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白在唐代，不以书法扬名，应是公论，一方面，我们未曾在其诗文中看到李白谈及自身书法，另一方面，在目前可见的唐代书法理论著作中(如张怀《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也无李白之名。

李白，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被尊称为 “谪仙”，他的诗歌才情超凡，“诗人” 形象早在生前便已深入人心，声名远扬。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的 “书家” 形象却未与诗人形象同步确立，彼时，书法领域对他的关注寥寥。

直至宋代，随着文化的传承演变，文人雅士对李白书法的挖掘与推崇渐起，他才逐渐被构建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书家形象······

李白在唐代，不以书法扬名，应是公论，一方面，我们未曾在其诗文中看到李白谈及自身书法，另一方面，在目前可见的唐代书法理论著作中(如张怀《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也无李白之名。

那么在此，则可以设想几种基本的可能性:第一:李白十分善书，但由于书作缺失和文献失载，致使其书名不彰。

第二:李白十分善书，但由于其诗人身份太过耀眼，其书名为诗名所掩，以致不能传世。

第三:李白并不善书，至少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审美，因此不被时人称道。关于第一种情况，杜甫曾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言到:“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中心人物，在世时已经“声名从此大。”且其久居长安，以“翰林院诗待诏”身份出入宫廷，与当时著名的诗人、政治家等皆有交往，加之李白传世诗作极多，看过其挥毫泼墨的人应不在少数。

但是，见者甚众，却论者寥寥，连最仰慕他的杜甫，也没有称赞李白书法的诗歌流传。因此，第一种情况能够成立的概率较低。

而从事实来看，“诗掩书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唐代并不鲜见。前文已经提及，唐代有以书取仕的传统，宋《宣和书谱》云:“大抵唐人作字无有不工者。”

则唐代诗人群体中，善书者颇多，著名的如贺知章和杜牧。

贺知章以小草见长，有草书《孝经》传世，杜牧则有行书《张好好诗帖》传世，颇得二王笔法，然而在唐代，杜牧也不以书家闻名。

而相应地，擅书却籍籍无名的诗人，就更多了，其典型如杜甫,杜甫没有可靠的书作传世,但在其《壮游》诗中言道“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其在书法上也下过功夫。

后又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草书非古空雄壮”等书法理念。所谓“瘦硬’指的应是以欧阳询为代表的初唐书风,再联系到杜甫对“初唐四杰”的推崇,(《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在书法与诗歌上的审美观念应是一致的，崇尚初唐。

然而，杜甫在而第三种情况，也是李白书法研究中的症结所在，我国古代既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将名人的不足之处隐而不彰。

因此无可寻觅，以至于给后人留下想象和讨论的空间，现关于李白是否善书的讨论，应主要聚焦于后两种可能。

按晚唐秘书省校书郎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记载:

予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又于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写《访贺监不遇》诗云:“东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为宝，用献知者。又于历阳郡得翰林《与刘尊师书》一纸，思高笔逸。

裴敬其人，史载不详。按其自叙“裴将军，予曾叔祖也。”可知其先祖为开元时与李白并称“三绝”的裴旻，河东裴氏后裔，官至秘书省校书郎。

按碑文记载，唐会昌三年(843)二月，裴敬从淠水草堂出发，南游江左，曾四至青山，两到当涂，寻访李白相关踪迹，与前濮州甄城县尉李劭共同拜谒青山李白墓，并撰写墓碑碑文。

四裴敬的记载较为详实，是史载最为可信的李白书法亲见者，并明确提及李白书法作品《与刘师尊书》《访贺监不遇》诗卷，赞其“思高笔逸。”这是目前最早的对李白书法的品评。

《本事记》是晚唐文学理论家孟启所著的诗学批评著作，其《高逸·第三》记载:

(帝)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道利，凤跨龙孥，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因谈及李白书法的唐代文献极少，这段记载殊为可贵，常被研究者所引用，用以突出强调李白书法用笔道劲，凤跨龙。

然而《本事记》在体例上毕竟不属于史书，而是事实与讹误并存，正史与轶闻互见”，受唐传奇影响，带有一定演绎色彩。

《本事记》强调“以诗系事”保存了许多唐代诗人作诗的缘由、轶闻以及民间故事。作者孟启，其名历来有争议，又称“孟榮”、“孟綮”。

但随着洛阳白马寺孟氏家族墓志的出土以及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作者名为孟启应为定论，其余皆为讹误。

孟启，字初中，平昌安丘人，约元和年间(806-820)生人，乾符二年(875)进士及第，而《本事记》最终成书，应在景福中(892-893)以李白卒年 762年论"，孟启生活的年代距离李白相去不远，因此其记载尚具有一定可信度。

同时，李白酒后被玄宗召见作诗之事，不独见于《本事记》，新旧唐书中均有记载。《旧唐书·文苑列传》载:“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

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己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

《新唐书·文艺列传》:“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己醉，左右以水面，稍解，成文，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回。

来源：天净绪史一点号