自参与了调查工作，确保公平公正。那名干部虽然表现优秀，但在接触涉密材料时有些异常行为。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他患有严重的睡眠障碍，经常服用安眠药，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判断。最终，组织上为他调整了工作岗位，既照顾了他的健康状况，又确保了工作安全。

如今，时代变了，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张队长这样的干部，或许不会再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而被限制发展。但是，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党和国家的利益都应该放在首位，这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职责。

那次调查虽已是往事，但每当我回想起来，都感到那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宝贵的一课。它教会我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考虑人的因素，以及如何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问题。

这些，不正是我们那个特殊年代里最为珍贵的品质吗？时过境迁，但真理永恒。在新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保持这种精神，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年的那个提干小伙子，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但每当我看到军旗飘扬，依然会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那次关键的政审调查，以及它对我一生的影响。

来源：过往云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