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艰难起点：“他十九岁来到西影，从帮厨做起，并未停下追梦的脚步。靠着大量读书和记笔记，走过了电影道具、美术、影视广告，再到导演的漫长之路。”
艰难起点：“他十九岁来到西影，从帮厨做起，并未停下追梦的脚步。靠着大量读书和记笔记，走过了电影道具、美术、影视广告，再到导演的漫长之路。”
立志与坚持：“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干伙夫，这句简单的话背后，是他将文学与电影结合的执着与热爱。”
少年时我在榆林城里长大，小学毕业后，家里没钱让我上中学，14岁就辍学了。工作不好找，19岁招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青春期饿肚子是大问题，先在西影食堂里当帮厨是首选，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
小时候没好好上学，到西影后才开始认真读书，星期天哪也不去，从早坐到黑以书为友，以书为乐，以书为趣。我知道老师的知识是从书本里来的，那么我为什么不到书本里去呢？
我开始从头自学，基本上把中外名著全部读完了，那时候也没学习方法，就是下苦功、下死功。
主要靠写创作笔记，大量记笔记。后来写了三十多本读书笔记，摞起来有半人多高，我把这些书读完后，才接触到所谓电影艺术，我喜欢美术，当时电影厂搞美术的人很多，我觉得美术还是不太适合我，就转入写影评、进行电影理论研究，这样进步特别快。
我一边写拍摄花絮，一边学习电影理论。干电影道具的同时，用电影理论对照现场拍摄。干了十几年的电影道具，参加十多部电影的摄制，在摄影机旁站了十多年岁月，自己日积月累对电影的感受，越来越敏锐。
我对电影剧本领会，往往比较深入，摄制组开创作研讨会发言，总能引起剧组导演注意，就这样逐渐进入主创中心。在漫长岁月里，我在电影道具这个行当干到最高水平。
虽然干道具，但是热爱文学，在电影拍摄现场，我常常观察导演们的场面调度、摄影机位。心想，我是导演怎样来导戏呢？我也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自己一直默默地记在心里。
过去西影厂每周都有专门放映内部参考片，让职工学习电影。我在电影院黑灯瞎火摸着黑，在银幕微弱的光影下，在本上记画面、记台词、记音乐。
西影我的家里，天天聚着许多人，白天上班，晚上家里灯火通明，议论不休，谈电影讲的啥？谈主人公表演，影片主题思想等等，沙龙式的交谈。直至深夜，方才散去，明天再继续。所以，西影厂长吴天明说：何志铭家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注：裴多菲俱乐部：于1956年3月17日在匈牙利成立，以推动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
看电影养成了习惯，猜镜头画面下一个会是什么景别？大全？中景？特写？时间长了就把整部电影镜头分切猜个八九不离十。最初策划导演影视广告，大家知道广告最难拍。比电影和电视都难风险大，如何在30秒内说服顾客来购买商品，是一门高超奇妙的艺术。后来拍片注重讲故事，我觉得艺术核心就是讲故事，电影更是用镜头来讲故事，怎样把故事讲好，就像陕北说书艺人一样，通过说书来吸引人，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二.艺术创作与陕北文化深刻联系
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在陕北人圈子里面，我是小字辈，我能有一定的进步和成绩，和许多陕北前辈对我关心是分不开的，特别有一些朋友，像路遥、张子良、张弢等。
大批陕北朋友，他们看重我比较喜欢学习，所以热情的帮助我，使我很快从电影场记、道具、美术，主管“西影短片部”（原西影科教纪录片部）转入广告、宣传片、纪录片、电视剧导演。
从80年代文化启蒙中回望和拍摄陕北，最早导演《我们只有一片土地》，然后拍摄曹谷溪的《陕北父老》《陕北是个好地方》《梦回榆林》，基本上我的艺术创作没有离开过陕北，一直在西部电影艺术的创作中讨论、争执、创新的漩涡里求新颖、求突破。
扎根陕北题材：
“从1989年开始导演《我们只有一片土地》到《陕北是个好地方》他的作品始终紧扣陕北主题，用镜头记录黄土高原的变迁。”
1997年导演电视连续剧《半个红月亮》《模范张民办》和《到一斗谷当村长》，当时的陕北还没有退耕还林，冬天光秃秃一片，现在看来觉得挺有意思，至少记录我们陕北大地，从黄尘漫漫到今天退耕还林后绿色家园的变化。
我的作品主要以陕北题材为主，从《波罗古堡 一个来自天国的地方》到《梦回榆林》《李鼎铭先生》，整体大量注入历史再现，不管纪录片、专题片、宣传片都注重讲故事。
纪录片《李鼎铭先生》加入故事片元素后，使片子变得更加好看，而且刚好又是我强项。我是电影厂专业美工道具师出身，在历史再现方面打熬那么多年，做起来更顺手，更地道，感染力当然更强。
接着我拍《梦回榆林》，是李春元老师撰写的，片中提到有名有姓八十多个人物，把榆林古城上下古今历史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后来此片获得榆林市委宣传部优秀项目奖。
要说拍得比较好和成功的，还是陕北民歌《东方红》和《想起我的男人背地里哭》，这两部影片刚好又是我的强项，获得全国最佳导演奖。
我对陕北民歌一直比较关注，我所有影片，特别是陕北影片都和民歌有关系。这与西部电影寻根文学，早期中国文化大讨论有关。就是注重民俗文化中包含的陕北民歌。
我和陕北民歌手王向荣很早就认识，王向荣跟我同庚。我的陕北民歌素养和修养大部分都跟歌手交往有关，李光明，李政飞关系都非常好。
在陕北搞艺术，我觉得不懂陕北民歌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是丢失非常重要东西，陕北民歌影片刚好又是我的强项，也是机会，同时也是空白，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延安资方眼光找到我也是独具的，两部影片完成后获得很多全国奖项，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拍陕北民歌题材，能够准确把握，里面那些意境内容，能够深刻了解。现在像我同龄人，从事影视创作很少。艺术最根本力量在于体验，特别是感受。因为你不在那个时代，你没有那种感受，间接经验也会是苍白的。
艺术创作需要修养、学养、历史和经历，这些事情都给我帮忙。形成对我的影响，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证明这种体验和素养的重要性。陕北民俗和民间文化独具特色，因为大家知道陕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所以陕北民俗文化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命脉。
陕北民俗是陕北文化的灵魂：
“他认为，陕北民歌是民俗文化内涵之一，不懂陕北民歌、陕北方言这些方面，就无法真正展现这片土地生命的意义。”
八十年代以来，产生的寻根文学寻的什么根？主要寻的中国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有好多暗示东西，有文化意义。
我们通过民俗文化才能够说清楚，文学艺术创作和电影创作，需要大量的民俗文化来填补，吴天明时期的电影《人生》里面的一些陕北民俗活动，就能体现陕北人生存的独特性。
陕北文化的深刻性，为艺术创作带来成功，民俗文化基本上影响了我，因为我在这中间长大，我看到爷爷那时候怎么干活，从小看到父母怎样说话。他们平时说话风俗习惯，历史回顾对我深深影响，所以民俗文化对一个人成长，特别是搞艺术的，那是非常重要甚至难以言喻财富。
说说你对路遥的认识：
路遥与何志铭
我和路遥认识早接触比较晚。路遥去世前一年的1991年，我开始和他正式交往，虽然时间很短，很快成为好朋友。
为什么呢？那时西安的陕北人不多，陕北人见陕北人分外亲切，最关键一点我是电影厂的，当时陕北人搞影视在路遥朋友圈里就没有，所以路遥对我分外看好，加上我也是陕北榆林人，说话口音各方面都能唠到一块，跟路遥都有共识。
路遥是很时新的人，不写作时候，也想能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抽烟抽的更好一点。路遥平时说话很幽默，经常编些很幽默的段子逗大伙玩，很少有沉着脸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非常高兴，朋友和他在一起，都是如浴春风一样的温暖。
1991年6月，路遥从北京获茅盾文学奖回到西安，当时整个陕西舆论界基本上都包围着他。但是记录他创作的几乎没有，西安电视台的毛安秦要做节目，张子良给路遥推荐我去。我们跟路遥生活在一起，沿着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足迹，重新回到他当年创作地方，包括下铜川煤矿，到柳青墓前，整个走了一大圈，全程拍摄下来。收麦的时候回到西安，到陕西省作协大院拍摄路遥写作镜头。
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影响很大，解说词我先过一遍，然后路遥又过了一遍，现在路遥解说词原稿，还在我这放着。路遥有一张照片，在一个小院门口坐着看稿纸，这就是他亲笔抄改的解说词脚本。
何志铭导演路遥纪录片
现在能看到的路遥视频和《平凡世界》开头路遥原声，还有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都是我当年专门让路遥本人录的声音。
这部片子后来被评为1991年度陕西省社教节目人物类一等奖，这也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个最大影视奖。
亲不亲故乡人，路遥看见我很亲，我看见路遥也非常高兴，所以我俩在一块几乎无话不说。他对我说，我看没有你办不成的事，把你从西影厂调到我们作协来吧，我觉得在西影工作惯了没答应。
路遥去世后，航宇撰写剧本并找到我，要为纪念路遥一周年再做纪录片，我们开始一路北上，到陕北又走了一大圈，包括路遥延川老家，清涧老家以及榆林市，沿着路遥生活过的轨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拍摄。
1993年11月17日，路遥去世一周年，我第二次又完成《路遥》纪录片，分上中下三集。也是最早以《路遥》为片名拍摄的纪录片，现在网上这部片子影响也很大，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和时间证实了这部片子的价值。
张子良与张艺谋
《路遥》这部纪录片分集片名：根、人、艺，都是张子良题写的，张子良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宗师，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是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剧本就是张子良编剧，他成就了这两位大师。
张子良陕北子洲人，跟我老乡。比我大一轮，他对我年轻一辈关心非常多，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他有新剧本，往往我是第一个观众 。他说话很幽默，也很少正儿八经说事情，张子良是个非同寻常的人。
吴天明与何志铭
张子良在吴天明以前，就和张艺谋合作过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所以应该说张子良给吴天明介绍路遥，然后才有电影《人生》，而电影《人生》的责任编辑就是张子良，他对陕北文学，特别是陕北影视的创作贡献，非同小可。
三.陕北影视创作的现状与问题
现状分析：“尽管陕北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他坦言，许多作品忽视了地方化与民族化的核心价值。”
批判与建议：“地方化能够体现民族化。语言真实更是艺术的根基。他呼吁影视人多读好书、准确了解历史，加强间接和直接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更具思想深度的作品。”
我是陕北人，关注陕北文化，我对陕北的创作一直非常注意，我认为从现在来看我们陕北的影视创作基本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陕北单独存在的。
中国电影我觉得，疏忽了三个时代的电影，一个是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另一个是建国十七年以来电影，还有就是八十年代人文电影。
从总体上说，没有把延安鲁艺时期文学和电影创作精神留下来，所以陕北影视文化我认为是一块荒芜的田园，陕北影视创作还是有待提高。
我认为在民族特色所包含的地方特色中，将方言融合到陕北影视题材里面，这个作品才是有根的，在真实生活中，陕北人说的就是陕北方言，陕北题材不用陕北话，完全不是陕北人说的话，听起来会貌合神离。
何志铭导演在拍摄现场
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解决好，我认为要说大家能听得懂的陕北方言，利用的好就能产生非常可贵的艺术效果。
方言就是民俗内容之一，现在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化具体落实到就是地方话，地方方言。比如过去的电影《抓壮丁》，用的四川话到现在都影响很大。
只有地方化才有民族化，只有民族化才能创作个性，才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振兴电影创作，首先要振兴电影文学。推动电影文学创作实际上就是艺术评论，现在的电影文学创作包括影视创作，缺少评论，好的也不说好，不好的也不说不好。
四.对未来的展望与寄语
文化的使命：“文学的使命在于批评，艺术的根本是思想。在他看来，陕北文化的丰富性为未来创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对年轻创作者的鼓励：“他希望更多人才涌现，用思想和热爱填补陕北影视创作的空白。”
陕北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有无数精彩的故事，有待于我们去挖掘去开掘。
我欣喜看到，大部分创作者都很努力，一代新人正在成长。我感到非常高兴，也愿意和大家一样，能够参与陕北文学，陕北影视创作，让我们艺术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影视创作的人才，和正常人的成长一样，要经历三个阶段：青年时代要立志，想干什么？能做什么？中年时代要专注，不专心致志，就不能够成功。老年时代要抓紧时间，选择最主要事情做。
艺术创作我的态度，我们重点还是要解决艺术的质量问题，要解决作品的人文价值，要挖掘陕北文化后面深厚的东西，要将前人没有做到东西和空白，想办法能够补上。
陕北文化有做不完的事情，而且陕北文化就代表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你把陕北文化做好了，就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了，你就没有白活一生。
陕北影视题材要做的地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做的不地道，不真实、虚假、远离生活。
拍出来要像陕北人的东西，像陕北文化、陕北气派、陕北作风。主题思想尽量要深刻。虽然是宏大主题，故事讲得好，能够担当得起来。
我希望陕北土地上能够出人才，主要是出思想。没有思想的话，就没有什么人才可言。所有艺术创作归根结底是思想产物，就是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认识的深度。
怎么认识深度呢？就是从事影视创作人要多读书，因为历史和认知，才能支撑起艺术。
陕北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是长城和黄河交汇地方，影视文化题材非常丰富。也有待我们去开发，陕北影视创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一种好的现象。至少也给我们留下了好多创作的空白，有待于我们去思考去创作。
“陕北是中华文化的摇篮，也是影视创作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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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何志铭，陕西榆林老城人，1971年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在西影厂先后从事过厂办干事、电影道具师、电影场记、电影导演助理、美术师、广告策划导演等职务。何志铭导演职业生涯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
代表作品：
导演纪录片《路遥》（三集）《陕北父老》（三集）《陕北是个好地方》（十集）《大话新西部电影》（十集）《永远的西影》《波罗古堡》《梦回榆林》《李鼎铭先生》（八集）等；陕北民歌影片《东方红》《想起我男人背地里哭》等，电视连续剧《半个红月亮》《模范张民办》《到一斗谷当村长》等；主编《西部电影碟装16部》《西部电影中的民歌民谣》大型图书西安电影制片厂厂志《西影44年》等，获奖很多，影响很大。
来源：吉棠说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