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中国各地陆续解放，然而无论是城市还是村庄，烽火仍未燃尽，随处可见伤痕。《映像》记者走近三位当年生活在山西的少年，他们一个生活在城市，两个在乡村。从他们的回忆里，或许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得知当年少年的状况，山西的状况，乃至当年中国的模样。

1949年，中国各地陆续解放，然而无论是城市还是村庄，烽火仍未燃尽，随处可见伤痕。《映像》记者走近三位当年生活在山西的少年，他们一个生活在城市，两个在乡村。从他们的回忆里，或许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得知当年少年的状况，山西的状况，乃至当年中国的模样。

太原古城

01

凤凰城内的往事

靳双院/绘

1949年，12岁的李淑娇是古太原县一名小学生。她所在的太原县，在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地方志记载，太原县城从明洪武八年 （公元1375年）开始修建，到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竣工 ，历时整整 273年。

不过到明景泰（公元1449~1457年）年间，古城的街巷、行政机构等已经形成，当时的知县刘敏按照城建规划建筑了夯土城墙等附属设施。城为长方形，城墙周围七里，高三丈，城壕深一丈，东南西北各筑城门一道，名字分别为观澜、进贤、望翠、奉宣，城内名为德化。四个城门外还建起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瓮城，瓮城上的门额书分别是：东汾聚秀、西兑金汤、桐荫晋阳、古原屏翰。

李淑娇骄傲地说，那时候的太原县城是一只凤凰，头在北，尾在南。确实，北瓮城的城门向东，像“丹凤朝阳”，再加上瓮城内门洞口两侧各有一眼水井，活脱脱像一双眼睛；南瓮城门朝南，而且门正对着关外高耸入云的宝华阁，像是高高翘起的凤凰尾羽；而东瓮城门及西瓮城门都向南开，又恰似凤凰展开两只翅膀向北飞翔。古城中央十字街高高隆起，天然形成“凤凰背”。因此，古太原县被称为“凤凰城”。

这样一座凤凰城，李淑娇少年时却不觉一丝美丽，更无兴趣欣赏其展翅之势。

李淑娇的童年，在抗战中度过，天空时时出现飞机，却不像今天这样高高飞过，飞机内也不是南来北往的客人。那些飞机飞临，是来轰炸的，炸人，也炸城。

一听到天上飞机的轰鸣，人们就迅速躲进防空洞里。钻在洞里是安全的，一家人一进洞就为一位本家当兵的哥哥祈祷，希望他不会发生意外。李淑娇还为这座城祈祷，祈祷她少挨炸弹少受伤。因为她觉得既然是凤凰，就会疼痛。

那时候，这座凤凰城内有一座大大的粮库，自然装着满满的粮食。一次李淑娇跟着父亲准备去地里，没想到刚出城门，“呀，看到飞机从头顶飞过来了。”她说没看到扔炸弹，却很快看到城内冒起滚滚浓烟。

愣神的当儿，有跑过的人冲着她与父亲大喊：“还在这里干什么？快回家看看吧。”

李淑娇说回去才知道，装满粮食的粮库被炸了。因她的家离粮库不远，所以后墙也被震塌了。

纵使是凤凰，也无法展翅飞离。美丽的凤凰，在无声哭泣吧？

李淑娇觉得父亲会重新垒好倒掉的后墙，可谁来治疗凤凰的伤？

这样混乱的环境，给李淑娇童心里投下了阴影，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孩子们当然无法安心上学。李淑娇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她说还有一些年龄大的男孩，因为不想去阎锡山部队当兵，就躲在学校上学。

课堂能安心上课时，孩子们的心才会跟着静下来，大声跟着老师读：“天亮了！”

这三个字，加上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的图画，就是当时一年级语文第一课的内容。

一节课，很简单。次日起床，孩子们会按照老师教授的在心里默念：天亮了。之后到学校开始第二课：弟弟妹妹快起来。

第三课是：太阳升起来了。

之后的早晨，大些的孩子先被母亲一双手推醒，睡眼惺忪坐起再推身边的弟妹，口里还念：弟弟妹妹快起来，太阳升起来了。

依次醒来的孩子们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下地，边嬉笑打闹。

然而一出门，总要习惯性地抬头看看天：会不会有飞机飞来？

不安宁的日子里，李淑娇每天也要按时完成作业。晚上，她点起小油灯，趴在炕头。母亲做针线，她做题。

思考时偶尔看一眼母亲，会遇到母亲正看她。两双眼睛对视一笑，是解放前李淑娇记忆里最暖心的事。

天天认真完成作业的李淑娇，解放后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成为那个年代孩子中的佼佼者。

课间与课余，女孩子们的游戏是跳方格、跳绳、踢毽子，还有就是谁的口袋里装一个特别的宝贝，课后争抢着“吊拐拐” 。

“拐拐”，是用羊或者是猪的后腿关节之间一段，大约三厘米长，经过蒸煮、去油、上色制成的玩具。“拐拐”有四个面，四只为一副。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副“拐拐”加一只皮球，绝对是女孩子们心中的宝贵财富。

拥有一副“拐拐”的女孩子，如同心里拥有了一大片明媚的天空。“吊拐拐”时，她们会仰望天空，也会暂时忘记会不会有飞机飞临。

李淑娇不记得曾交过学费，应该是交了些粮食。战乱年代，大多数家庭连生存都难维持，上学的孩子极少。李淑娇家境算好的，她的父亲在太谷一家药店当伙计，后来又调到太原市的店里当掌柜。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只有姐姐没上学。

李淑娇

尽管这样，家里还是穷。小时候吃的高粱面多，红高粱面皮多难做成条，很多时候只能掺榆树皮磨成的“榆皮面”。

李淑娇的记忆里也有零食，却是别人家的。她的大伯是货郎，家中有一个男孩与她同岁。大伯一副挑担犹如百宝箱，总是要什么有什么，自然包括一些好吃的食物，不像父亲的药店，只有药。货郎家的孩子，自然有别家孩子不一样的优势，比如每天晚上他父亲回来时，总会把卖剩的一些零食拿出来。少年爱炫耀，总要跑出来当着李淑娇的面，一点点吃得津津有味，全然不顾眼前这个同龄小姑娘馋得一串串唾沫往肚里咽。

多年以后母亲跟她讲，这一情景常常被奶奶看到。老人家不忍，便叮嘱当货郎的儿子：以后给二妮（李淑娇的小名） 也吃点，瞧她那可怜巴巴样。

大多数时候，晚上的食物是一碗稀饭。有时候，里面会撒一把干炒面。李淑娇说那时候自己面黄肌瘦。她的老师或许懂点医术，还让她回家让大人摸摸肚子看是不是有问题。可她学习成绩好，同学们就说她有“一肚子小块块”。

吃不饱肚子的岁月，穿衣自当其次。李淑娇记忆里的衣服没有颜色，没有款式。就连头发，也是最省事最简单的齐耳短发。大多数时候是母亲来剪头发。女孩子们东家进西家出，看多了，便会跃跃欲试。课间，掏出书包里悄悄装着的一把剪刀，煞有介事地做起理发师。

看着容易做着难。李淑娇说有一天她正精心剪着一头秀发，突然手下就传来惨叫。原来是将同学的耳朵剪破了。

凤凰城解放前，她们玩耍的心、臭美的心之外，头等大事还是要关注天空，还是盼凤凰不再遭受疼痛。上下学路上，她们会像大人一样关注城里显要位置贴的传单，看看哪个城市又解放了，想想身处的这座城什么时候可以有解放的传单贴满凤凰之身。

1948年 7月 21日，这座被阎锡山军队占领两年的县城终于沸腾了。这个时间与李淑娇的记忆是吻合的，她记得是夏天，“当时解放军是从地道里打进来的”。

她听大人说，那天阎锡山的部队还在开会，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打进来了。

她记忆里还有一个片段，就是看到街上枪毙人。

“汉奸？”

“不是，好像是当兵的犯了错。”

大多数解放军，都成了百姓心中的英雄，包括他们一家为之祈祷过的本家哥哥，也平安回来了。但也有难过的事，比如她的一个邻居，当兵的儿子就在之前的解放临汾战役中牺牲了。眼看着解放了，儿子却牺牲了，母亲如何接受？于是女儿便瞒着母亲。后来政府给他们家大门上挂了一个“烈属”的牌子。母亲出门，看到别家的“军属”牌子，就问为什么牌牌不同

女儿便骗她：咱家是当官的。

“哦，当官的。”邻居妈妈有些骄傲有些欣慰地一笑，那笑容至今印在李淑娇脑中。

她最开心的，还是凤凰的伤口终于可以愈合了。孩子们欢呼雀跃，在学校组织下排练了好多节目，扭秧歌，打霸王鞭，欢天喜地地表达着她们压抑不住的喜悦之情，表达着对凤凰终于可以展翅的庆祝。

她们还在学校的组织下，步行走过一条条狼藉的街区，走出凤凰城，去近20公里处的洞儿沟村慰问受伤的解放军战士。那时候的路，可谓翻山越岭。那时候的眼前景物，是一片一片废墟。可李淑娇心里知道，就如家里那堵被震塌的后墙一样，很快会重新站起来。

她们大声笑。

她觉得，凤凰可以听到她们的笑。

02

花轿中的新娘14岁

靳双院/绘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今晚我们就不出去‘躲反’了。”

“哥，那你早点把牲口喂了睡，明天鸡叫咱就走。”

对话的是李彩萍的父亲与二叔。两人说的是第二天下地播种的事。那是1946年春天，农历四月二十。

那时候，国民党正在各村疯狂搜捕共产党员、进步村干部。许多人还与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样，晚上要跑到外面，去“躲反”。

正是耕种时节。第二天，家里的地就种完了，借来的牲口与家什也可以归还了。哥俩觉得，几个小时应该不会有事，想着明天种完地，晚上再出去躲。李彩萍的父亲听完弟弟的话，出门给牲口添料。没想到刚出得院中，几声“站住！”便喝过来，紧跟着“哗哗”作响的火把照亮满院。

那是从未有过的亮，当年11岁的李彩萍清楚地记得。她出门后，父亲已经被喝令蹲在地上。住在东屋的二叔已经被人拉了出来。很快，两根绳子把弟兄二人捆在磨盘上，又有几个人去屋里乱搜。李彩萍的母亲与奶奶急急上前哀求：“就是两个种地的，放了他们吧。”

“滚——”回应两个柔弱女子的，是齐刷刷打过来的枪托子。

在全家注目之下，父亲与二叔被带走，还有父亲及姐弟仨的被褥及一头毛驴。

正有孕的母亲一边哭，一边在昏暗的灯下将丈夫的一件破上衣与一条小褥子缝在一起，勉强做成一条被子。

这条特别的“被子”，姐弟仨一直盖到 1949年李彩萍出嫁。因为，他们 31岁的母亲在当年 9月因伤寒病去世，没来得及给三个孩子再做一条被子。当然，带走的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李彩萍说，二叔当天就被杀害了，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一同被害的还有本村一位 16岁的少年。少年并非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前来抓他当村干部的父亲和共产党员哥哥扑了空，恼怒之下用放羊的他来泄愤。无辜的少年不仅替父亲与哥哥死去，还被挖了心，砍下头，惨不忍睹。

那一天，离沁县解放已经不远了。即将迎来解放的最后日子，他们因村里一名地主告密而悲惨死去。

李彩萍二叔的死，自然也凄惨无比。李彩萍的爷爷后来去收尸时，也是零零乱乱地将儿子的尸骨捡在一起。从 25里之外的县城背着儿子回家，沉重的并非儿子干瘦的身躯。离家还有七八里路时，悲愤交加的爷爷终于挪不动步子，被村里人接了回去。

李彩萍的父亲并非共产党员。尽管弟弟临走时拉着他说：“哥，我活不了了，你没事。”他还是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后来把家里的粮食都交上去，又经村里几番沟通周旋，血淋淋的父亲才在半个月后被放了回来。

那一天，李彩萍抱着从父亲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去洗。她坐在河边，等父亲硬邦邦的衣服慢慢泡软，看河水被染红。

父亲的血，深深刻在李彩萍心里。

1947年阴历二月，沁县大征兵，号召热血男儿投入解放战争。35岁的父亲正好在 18～35岁这个年龄范围内。尽管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父亲还是毅然穿起军装，扛起枪。

三个孩子有两种选择，一是分到三家抚养，二是跟着失去丈夫且无儿女的二婶婶。经过沟通，二婶婶说不再嫁人。爷爷奶奶叮嘱她既然留下，就好好待三个孩儿。但三个孩儿毕竟不是二婶婶亲生。同龄的伙伴背起书包，李彩萍却成为这个家的主要劳力。地里活要干，回来还要纺线织布做针线。下边有比她小三岁的妹妹，比妹妹小三岁的弟弟，李彩萍一年四季东拼西凑付出全部力气，才能确保姐弟仨不露屁股不露脚趾头，尽力过得像有娘的孩子一样体面。

尽管这样，她还是没有能力给姐弟仨拼凑一条被子。

“天天哭。”李彩萍记得，想再也回不来的母亲，更想不知死活的父亲。

1949年春天，李彩萍盼来父亲的第一封信。欣喜若狂的她打开，却像看天书，只好找来村里识字的人给他们读。父亲在信中，问父母健康，问三个孩子平安，又告诉家人他跟着部队在河南。

那天，正好村中一位在县银行工作的人请回一个照相的师傅拍全家福。顾不上等地里的爷爷归来，奶奶带着姐弟仨跑去人家家里，要拍一张照片。看妹妹身上的衣服实在不像样，旁边一位婶婶脱下自己的夹袄给她穿上。

妹妹穿着一件快过膝的成人夹袄，与奶奶及姐姐弟弟高兴地拍下第一张照片。

李彩萍

心里的话，家里的事，好多话想说给远方的父亲听。李彩萍只能一字一句，尽力讲给念信的人，看对方像写密码一样写在纸上。李彩萍能做的，就是把一张珍贵的照片放进去，盼它翻山越岭飞到父亲身边。

此后父亲与家里通了信息，李彩萍便在家与读信人家中间跑来跑去。父亲回来的日子还是遥遥无期。李彩萍思念与委屈的泪水，依然没有停止。

秋日的一天，爷爷把她叫到身边：“孩子，这样的日子苦了你。给你寻了个人家，走吧。”

走吧。14岁的李彩萍明白了爷爷的话，什么也不问，在心里告诉自己，走吧。

订婚那天，男方带来一副崭新的被褥，一夹一棉两身衣服，都是家织粗布做的。

农历十月，到了李彩萍出嫁的日子。男方给的一身棉衣，做了李彩萍的嫁衣，一条大红棉裤，一件黑色棉袄。棉袄的黑色是用一种“爬爬草”加白矾煮出的颜色，因此并非纯正的黑。母亲走后，父亲一把剪刀将她两条小辫剪掉后的短发，有人给梳得整整齐齐。

嫁妆除了男方家给的一身夹衣，一床被褥，还有母亲出嫁时姥爷陪过来的一只大板箱。“黑色的，上面绘有牡丹花。”另外，还有母亲没舍得穿几次的两身陪嫁衣。

这是奶奶搜遍母亲箱底所能找出的，全部可以拿出手的物件。

由男方家送来的新被褥放在黑色板箱上，两位送亲者抬着；几身陪嫁旧衣及一些零碎物，由另一位送亲者抱着，走出李彩萍生活的沁县南里乡上庄村。她说当时他们村接亲已经时兴骑马或坐马车，可相隔七八里的婆家派来的依然是一顶花轿。

巧的是，这顶花轿那一天要接送两位新娘。因此排在后面的李彩萍到婆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亲戚乡邻大都散了，家里给送亲的人留着一桌喜饭。昏暗的油灯，桌上一盘菜是豆腐，另一盘看不太清。有人边夹边说：“肯定是肉。”没想到吃到嘴里，却是金瓜。早饿了的送亲者抓起手边的“黄蒸 ”（黄软米包了红豆馅，做成馒头样上锅蒸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新娘的待遇，要好一些，是一个白面馒头。李彩萍记得还做了花样，新娘的馒头是一个“兔子”，新郎是一匹“马” 。

乐队在漆黑的夜里，吹着，奏着，一声声提醒着14岁的少女，自己成了他人妇。

苦孩子李彩萍，并未觉得人生就此变得灰暗。她心中除了惦记弟弟妹妹，还紧攥着一个识字梦。所幸，四年后她跟着复员的丈夫到了太原。第一件事，就是进入扫盲班。在那里，即将 20岁的她像小学生一样，从“一二三”开始学习。几年后，她不仅顺利进入工厂参加了工作，还当了车间主任，走上省级劳动模范领奖台。

03

扶老携幼，过河去

靳双院/绘

1949年，14岁的赵炳旺已经成为田地里的好把式。父亲是党员，又是村里的“公安员”，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忙于清理特务、汉奸的事，还要负责全村的治安工作。因此11岁时，赵炳旺就下地劳动。他说自己多年营养不良，身材本就瘦小，开始连犁都扶不住，只能拼尽全力，歪歪扭扭地跟着牛前进。

父亲在身后，上粪，撒种，指点他如何用力。

三岁就开始逃难的赵炳旺，童年少年记忆里就是两个字：快跑！如果再加一个字，那就是“一直跑！”跑到哪里？他说不知道，跟着人群，跟着牛羊，跑，跑，跑！

他见过三次日本人。一次是与姐姐在邻村马家庄，突然日本人来了。听到消息的村民跑进逃难洞，可还是被找到了，用枪托把他们全部打出来，赵炳旺是孩子，逃过一劫。还有一次也是逃在别村，碰到日本人。他说男的大多跑了，好多女的跑不动，无奈坐在院子里。有一个情景，他当时不明白，就是手忙脚乱中的女人们都要齐刷刷把锅底灰胡乱抹在脸上。日本人亮出刺刀，冲着人们，脸上是胜利的笑。

赵炳旺说真正的日本兵戴着日式战斗帽，多数时候在村里作乱的是中国汉奸。因此他父亲的“公安员”工作才那么费力，辛苦。

偶尔可以悄悄回趟家，却没门没窗，屋里除一盘炕、一个灶台之外，空空如也。就连村里的大树小树都是断的。日本人在村里住过三天，树与门窗便都烧了火。家家门上都是一片用谷秸编织的“门帘”。吃的更没有，苦菜之类的野菜都挖绝了。满坡满岭光秃秃的，偶有一根草，倒成了稀罕物。有一阵实在饿得不行，村里人就尝试去吃一种植物，没想到食用之后大便都下不来。

娘是小脚，走路都困难。一次娘带着他逃到半路，实在跑不动了，就推他跟上人群快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自然想跟着娘，死死抱着不肯走开。娘便疯了一样大吼：“你不想活了？”说着猛地把他推得远远的。他只好一边回头望娘，一边哭喊着跑进人群。

从这样的日子里熬到1949年，赵炳旺怎能不百感交集，悲喜交加？他说之前回村，人们之间聊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昨天谁被抓了，今天谁又被打死了。哪里能想到，可以活到今天！

说到这里，赵炳旺又失声笑起来。他眼里的泪、心里的苦还没消融，因此那笑，便带了哭腔，又涌动着难以控制的幸运与激动。

尽管穿的还是那件冬天塞进棉絮当棉袄，春秋掏出棉絮当夹袄的衣服，赵炳旺还是一路欢呼着，在这年10月份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往县城段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北京的沸腾，传递到山西，传递到老区武乡。伤痕累累的这片土地上，咧嘴笑了。

赵炳旺

赵炳旺所在的马庄村，离段村有十几公里，中间还有一条大河，步行差不多两个半小时。然而那是多么兴奋的一条路啊。开大会是上午，许多人兴奋得一夜没睡着，次日早早就爬起来出发了。

当年大河浩荡。“差点把我漂走”，赵炳旺记得清，他的身体几度不由自己控制，让水冲着走。幸亏，被身边一群比他大的后生死死拉回。

前后，左右，过河人也是前所未有的壮观。大多是男的拖着女的，女的拽着小的，更有人手里搀着老的，背上负着小的，孩子嘴里咬着吃的。大河里零零乱乱，人头涌动，时而欢喜地笑，时而惊心地叫。

确实，那时候还没有关河水库，从他们村去往段村，要战胜浊漳河的奔腾。然而齐腰深的大河，无桥，天冷，都不是阻隔，他们心甘情愿跋涉，他们在河中心生愉悦。

段村的那一天，铺天盖地的人，铺天盖地的传单。赵炳旺一眼看到武乡的抗日英雄，当时县公安局局长郑文奎。大大的场地有一个总台，然而人太多，当时又没有电，没有扩音器，因此又搭建了四个分台。总台上是县委书记李鹏飞，举着喇叭，大声说话。李书记说一句，四个分台上的负责人就分别向台下传递一句。

场子里坐满了人，水泄不通，赵炳旺说不让站着，都坐在地上。

心里那个高兴啊。其实大多数人前来，并非关心开什么会，比如他就记不得开会的内容，只是想来看看，想来跟着高兴高兴。

赵炳旺不记得街上有节目表演，但记得传单上的部分内容，比如有一句：“眼泪未干，血债未还”。

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告诉人们，虽然解放了，虽然大难过去了，但不能放松，还要坚持斗争，要努力恢复家园。

远在北京的事，天安门城楼上的大事，李炳旺并未听说。他的眼里，那一天的武乡县城，就是天下最热闹的；那一天武乡的庆祝场地，就是天下最大的场所。

太平了，父亲让他读书了。赵炳旺背起书包，在村里读完小学，又到监漳读了高小。每月40斤小米，20斤白面，父亲按时给他背去。在学校，他第一次过上可以吃饱肚子的生活。早晨小米焖饭，中午有面条，晚上和子饭。

“吃的可好呢！”赵炳旺犹如回到从前。

解放后生活一天天好了，他相信生活会更好，但有些话还是不能信，比如有人说以后的日子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哈哈哈——”他今天依然记得当时听了的感受，“瞎放屁呢！”

可是啊，今天的赵炳旺，窑洞里不仅电灯亮堂堂，还早已淘汰了电话机用着手机。白菜在冰箱里放着，熬稀饭用的是电磁炉。早晨起来就可以炒个土豆丝或白菜吃，晚上有女儿送来现成的饼子。

“天堂活着呢。”这个退下来多年的村干部感叹着，望向窗外的阳光。PICS

来源：晋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