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9月2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符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周恩来坐得很近。灯光下，他发现周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瘦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他告别周恩来

1971年9月2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符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周恩来坐得很近。灯光下，他发现周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瘦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他告别周恩来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追上来对他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

他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走回西大厅。

大厅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周恩来看他站在那里等候指示，便摆手示意让他坐下。周恩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想了一会儿，对他说：“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停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叮嘱说，只能告诉黄镇一个人。

9月29日，符浩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巴黎。当晚，他就前往纳伊区城堡街的我国驻法大使官邸。他与黄镇大使说笑寒暄一番后，暗示道，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黄镇微笑着悠然领他走出屋门，来到花园里。黄镇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淡了起来。符浩带来的消息，使黄镇格外兴奋与激动，连眼睛都闪着亮光。他俩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基辛格的大办公桌上摆着美国中央情报局送来的关于中国近况的最新报告。

美国时间9月12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

蒙古人民共和国抗议这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

9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五天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既没有在报纸上露脸，也没有在电视中出现。

在最近这五天，机场关闭了，所有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没有起飞。有种种迹象表明，大陆的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9月20日，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革命胜利的“十一”国庆游行活动宣布取消了…基辛格接到这些报告后十分担心，从报告的材料揣测，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随时将这些情况向尼克松总统做了汇报。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顿时忧心忡忡，心往下沉。为了与中国打开关系，苦心策划了两年，难道又要出意外？

总统深知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会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铁幕”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基辛格也十分发愁，“我们无法进行更深的分析。”

尼克松的情绪受到影响，那几天很容易动怒，担心跟北京刚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就又有变。

他俩当然不知道，被称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一年多以前刚被中国共产党九大制定的党章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和接班人、红极一时的林彪于9月13日凌晨，带着夫人叶群及亲信等八男一女，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越出中国北部边境，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

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

9月21日，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作了接触，安排总统访华及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联系工作还在进行。这才使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据沃尔特斯将军报告，黄镇的态度依然很爽快，这表明安排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

9月23日，尼克松对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称，他并不认为，中国突然发生的政治动荡会影响他去大陆旅行的计划。

经过巴黎渠道的双方磋商，到10月初，中国方面答复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程。尼克松与基辛格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国务卿罗杰斯得到消息，到白宫来找基辛格。

“博士，我得到消息说，过几天要宣布你10月份去访问中国。”罗杰斯说。

“是啊。我去为总统访华做准备。主要是讨论双方的联合公报。”基辛格说。

“你知道吗？10月下旬联大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

罗杰斯提醒基辛格。

“我知道，那是一场后卫战。”基辛格爱看足球，用后卫战这个词准确地表明了美国已经处于在对手进攻态势下的防卫了。这意味着大门有可能被攻破。

“表决的时候，你在中国，我们的盟友怎么看呢？”罗杰斯有点急，“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战略会起干扰作用。”

基辛格淡然一笑：“我不认为我访问北京会对联大表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罗杰斯内心已经动怒了，但仍然以平和的语气说：“你去北京等于说美国承认中国是一支世界性的力量，对表决很不利。”

基辛格争辩说：“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反对联合国驱逐台湾，我们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

尼克松总统曾经这样分工，在美国对华行动方面，基本上由基辛格经管；但是，中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罗杰斯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的访问就不能与联大的表决错开，往后推一推？”

基辛格并不退让：“日期是中美两国商定的，单方面推迟访问会使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造成危机。”

“我要找总统。”罗杰斯不服气。

“我看你找总统也没用，这是‘七·一五’公告定下来的事。”基辛格不以为然地说。

基辛格望着罗杰斯愤然不悦地离去，只好耸了耸肩膀。他对国务院的政策是十分怀疑的。当然，他理解国务院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积极性。国务院一定从未忘50年代对它的指责。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被斥为在对华问题上，“对共产主义太软”，有一些杰出的外交官在这个问题上毁了前程。基辛格对中国问题研究得越深，越觉得国务院中很多人过分夸大了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势力。

他觉得，现在处于一种不同往常的情况下，“双重代表权”问题虽然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做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可是，北京和台北都对“双重代表权”提议不买账。

他觉得这是一种既笨拙而又自我拆台的政策。接纳北京的新主张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于北京拒绝这个“双重代表权”提案，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会支持阿尔巴尼亚驱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美国所主张的保持台北席位的提案。基辛格倒是认为，美国该一直坚持原来的反对接纳北京的立场，即使这样做注定要失败。他已经意识到，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要失败的。因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失败将要体面一点。

他充满信心地估计即使罗杰斯找尼克松，也改变不了他10月份第二次访问北京。这次中国方面建议他取道阿拉斯加飞往上海再转北京。周恩来想得真周到。他已经在向往跟周恩来的第二次会晤了。

按照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双方的商定，在巴黎由美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建立联系渠道。为了避人耳目，双方决定不在闹市区的大使馆来往，而在郊区的寓所进行接触。

好在两人住处相隔不远，可以以步代车，从而不至于被人察觉。

因为所有外国使馆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CD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CD45代表英国，CD6代表美国。

要是沃尔特斯将军乘坐CD6牌号的汽车在中国使节住宅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使接触复杂化了。沃尔特斯去找中国人时，有时步行，有时把汽车停在离大使住宅较远的地方，先从汽车反光镜里看看或者干脆回过头去看看，反复确认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尼克松和基辛格明确地叮嘱过沃尔特斯要谨慎行事，否则会影响全局的计划。

这是10月上旬的一天，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期已经公布了。沃尔特斯正在看黄昏播出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国人打来电话，请他晚上10点到黄镇大使住宅去见面。他心里想，中国人喜欢晚上接触，当然是便于保密。所以，沃尔特斯来到城堡区中国使节住宅的附近时，还特意回头看了几次，确认没人跟踪以后，才朝那道已经十分熟悉的大门走去，并迅速地推开大门。

沃尔特斯走出中国人住处的大门时已是半夜。城堡街已经十分寂静，只是偶尔有几个行人。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一直担心，他多次与中国大使接触的事会被苏联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发现，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每次见面之前都先用电话联系，而且约定了在电话里不谈论具体内容，都只用代号称呼对方。在使馆里只有他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知道这件事。就是美国驻法国大使迪克·沃森也不知道沃尔特斯的秘密使命。他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有很神圣的责任感，使命的神秘色彩也使他乐于去干。他不但自己去会晤黄镇大使，还安排了几次基辛格与黄镇的会谈。

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的代号为“波罗2号”。尽管取了代号，但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基辛格在10月16日离开华盛顿。

这次是乘坐“空军1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10月22日到达中国，先在上海稍事停留，当日午间飞抵北京。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

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6号楼。

气氛也跟基辛格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刚开始是拘谨的，待周恩来出现时，气氛就开始缓和了。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周恩来还设宴欢迎，在祝酒词中提到上次基辛格讲过的话——把中国称为神秘的国土，他称赞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周恩来把上次的话题重新端出来，使人感到好像会谈从未中断过。基辛格觉得周恩来有一种非常高超、巧妙的谈判技巧，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随行的下级人员、秘书和机组成员。这就奠定了以后几天礼貌周到、热情友好的基调。因为尼克松授权基辛格此行代表他来谈判自己访问的公报，因此，基辛格班子起草的公报初稿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

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起草的，它强调两国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空洞的、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基辛格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词句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助手们自以为这个初稿是十分高明的。

刚到北京的当晚，基辛格就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当晚还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基辛格提出了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2月21日和3月16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双方还讨论了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

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十三陵，下午去颐和园。10月24日，周恩来在约定会谈的时间来到钓鱼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他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

他本来是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地说：“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署公报又有什么用呢？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

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十分钦佩。基辛格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

这位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别的谈判中也经常采用周总理教给他的这种办法。

他写道：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一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

周恩来微笑着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

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了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予以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

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看后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也是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

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双方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豁然开朗，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15年后的1987年2月27日晚上，已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上海为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15周年的聚会上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

“那时，美方的方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要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

洛德还说：“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我们那种做法，只会使美中两国的公众坠入五里雾中，使两国各自的盟国感到气馁。采用中国人的做法才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我们表述的观点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我们坦率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

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表达方式过于僵硬，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像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25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回到住处后没有休息。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三小时后，也就是凌晨3点，洛德把基辛格叫醒，由他接着进行修改。洛德这才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因而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了温和的措词来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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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