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泼天的福利，我接不住啊！＂老姐妹张淑芬听我说完情况，冲我挤眼睛，＂兰子，人家可是拿着拆迁款的金龟婿呢！＂
晚来的福气
＂这泼天的福利，我接不住啊！＂老姐妹张淑芬听我说完情况，冲我挤眼睛，＂兰子，人家可是拿着拆迁款的金龟婿呢！＂
我笑着拍开她的手：＂去你的，都什么年纪了，还金龟婿。＂
我叫王兰，今年六十有五，在县一中教了三十年数学，去年刚退休。
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赶上好时候的，分到单位的两居室筒子楼，每月领固定工资，虽然不多，但胜在稳当。
丈夫老张是县机械厂的工人，为人老实巴交，会修收音机电视，左邻右舍谁家电器坏了都找他帮忙。
十年前，老张因肺病走了，留下我和女儿相依为命。
女儿小雨大学毕业后嫁到深圳，每月视频几次，逢年过节才回来住几天。
记得她出嫁那天，我从箱底翻出压了二十多年的嫁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还有两床老式的纯棉被面，都是当年结婚时的体面货。
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出奇地慢。
那台老式黑白电视常常开着，可我根本记不住剧情。
早上五点起床，晨练，买菜，做饭，看电视，发呆……有时候一整天都没张嘴说话的机会。
以前教书时，一天能说几千上万字，如今成了＂蘑菇＂——天天闷在家里。
墙上那张发黄的全家福里，老张抱着刚满月的小雨，笑得那么灿烂。
＂妈，您得找个伴儿，我在深圳实在放心不下您。＂小雨每次视频都这么念叨。
我总是笑着搪塞：＂你爸的那件毛衣我还留着呢，找什么伴啊？＂
其实，一个人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深夜里偶尔醒来，满屋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种孤独像潮水一样漫上来，让人喘不过气。
遇见李大勇是在小区旁边的菜市场。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菜的气息。
我买完菜正准备回家，看见一位白发老人拎着一大捆大葱，踩到湿滑的地面摔了一跤。
＂您没事吧？＂我赶紧搀扶他起来。
他抬头冲我笑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谢谢您啊，大姐。＂
＂叫什么大姐，我今年六十五了。＂我习惯性地板起脸，像当年教训学生一样。
＂那比我还小两岁呢！＂他拍拍裤子上的泥，乐呵呵地说，＂咱们那会儿上学，还用过蘸水钢笔呢吧？＂
这句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童年。
那时候，有支钢笔是多体面的事，课间休息时，我们还比谁的字帖写得好看。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他叫李大勇，退休前是县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媳妇儿几年前因病走了，儿子在北京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后来才知道，他就住在我们小区对面的老式单元楼里，那种六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夏天像蒸笼，冬天跟冰窖一般。
我们渐渐熟络起来，这一来二去，竟成了固定的＂采购搭子＂。
每天早市上，他总会送我些自己种的小葱小蒜，有时候傍晚一起在河边散步，聊聊各自的子女，抱怨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感叹时代变化之快。
＂现在这些孩子，哪像我们那会儿啊！＂李大勇常摇头叹气，＂我们上学那会儿，一个土面窝窝就是美味，现在孩子们要吃肯德基麦当劳。＂
听他说话，有种许久不见的亲切感。
这样的日子过了约莫两个月，我感觉生活多了些色彩。
张淑芬逮着机会就打趣我：＂兰子，这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对象＇哪！你们那会儿不还讲＇纯洁的革命友谊＇嘛！＂
我总是红着脸骂她一句：＂去你的吧，都什么年纪了，整天瞎咋呼。＂
心里却忍不住想：要是老张在天有灵，会不会怪我？
变故出现在第三次去他家吃饭的时候。
李大勇家很简朴，陈设和我家差不多，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家具，电视旁还放着一只老式录音机，据说是儿子小时候用的。
客厅的墙上贴着他年轻时的工作照，穿着笔挺的制服，胸前别着搪瓷的工作牌，站在一座大楼前，那神情透着年轻人特有的骄傲。
他做了一桌子家常菜，还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
＂这可是八十年代的老酒了，那时候发福利，我存了几瓶，逢喜事才开一瓶。＂他眼里闪着光。
酒过三巡，他忽然说起自家的事：＂兰姐，我家那老宅子要拆迁了，政府给的补偿可不少。＂
那一刻，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那挺好啊，您儿子肯定高兴。＂我强作镇定地说。
＂是啊，怎么也得有个百八十万。＂他给我倒了杯茶，声音忽然低了下来，＂就是最近有点麻烦事。＂
＂什么麻烦？＂我警觉起来，手里的茶杯微微晃动。
＂这拆迁款下来还得一个月，可我儿子他媳妇怀孕了，想在北京买房，急着要首付。＂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手头紧，想借点周转一下，等拆迁款到账立马还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
前几年，小区里就有位陈阿姨被＂男朋友＂以拆迁为由骗走十几万积蓄，那事闹得人尽皆知。
但看着李大勇那双真诚的眼睛，我又不忍心多想。
＂您需要多少呢？＂我试探着问，心跳加快了几分。
＂五千就行，就周转几天。＂他说完，立刻补充道，＂算了算了，当我没说。兰姐，我这人嘴笨，您别介意。＂
看他一脸窘迫，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五千不算什么，我这就去取。＂
老张在世时，一向小心谨慎，家里的存折都锁在柜子里。
但这一刻，我鬼使神差地忽略了所有警示。
第二天，我从银行取了五千块钱，装在信封里，递给了李大勇。
他拍着胸脯保证：＂一周内一定还您，利息按银行算。＂
三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李大勇既没来找我，也没打电话来。
我打他手机，总是＂暂时无法接通＂。
我有点坐不住了，决定去他家看看，就当帮他送瓶醋，借机探探情况。
站在他家门口，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敲了半天门，没人应。
邻居说他两天前就出门了，好像是去外地办事。
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拿着那瓶醋，站在楼道里，不知如何是好。
一周后的傍晚，我去城东的女儿家接小外孙回来住两天。
小外孙刚上幼儿园，整天叽叽喳喳讲个不停，让我这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
在一个陌生小区门口，我远远地看见了李大勇——他正挽着一位穿红色风衣的女人，亲密地说着什么，那女人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急忙拉着小外孙躲在一棵梧桐树后，心如擂鼓。
＂奶奶，你干嘛躲起来啊？＂小外孙睁着大眼睛问。
＂嘘，奶奶在跟你玩躲猫猫呢。＂我勉强笑着，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窜上来。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窗外的月光洒进屋里，照在床头老张的照片上。
他似乎在责怪我：老伴儿啊，你怎么这么轻信别人呢？
接下来的调查结果让我瞠目结舌。
通过小区的老姐妹们打听，我发现李大勇同时与至少三位退休女性来往密切，包括我、城东新区的何阿姨，还有河西区的张小红。
他对每个人都说起过＂拆迁款＂的事，金额从五千到两万不等。
＂这不是碰上老骗子了嘛！＂张淑芬气得直拍桌子，＂我就见他那油嘴滑舌的样子不对劲！＂
我没吭声，心里五味杂陈。
更让我难过的是，李大勇送我的那些小物件——一块手帕，一个老式怀表，还有几张他画的素描，我都小心翼翼地收着，像宝贝一样。
那些东西承载着我对晚年生活的期待，现在看来，全是泡影。
我坐在沙发上，翻看着和李大勇的几张合影。
那张在公园荷花池边的照片里，他笑得那么真诚，眼角的鱼尾纹都那么亲切。
我怎么也无法将那个温和的老人与骗子联系起来。
＂钱财小事，别想不开。＂女儿在电话里安慰我，＂那老头要是再来骚扰你，我就报警！＂
几经周折，我联系上了另外两位＂受害者＂。
何阿英是退休护士，头发烫得卷卷的，一张口就是那种职业化的亲切。
张小红曾是百货公司营业员，说话利索，眼睛一转一转的，机灵得很。
我们约在城中心的老茶馆见面，一见如故，像多年的老友。
那家茶馆是七十年代的老建筑，水泥地面，木质桌椅，墙上挂着几幅发黄的山水画。
＂我借给他一万，说是拆迁手续费。＂何阿英说着，眼圈发红，＂我那是给孙子攒的学费啊！＂
＂我给了两万，他说拆迁公司要押金。＂张小红的声音里带着愤怒，＂我那是准备给孙子上补习班的钱啊！＂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五千、一万、两万……这老东西可真会挑对象下手！
我们商量后，决定给李大勇设个局。
张小红假装约他见面，说有急事相商。
第二天下午，李大勇一进茶馆，就看见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
他的脸刷地白了，转身就要走。
＂李大勇，您别急着走啊，咱们好好聊聊。＂我拉住他的胳膊。
茶馆里的人不多，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
李大勇像霜打的茄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手里的旧皮包紧紧攥着，青筋暴起。
＂拆迁款呢？该到账了吧？＂何阿英冷冷地问，眼睛里闪着怒火。
＂我……＂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老太太好骗？＂张小红拍着桌子，＂我们上半辈子不容易，文革时挨过批斗，改革开放后经历过下岗，好不容易攒点养老钱，你就这么糟践我们！＂
李大勇的嘴唇颤抖着：＂对不起……我没有房子拆迁。那钱……我会还的，真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专门骗我们这些孤寡老人的吗？＂我问，声音比我想象的平静。
他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就是个普通退休工人，根本不是什么工程师。＂
听到这儿，我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
＂儿子媳妇在北京，十年没回来了。我一个人住在租来的小屋子里，每月两千多退休金，除了吃饭看病，什么都不敢买。＂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连那些照片都是假的，从别人家借来摆拍的。＂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沉默了片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只是想找个伴。＂
茶馆里忽然安静下来。
窗外的落日将最后一缕光线投进来，照在李大勇满是皱纹的脸上。
＂我年轻时上山下乡，回城后进了小工厂，干了一辈子杂活。退休后，什么都没了。＂
他的眼神黯淡下来：＂儿子嫌我碍事，街坊邻居对我爱理不理。我一个人住在筒子楼里，有时候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想找个伴儿说说话，可一说起我的情况，人家立马就没了兴趣。谁会要一个一无所有的穷老头子呢？＂
他抹了把脸：＂我不是有意骗你们的。借钱只是想多见你们几面，想让你们觉得我还有价值……＂
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那些日子里，李大勇说的那些话：＂兰姐，您这么有学问，跟您说话，我感觉自己年轻了二十岁。＂
＂兰姐，您看这花多漂亮，像您一样精神。＂
＂兰姐，我儿子过年给我买了条围巾，可我哪有您送的这条保暖……＂
那些话现在听来，多么虚假、做作。
可当时，它们是如何温暖了我孤独的心啊。
＂借钱只是为了多见几面？＂何阿英冷笑，＂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
＂你知道我们这把年纪赚钱有多难吗？＂张小红满脸通红，＂我为了两万块钱，接送孙子、卖早点，起早贪黑地干了多久？＂
李大勇低着头，不敢看我们：＂我会还钱的，一分不少。我去卖血，去捡垃圾，也会还给你们。＂
最终，李大勇签了欠条，承诺分期还清所有借款。
我们三人看着他落魄离去的背影，谁也没再说话。
茶馆的老板上来收杯子，见我们情绪低落，笑着说：＂大姐们，别为臭男人伤心。你们这么好的条件，找什么老伴啊？自己活得精彩不就得了！＂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迷茫的心。
是啊，我为什么非得找个老伴儿？
我的晚年生活为什么要依附他人？
回家后，我把李大勇送的小物件都收进了纸箱，连同那段记忆一起封存起来。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老祖宗的话还真有道理。
＂总算看清那老东西的真面目了！＂张淑芬拍着我的肩膀，＂咱们这年纪，自己活明白就行，何必找那个气受！＂
我去柜子里翻出尘封已久的画笔，这是我年轻时的爱好，后来为了教书、带孩子，就搁置了。
铺开宣纸，蘸墨挥毫，一幅荷花慢慢在纸上呈现。
画完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年不画，技艺竟然没有荒废，反而有了些许意境。
一个月后，我报名参加了社区老年志愿者团队，负责带领小区的合唱团。
那些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老姐妹们，唱起歌来格外投入。
＂咱们唱啥？＂老刘头问，他以前是县委宣传部的退休干部，嗓门洪亮。
＂《夕阳红》怎么样？＂我提议。
大家一拍即合，围坐在老式手风琴旁，唱起那首熟悉的歌：＂夕阳是晚开的花，人生是长的路……＂
我们的＂夕阳红合唱团＂渐渐在社区里出了名，经常被邀请去敬老院、学校表演。
县里那台老式的广播喇叭还专门做了一期报道，夸我们＂老有所为，发光发热＂。
转眼一年过去了。
一次去敬老院表演完，我们准备收拾乐器离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是李大勇，他正在给一位老人喂药，动作熟练而细心。
我们四目相对，都愣住了。
他先移开视线，然后鼓起勇气走过来：＂兰姐，好久不见。＂
＂你在这里做义工？＂我有些惊讶，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嗯，已经半年了。＂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最后一期还款。何阿英和张小红的我上个月都还清了。＂
我接过信封，点点头：＂你变了不少。＂
他看起来比一年前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身形也消瘦了不少。
＂我在反省自己的错误。＂他看着忙碌的敬老院，＂这里的老人比我可孤独多了，有的连家人都不来看，陪他们聊聊天，感觉自己还有点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你还是一样会唱歌。＂他忽然笑了，声音里有着真诚的赞赏，＂唱得真好，比收音机里的都好听。＂
＂谢谢。＂我顿了顿，内心挣扎了一下，＂你要是喜欢，可以来听我们排练。周三下午两点，小区活动室。＂
他眼睛一亮，又迅速暗淡下来：＂我配吗？＂
＂活动室对所有人开放，又不是我家的。＂我故作平静地说。
后来，李大勇真的来了。
他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听我们排练，不发一言，偶尔给大家倒水送茶。
渐渐地，他成了合唱团的＂编外成员＂，负责搬椅子、整理谱子这类杂活。
有人问起他的身份，我只说是社区的老志愿者，大家也就不再过问。
有一次排练结束，我问他：＂你现在一个人住，不寂寞吗？＂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一年，也想听听他的回答。
他摇摇头：＂以前觉得寂寞，是因为觉得自己没价值了。现在不会了，能帮到别人，我就觉得活着有意思。＂
听着他这番话，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晚年的福气，不是找个人相互依靠，而是找到让自己生命有意义的事情。
小雨春节回来，看到我领着合唱团在小区演出，惊喜地说：＂妈，你现在比我忙多了！＂
我笑着点点头：＂忙着呢，哪有时间找老伴啊？＂
如今，我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每天早上醒来，从厚厚的老式台历上划掉一天，想到有这么多事等着我去做，就感到无比满足。
李大勇偶尔会来家里坐坐，我们喝茶聊天，像普通朋友一样。
他从未再提过借钱的事，我也不再提起那段往事。
有时候想起那场闹剧，我反倒要感谢他。
正是那次经历让我明白，所谓＂泼天的福利＂，其实早就在我自己手中。
我看着窗外的夕阳，想起老张生前最爱唱的一句戏词：＂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过了花甲年。＂
这晚来的福气，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来的。
我只需要张开手，好好接住就行了。
来源：天道酬勤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