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给你们做个香椿炒鸡蛋。”二婶系着一条不知道缝了多少次的围裙，上面的花都洗得看不清了。
我们村有个规矩，清明扫墓要带上一碗糯米饭、一副筷子，还有一小壶酒。
二婶守寡35年，每次清明都是自己一个人去。这次不一样，我答应陪她去。
“我给你们做个香椿炒鸡蛋。”二婶系着一条不知道缝了多少次的围裙，上面的花都洗得看不清了。
屋外的香椿树是姑父种的，树龄怕是有五十年了。二婶摘香椿的手有些发抖，昨天她又犯了风湿，可她非要亲自爬梯子。
“二婶，您歇着，我来。”
“不行，老高喜欢吃嫩的，就顶上几根最鲜的。”二婶抬头望着香椿枝丫，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脸上落下斑驳的光影。
二婶的房子在村东头，和我们家隔着一条小河，河上只有一座独木桥。记得小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总喜欢在桥上蹦跳，吓得大人们直喊。姑父过世那年，这桥被洪水冲垮了，二婶自己找人修好，花了300块。那会儿300块可不少，够买好几袋大米了。
“阿贵，你帮我拿点东西去坟上。”二婶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包，里面包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那种老式的，用四号电池的。
“姑父生前最爱听戏。”她解释道，眼神有点飘忽，好像透过我在看很远的地方。
村里人都说二婶是个硬气的女人。姑父高建华出意外时，她才三十五岁，正是好年纪。族里的长辈几次叫媒婆上门，都被她拒绝了。
“我高家的门已经进来一次，不会再进第二次。”这是她常说的话。
后来提亲的人渐渐少了，但村里的闲话却多了起来。
“听说老高不是意外死的。”
“那女人心里有鬼。”
“地下室有怪声。”
小时候我和村里孩子都不敢靠近二婶家，说那屋子闹鬼。直到初中，我爸让我送粮食给二婶，我才第一次走进那个院子。
“二婶，我爸让我送大米来。”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阿贵来了，进来坐。”
那天，二婶给我做了碗鸡蛋面，面很香，鸡蛋是她自己养的土鸡下的。吃完饭，我看见屋角有个老式录音机，旁边摆着几盘磁带。
“那是你姑父的。他喜欢听评书。”她语气平淡，但手指轻轻擦过那些磁带。
从那以后，每逢周末我就会去二婶家帮忙干些活，挑水、劈柴，或者修修院子里的东西。二婶手艺好，常给我做好吃的。她话不多，但眼睛很温柔。
有一次，我在她院子里发现一个铁门，锈迹斑斑，上了锁。
“那是地下室，进不去了，锁坏了。”二婶头也不抬地说，手上继续择着菜。
我注意到她说话时，眼角抽动了一下。
村里关于那地下室的传言很多。有人说姑父的鬼魂困在里面；有人说里面藏着金银财宝；还有人说，二婶把相好的男人藏在下面。
“都是胡说。”我爸骂道，“你二婶是个好人。”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城里工作，很少回村。偶尔回去，也只是匆匆看望一下二婶，帮她修修屋顶或者电线，然后就急匆匆赶回城里。
去年冬天，我接到村长电话，说二婶摔断了腿，住在镇医院。我请了假回去，看到医院床上的二婶，才发现她已经老了那么多。
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密密麻麻。但她见到我，眼睛里的光还是那么亮。
“别麻烦了，阿贵。你城里工作忙。叔叔大爷们说要轮流照顾我。”
“不用了，我请了长假，我来照顾您。”
我把二婶接回家，每天帮她煮饭、擦身子、换药。有时候，我会给她读报纸。她最爱听国内外大事，总是问东问西的。
“现在坐飞机是不是很安全了？”
“去国外要多少钱？”
“护照好办吗？”
这些问题让我感到奇怪，二婶从没出过远门，最远去过县城医院。
一天晚上，我听见屋外有动静，以为是狗或者野猫。拿着手电筒出去看，发现二婶拖着伤腿，在院子里的那个铁门前站着。
“二婶，您这是干什么呢？天这么冷。”
她被我吓了一跳，手里的钥匙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没，没事。就是想拿点东西。”
第二天，二婶叫我去她床头柜拿药。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把奇怪的钥匙，样子很旧，但锈迹被擦得很干净。
我想起昨晚的事，心里有些疑惑。但也没多问。
又过了几天，二婶的伤好多了，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动。
这天下午，她叫我去集市买些肉和菜。
“多买点，晚上包饺子。”
“好嘞。”我骑上自行车出门了。
到了集市，我突然想起忘了问要买什么馅的肉。掏出手机一看，没信号。想了想，还是先买了猪肉和白菜回去。
回到家，院子里静悄悄的。
“二婶？”没人应。
我走进堂屋，厨房空着，卧室也没人。二婶的拐杖靠在墙边。
这时，我注意到院子那个铁门开着一条缝，露出一线昏暗的光。
我走过去，铁门很沉，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声音。门后是一道向下的台阶，约莫二十来级，尽头是个小小的地下室。
地下室不大，约莫十几平米。一盏老式马灯在角落发出微弱的光。墙上挂着一张旧照片，是姑父和二婶年轻时的合影，他们站在一座大桥前，背景是城市的高楼。
照片下方的小桌上，摆着一个红木盒子，盒子旁有几本发黄的笔记本。
最让我惊讶的是，地下室的中央放着一个行李箱，敞开着，里面整齐地叠放着几件男士衬衫和西裤，样式老旧但保存完好。
“阿贵，你来了。”
二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吓了我一跳。她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台阶上，拄着拐杖，脸上挂着既欣慰又忧伤的表情。
“二婶，这是……”
“是时候告诉你了。”她慢慢走下台阶，在小凳子上坐下，“你姑父没死。”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35年前，你姑父是国企的工程师，被选中出国学习。那时候能出国的机会少，但计划有变，组织上决定派另一个人去。你姑父不甘心，和领导起了冲突，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二婶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他回村没多久，就遇到一个偷渡集团的人，说可以带他出国。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卖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凑了3000块。”
那个年代，3000块几乎是天文数字。
“出发那天，他让我对外说他去县城打工。半年后，他托人带信回来，说已经到了国外，让我收拾行李过段时间也过去。但没过多久，就传来他在途中意外身亡的消息。”
二婶停顿了一下，指了指墙角的一个木箱：“那里面装的是他的’骨灰’，其实是块石头。村里人都以为他死了，还给他立了坟。”
我看着那个被香火熏黑的木箱，心里一阵发冷。
“其实，你姑父后来还是成功到了国外。他在那边安顿下来后，给我寄了一封信，说等挣够了钱就接我过去。”
二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折得很小的纸，小心翼翼地展开，递给我。
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依稀可辨：
“桂芬，我已安全抵达。这边条件艰苦，但机会很多。我会努力工作，攒够钱就接你过来。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你要坚强。收到请回信，地址在背面。永远爱你的高建华。”
“后来呢？”我问道，心跳加速。
“他每年都会寄一两封信来，还有一些钱。我把钱都存起来，准备去找他。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断了。”
二婶指着那几本发黄的笔记本：“这是我给他写的信，都寄不出去了，地址失效了。”
我翻开笔记本，密密麻麻全是字，有的地方还被泪水浸湿过，字迹模糊。
“1995年，他最后一次来信，说他生病了，可能不行了，让我别去找他，好好在国内生活。”
二婶的声音颤抖起来：“他还说，国外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唯一能听到乡音的，就是从国内带去的那几盘评书磁带。”
我看着墙角那个老旧的录音机，忽然明白二婶为什么总是小心翼翼地保存它。
“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还是……”二婶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您为什么不告诉别人真相？”
“告诉谁？那个年代，偷渡是犯法的。他已经被开除党籍，如果再让人知道他偷渡，别说是我，连你爸他们都会受牵连。”
二婶看向那个行李箱：“我一直准备着，想着他万一哪天回来了，有干净衣服换。这些年，村里人怎么说我，我都不在乎。我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我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阿贵，过两天就是清明了。今年带我去坟上看看他吧。”
清明那天，天气很好。我和二婶一早就出发了，带着糯米饭、筷子和酒。我还特意带了一台便携式播放器，里面下载了几段评书。
坟前，二婶像往常一样摆好供品，然后坐在墓碑旁絮絮叨叨地说话。
“老高，今年阿贵陪我来了。他现在城里工作了，有出息了……”
说着说着，她突然转向我：“阿贵，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什么忙，您说。”
“帮我查查你姑父，看看他是真走了，还是还活着。”
我点点头：“我试试。”
半个月后，通过各种关系和查询，我终于在一个海外华人网站的讣告栏里找到了姑父的名字：高建华，原籍江西，于200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因病去世，享年67岁。
讣告附了一张照片，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眼神里透着深深的思乡之情。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二婶时，她没有哭，只是点点头，然后去厨房做饭了。那天的香椿炒鸡蛋特别香。
晚上，二婶叫我再陪她去地下室一趟。
她从红木盒子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你姑父留给我的。他走之前就写好了，说是等他走了，才能拆开看。我一直不敢打开，怕一旦打开，就真的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信封已经泛黄，但还是完好无损的。
“你帮我看看吧，我眼睛不好。”二婶说。
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还附着一张银行存折复印件。
信很短：
“桂芬，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一个人承受了太多。我走的时候很后悔，应该带你一起走，或者就该留在村里和你过日子。国外的生活很苦，每天都想家。我把钱都存在加拿大皇家银行，账号和密码在背面。那些钱本来是准备接你过来的，现在都是你的了。一定要去取，那是我对你唯一的补偿。永远爱你的高建华。”
信的背面写着银行账号和一串密码。存折复印件上的余额是68,000加元。
二婶听我读完信，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傻子，留那么多钱干什么，又带不走。”她擦了擦眼泪，“阿贵，你说他在那边是不是很孤独？”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天我做梦，梦见他站在村口等我，说飞机票都买好了。我问他去哪，他指着天上说，带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二婶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年轻时一样充满希望。
“阿贵，帮我办个护照吧。我想去看看他。就算是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也好。”
两个月后，我陪二婶飞到了加拿大。银行的钱还在，通过一系列手续，二婶顺利取到了这笔钱。
我们去了姑父生前住过的唐人街，那是个狭小的单身公寓，房东还记得这个安静的中国老人。
“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窗边听录音机，有时会说起他在中国的妻子。”房东是个热情的广东人，“他临走前托我保管一样东西，说如果有一天他妻子来找他，就交给她。”
房东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精致的木雕，是一对依偎在一起的老人。
二婶接过木雕，摸着那粗糙的纹路，无声地哭泣。
回国前，我们去了姑父的墓地。墓碑很简单，只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二婶从包里取出一小包家乡的土，撒在墓前。
“总算见到你了，老高。”她对着墓碑说，“你放心，我不怪你。你在那边等着，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
转眼又是一年。二婶用那笔钱在城里买了套小房子，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她喜欢在小区的花园里跟邻居们聊天，讲她年轻时的故事，讲她那个出国的丈夫。
有时候，她会拿出那对木雕老人，放在阳台上，阳光洒在上面，影子投在墙上，像是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前几天，我去看二婶，她正在收拾行李。
“阿贵，我打算去旅游。”她笑着说，“趁着还能走动，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你姑父说的对，人这辈子，总要去看看才知道。”
她的背影在夕阳下显得那么坚强，就像她守寡的那35年一样，从未向命运低头。
村里人还在传那些闲话，说二婶地下室藏着秘密，说她和鬼魂生活在一起。他们不知道，那些年，支撑着二婶的，是一个遥远的承诺和一份永不言弃的爱。
而我，终于明白了二婶为什么每年清明都要带一个收音机去坟上。那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约定，一种跨越生死的守候。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